龚剑：敦煌塑像、壁画中的唐朝武备
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存自十六国至元代历代壁画四万多平方米，内容以佛教题材为主，壁画中佛陀、菩萨、天王、力士、飞天、供养人等为主，故壁画的研究成果也主要以佛教题材内容为主。壁画中还涉及大量天王、武弁、其兵甲器械众多，国内学界只有杨泓先生对敦煌壁画中的北朝、唐朝骑兵做了一定梳理。本文拟通过对敦煌壁画、绢画对唐朝武备进行分析梳理。
一、史书中唐朝武备
由于唐朝法令制度，极少下葬武备，至今考古所出唐朝武备仅有窦皦墓唐刀和曲江、大明宫残甲一套，这些实物对唐朝武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样本，但是因为实物样本数量太少，无法系统描绘出唐朝武备状态。《旧唐书》、《新唐书》、《唐六典》、《神机制胜太白阴经》等著作记录了相当数量的唐朝武备情况，笔者梳理出其内容，有助于对唐朝武备有一个较为详细的了解。
笔者从宫廷和军队两个角度来阐述唐军的装备。两唐书中的《礼制》、《仪卫》记载宫廷仪卫中持有长短不同兵器，长矛类有“槊”和“漆枪、木枪、白杆枪、朴头枪”四类枪；仪卫在朝会时“佩弓箭、胡禄”；右骁卫、左右卫、清游队立于两阶、东西廊佩“鍪、甲、弓、箭、刀、楯”，用“黄、赤、黑”加以区分。左右金吾卫“带弓箭、横刀……二十人持槊，四人持弩，十六人带弓箭。”；大驾卤簿，天子出行时，千牛卫将军一人陪乘玉辂“执金装长刀”；左金吾卫队正、左右金吾卫翊卫持“银装仪刀”；左右威卫队正“执银装长刀”；左右卫翊卫“各执金铜装仪刀”；仪仗骑兵“甲骑具装”。从现有史料来看，宫廷内卫的卫体装备有甲冑（鍪）、楯（盾）；长杆兵器有枪、槊；刀剑有金装、银装长刀和仪刀、铜装仪刀、鍮石装长刀；远射兵器有弓、箭、胡禄。刀剑的不同材质的装具也对应了军职的将军、队正、仪卫武士等。
军队装备在唐史料中也有明确的记载，《新唐书》兵制载：“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藤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神机制敌太平阴经》载：“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甲，六分七千五百领。战袍，四分五千领。枪，十分一万二千五百条，牛皮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马军以团牌代四分支。弩二分，弦三分，副箭一百分二千五百张。弩，七千五百条弦，二十五万只箭。弓，十分弦，三副箭，一百五十分。弓，一万二千五百张，弦三万七千五百条，箭三十七万五千集。射甲箭，五万只。生鈊箭，二万五千只。长垛箭，弓袋，胡鹿长弓袋，并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副。佩刀，八分一万口。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棓，二分二千五百张。马军及陌刀，并以啄鎚、斧钺代，各四分支、搭索，二分二千五百条，马军用。”唐军远射武器为弓箭，佩胡禄，箭为“射甲箭、生鈊箭、长垛箭”三类；盾牌为牛皮制；军士的“佩刀”即为横刀，长柄武器为“枪”、“陌刀”“棓（棒）”；甲冑《太平阴经》中未说明细节，但是在《唐六典》中则阐述的较为清晰：“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细鳞甲，四曰山文甲，五曰鸟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阜绢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锁子甲，十有三曰马甲，今明光、光要、细鳞。山文、乌鎚、锁子皆铁甲也”。
《唐六典》中对枪的注释：“矛、长八尺曰槊，马上所执。盖今之漆枪短，骑兵用之；木枪长，步兵用之，白干枪，羽林所执；朴头枪，金吾所执也”。
《唐六典》中对刀剑的注释为“今仪刀盖古班剑之类，晋、宋已来谓之御刀，后魏曰长刀，皆施龙凤环；至隋，谓之仪刀，装以金银，羽仪所执。鄣刀盖用鄣身以御敌。横刀，佩刀也，兵士所佩，名亦起于隋。陌刀，长刀也，步兵所持，盖古之断马剑”。从这段注释中可以较为清晰的知道，仪刀属于皇室仪仗用，配龙凤环。班剑制度始自汉朝，天子百官皆佩剑上朝，地位较高大臣，皇帝赐“剑履上殿”，后来为了避免出现佩剑行刺，剑刃换成木质，班剑两晋以后逐渐成为仪仗之物。鄣刀在目前的史料中也未见详细的描述，也无出土实物可对应，无法考据。横刀是宫廷宿卫军士和军队常备佩刀。《隋书》卷十二志七载 “一百四十人，分左右，带横刀”，说明横刀自北周时期就已诞生，隋沿用。《唐律疏议》卷八卫禁律“诸宿卫者兵仗不得远身”疏议曰：兵仗者，谓横刀常带；其甲、矟、弓、箭之类，有时应执著者并不得远身。宿卫时，“横刀常带”，故而高宗对为千牛卫将军的王及善说：“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横刀在朕侧”。《资治通鉴》的胡注中则能发现一些有关横刀名称由来的线索：“横刀者，用皮襻带之，刀横掖下”。从史料中可知，横刀为双提挂形式，配挂于腰间。陌刀在唐代史料中则有较多的记录，在唐代对外战争和平定“安史之乱”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陌刀起源于隋朝，隋将阚棱善使陌刀，《新唐书》载：“阚棱，伏威邑人也。貌魁雄，善用两刃刀，其长丈，名曰陌刀，一挥杀数人，前无坚对”。隋亡唐兴之后，陌刀随即进入唐军，唐军中李嗣业也著名的陌刀将，《新唐书》载：“李嗣业，字嗣业，京兆高陵人。长七尺，膂力绝众。开元中，从安西都护来曜讨十姓苏禄，先登捕虏，累功署昭武校尉。后应募安西，军中初用陌刀，而嗣业尤善，每战必为先锋，所向摧北”，至今考古系统和民间收藏都无陌刀实物出土，故至今也无法确定此刀形制。
《唐六典》中对弓的注释：“弓之制有四：一曰长弓，二曰角弓，三曰稍弓，四曰格弓。今长弓以桑柘，步兵用之；角弓以筋角，骑兵用之；稍弓，短弓也，利于近射；格弓，彩饰之弓，羽仪所执”。按照如此分类，宫廷仪卫用“格弓”，步兵用“长弓、稍弓”，骑兵用“角弓”，弓箭与胡禄配套使用。
二、壁画中唐武备与实物
敦煌塑像、壁画中有大量的天王、武弁、器械图像，对研究唐朝武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笔者将敦煌、榆林窟中涉及甲冑、刀剑、弓矢、具装铠等图像进行分类和比较，结合史料和考古实物，试图厘清唐朝武备的一些细节。
1、刀剑
南北朝时期，中国和西域交往愈发深厚，萨珊、粟特风格的刀剑风格开始影响中国，北周时期中国刀剑开始采用双附耳式方式悬挂于腰侧，放弃了战国开始的剑璏式悬挂形式。至隋唐初期，刀剑开始出现剑格。中唐时期敦煌壁画、绢画中天王、武士手中的剑开始出现剑格，剑格形式有主要有三类：直翼八字型剑格；平面柿蒂纹型；菱形剑格。
中唐时期敦煌158窟“各国王子举哀图”中最早出现直翼八字型剑格，158窟开凿于吐蕃统治晚期的前段，大约在公元756-781年，西夏时期进行过重修。“举哀图”中右下角有一王子，持剑刺胸，其剑格为八字形（图1），两翼较直，中段有尖凸。壁画的左侧，一王子背对画面，缠头，腰侧悬挂佩剑，剑柄较为模糊，但是能清晰的看出其剑格为清晰的直翼八字格，中段无尖凸，鞘室有金属包边。
举哀图表现的是释迦牟尼入灭的时候，西域各国王子以“割耳剺面”、“刺心剖腹”的形式表现对释迦摩尼的哀悼，“割耳剺面”、“刺心剖腹”是东汉至隋唐期间，出现在中亚、西域和中国北部诸民族的一种丧葬习俗。敦煌061窟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于十世纪中期所建的功德窟，五代时期修建，宋代重修部分壁画，其主室的东壁、南坡说法图中的武士所持长剑，皆是直翼八字剑格（图2、3）。此类直翼八字剑格在宋朝演化成新月格，并延续至元明清三朝，部分新月格中演化出睚眦，成为广为熟知的龙泉剑格。现存于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原藏经洞唐绢画中绘制了大量十一面观音、天王造像，其手中的剑虽然为法器，但是器形完全是遵循当时的剑的形制，手中剑多为直翼八字格。
大英博物馆藏十一面观音像年代为公元701-850年（图4）；吉美博物馆藏天王像馆藏方未给出年代，从图像构图来分析应该不晚于五代（图5）；吉美博物馆EO1162敦煌绘画组图中，辩财天手持长剑，剑格略呈新月形，剑首为环（图6）；这批敦煌绢画、绘本中的观音和天王手持的长剑都是直翼八字型剑格。
此类八字格剑的剑首多为环首，剑鞘形式不得而知，在同期的壁画中，尚未发现八字格剑鞘形式，仅在举哀图中见到鞘室有金属包边的特征。
笔者收藏的直翼八字格剑与敦煌壁画、绢画中所绘制的剑形完全一致（图7），此剑根部刃宽4厘米左右，至剑尖宽度2.5厘米，刃体由根至剑尖收分较快。剑格两翼较直，顶部稍微有放大，佩表一侧（剑悬挂腰侧，朝外一悬挂面称为佩表）起脊线，佩里侧则是平面，剑茎类似汉剑，制作工艺非常规范。此剑就是典型中唐时期出现于壁画、绢画中的直翼八字格唐剑。
菱形剑格形式出现中唐时期，此种剑格是受到突厥风格影响，在同时期的唐陵、突厥石人中都有较为清晰的表现。敦煌壁画中较少的表现出此种风格，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由斯坦因带走的晚唐时期敦煌绢画中有此剑格形象（图8）；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绢画（馆藏编号：1919,0101,0.35）中的天王像，手中长剑的剑格为菱形（图9）。具有突厥、粟特风格的菱形剑格在武周时期开始大量出现，至晚唐逐渐消失，此种充满西域风格的格，在已知的资料中多是刀格，较少是剑格。此种形式的格并未在后世的中原地区得以发展，而是随着唐王朝的毁灭，退出了中原武备形制。双附耳提挂形式在敦煌壁画中展示的不多，榆林窟025窟南方天王随扈的手中剑鞘就是典型双附耳形制（图10），这种双附耳形制来自于萨珊文化，从北朝开始逐渐出现在中国，至中唐时期逐渐成为唐刀剑一种特有的风格。
国内文博系统未在考古报告和文集中公布过有菱形剑格、双附耳唐刀出土，甚为遗憾。随着国内刀剑收藏的发展，唐菱形剑格实物逐渐被诸位收藏家收藏，笔者和铁锤先生都收藏有此类格（图11、12），格的材质有银、铜、铁不等，此类刀格两翼靠刀背端略厚，靠刃端较薄，明显可区别；剑用的菱形格两端厚度较为一致，此类刀格在唐陵中也有较为清晰的表现，此种菱形格在辽朝刀剑中得以继承。此种剑格风格的剑首多为圭形，外包金属，提挂附耳国内亦有出土，为少数收藏家珍藏，此种附耳在南北朝时期，多为一个简单的圆弧形，以固原李贤墓出土的北周横刀为典型，至中唐，附耳已经变成多曲关系，已经非常中国化。这样形制的唐刀东传至日本，形成日本早期太刀的起源，现正仓院保存的“金银钿装唐大刀”就是此类唐刀代表。（图13）。目前所知收藏家和博物馆保管的唐朝刀剑中，刀的数量大于剑，主要的刀型仍旧是汉刀直刃式（图14），唐中期之后，诞生了一种新刀型，刀尖为剑形（图15）。唐朝刀剑手柄都裹鲛鱼皮，西安窦皦墓墓中的唐刀实物上能看到残留鲛鱼皮痕迹，在莫高窟025窟毗沙门天腰侧的佩剑的图像中亦有显示。
平面柿蒂纹格出现在晚唐时期，莫高窟012窟主室西壁的两个武士手中之剑就是柿蒂纹平格，剑首为如意形，此种风格的剑首和格被宋、辽两朝继承（图16），并成为后世中国刀剑的主流风格。
2、甲冑
敦煌壁画中对天王、武士的甲冑也有较为清晰的描绘。分成三大类：于阗式样、敦煌式样、唐制式样。
于阗式样的甲冑形式是随着毗沙门天王崇拜深入中原，随佛教的传播，其形象逐渐从西域式样向中原式样过度，但是其整体形象依旧保持了“法冠、炎肩、身甲、长甲裙、腰腹有弧形短刀、腰侧配长剑、长戟”这个基本形象。第154窟营建于敦煌陷落于吐蕃后，大致营造时间为公元800年左右，南壁西侧一铺毗沙门天王像（图17）、法国吉美博物馆保存的斯坦因从敦煌盗运绢画中的毗沙门天王像（图18），较为清晰的展示了其身甲、长戟、佩剑的部分细节。目前敦煌学一些论文对此类形式的毗沙门天王称为“于阗风格”。此类毗沙门天王最重要的特点有身甲和甲裙分离，身甲都是鱼鳞甲形式，甲裙是铁片札甲形式，甲片非常特殊，在甲片头部有明显的突出部分。身甲在胸口开襟，有三条横束皮带用于捆扎，胸口和腹部有三个圆形护甲，使用X形璎珞捆扎于胸前和背后。
敦煌式样的甲冑是毗沙门天王的一种新造型，诞生于中唐之后。榆林窟25窟左侧毗沙门天王是目前保存较好的一铺晚唐壁画（图19），天王侧立，左手托五柱塔，右手持长戟。披膊和盆领一体结构，披膊为条型甲片；胸前和后背单独结构，用肩带连接前后，前胸左右有金属装饰物；身甲为鱼鳞甲，甲裙为条形甲片编缀成札甲，甲裙和披膊的甲片在顶部都有突出部分，近似如意云头。腰侧悬长剑，长剑剑首为环首，剑柄包鲛鱼皮，柄中有茎孔，孔口有装饰片，因剑在身侧，不知其剑是否有剑格，剑鞘尾端有明显珠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绢画中有相当数量的毗沙门天王像，此张天王像为五代时期（图20），正面构图形式，馆藏编号：Pelliot chinois 4518。上身部分的身甲分成三部分结构：披膊和盆领为一结构，连接为一体，鱼鳞甲叶；前胸和后背有各有单独的一层硬质护甲，用肩带连接，压住披膊；内部身甲至腰部，身甲也为鱼鳞甲叶。甲裙为长叶片札甲。腹部挂一弧型短刀，腰侧未见长剑。这两尊毗沙门天王已经和于阗风格出现了一些显著的不同，尤其是披膊和胸甲的关系完全不同，胸甲和背甲用肩带连接，肩带下压披膊，明显可以看出此类胸甲更具有中原风格，肩带的连接方式完全继承于南北朝的两档甲造型。此类风格在中原地区的唐天王石雕、镇墓天王中更为流行，学界称之为敦煌新式样。
唐制式样札甲在敦煌217窟中有明确表现（图21）。217窟主室南壁的“八王子礼佛图”中，八王子身着铠甲，此种札甲胸甲和甲裙为一体式，都为长条甲片和皮绳编缀而成，甲身较长，胸前和身体两侧开襟，披膊独立，前后身甲由肩带联接，压住披膊，胸口有明光圆护。此铺壁画中的札甲形制与唐昭陵长乐公主墓壁画中的唐甲高度相似。同窟的主室北壁的交战图中（图22），两军武士都著长身铁札甲，其甲的形制与王子礼佛图中的身甲一致。军士所持盾牌为圭首长直盾。
笔者在查阅敦煌壁画资料中，发现天王的甲冑形式多为上下身甲分离的，从于阗式逐渐向敦煌式转变，而军士所披甲冑更多是长身札甲式样。
中国考古界在目前公布的唐代甲冑考古资料非常有限，1976年7月中旬在西安曲江池出土唐代铁铠甲一领，“铁铠甲是在平整土地时发现的，据发现人说,出土时甲片编联尚整齐,是一件完整的铠甲,收集到的甲片共三百二十二片, 按照甲片的形状, 可分成三种, 即宽条型、中宽型和窄条型”（图23）。西安1995年在唐含元殿考古中，“发掘出唐代甲片，为九层横向排列的甲片叠置而成, 锈蚀严重。残块大致呈长方形, 长40、宽约14.5、厚6 厘米。甲片呈圆角长方形, 上端和下端各有一小孔。长7、宽2.3 厘米。应是唐代宫廷卫士甲片的残存”（图24）。较为遗憾的是，从目前的考古实物中，无法证实敦煌天王唐甲中有此类如意云头形甲片，两处出土的甲片与敦煌217窟显示的札甲风格极为接近。
3、弓矢、胡禄
从敦煌图像上来看，唐军较为普遍的装备了胡禄，敦煌莫高窟第012窟前室西壁南方天王侍者手捧胡禄（图25），这一铺壁画绘制于晚唐咸通十年（869）之前。胡禄口小底阔，箭矢刃锋朝外，这种装置箭矢的方式，主要是因为矢簇用途不同，造型发展出不同形制，例如尖锐的簇为破甲用，较宽刃的簇为切割用，故射手在选择不同攻击目标时刻，可以从露出的箭镞来选择不同功能的箭矢。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唐代中原地区已普遍使用胡禄，胡禄在军中还有特别的应用，唐《通典》兵典兵五载：“令人枕空胡禄卧，有人马行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见于胡禄中，名曰’地听‘，则先防备”，这一细节说明唐军的胡禄多为硬质结构。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胡禄在4世纪已出现于龟兹的壁画中，胡禄起源于西域的可能性更大，是在南北朝时期由西域自西向东传播至中国。唐朝弓分成桑木弓和筋角弓两大类，从大英博物馆保存敦煌绢画来看（图26、27），天王像所持都是体量相对较小的弓，弓梢较长直无反翘，由于史料中并无记载唐朝四种弓制的细节，从《唐六典》的释文来看，天王所持弓应该是“角弓、稍弓”。胡禄中露出的箭簇较为扁宽，究竟是《唐六典》中记载的“射甲箭、生鈊箭、长垛箭”哪一类，不得而知，图26天王手左手持的箭右手持弓，其簇为叉型，此类箭矢未见唐朝考古实物，但是在辽金系箭簇中则为常见。
唐朝对弓、箭的制作并未有史料记载。但是从历史中的一些事件中可以看出，唐朝对弓箭是极为重视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既是善使弓箭高手，《太平御览》载：“太宗讨刘黑闼。闼常於肥乡列阵，太宗亲率左右击之。有一突将，勇壮绝人，直冲太宗，刃将接，太宗以天策上将大箭射之，中心洞背，应弦而毙。遂传此箭於北蕃。突厥见而惊叹。又常轻骑近出，遇三骑皆贼中骁勇有名者，举枪而进。左右请避之，太宗不从，待其将至，连发三矢，相次皆毙。敌人慑气焉”。只是史料未能言明太宗使何种形制的弓、箭。《旧唐书》薛仁贵传载“领兵击九姓突厥于天山，将行，高宗内出甲，令仁贵试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贵射而洞之，高宗大惊，更取坚甲以赐之。时九姓有众十余万，令骁健数十人逆来挑战，仁贵发三矢，射杀三人，自余一时下马请降。仁贵恐为后患，并坑杀之。更就碛北安抚余众，擒其伪叶护兄弟三人而还。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九姓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这些史料说明唐朝军队对弓箭的使用是极为高明，也反衬出制作水平极高，只是目前未有实物出土，筋角弓都是以木、牛角、牛筋为材料，如是入土，千余年也恐腐坏无踪。
4、骑兵
敦煌莫高窟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图28），壁画中唐军军容整肃，穿札甲佩戴胡禄。这是为数不多展示唐骑兵的图像，从这些图像中可知唐骑兵较少装备具装铠，采用的是近似于轻骑兵的装备形式。唐朝大量装备轻骑兵，和唐太宗的作战理念有相当大的关系。西魏史料记载突厥寇边时候“来如激矢，去如绝弦，若欲追蹑，良为难及”，说明突厥是以高速流动作战为战斗原则，充分发挥骑兵的袭扰作用，进行抢劫和战斗。唐高祖李渊分析突厥骑兵的优点和弱点时候说：“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廵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中国兵行，皆反于是。与之角战，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彼知无利，自然不来。当今圣主在远，孤城绝援，若不决战，难以图存”。李渊说此番话时，作为隋朝山西河东郡慰抚大使右骁卫将军，极为清晰的认知到突厥骑兵的优势和劣势，决定效法突厥骑兵来训练自己的骑兵，他对付突厥的策略，即“同其所为，习其所好”，不但在骑射上向突厥学习，师突厥长技，而且使士兵完全突厥化。他“简使能骑射者二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此种训练骑兵是一个大胆而有创意、有魄力的尝试，不仅以突厥的作战方式训练兵士，而且在生活方式上，也一如突厥骑兵，逐水草而居，驰骋射猎，使士兵脱胎换骨，从根本上改变隋骑兵的面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李渊部下精锐骑兵彻底突厥化，甚至当突厥遇到这些骑兵时，也都无法辨伪，认为是突厥部落，真正做到了以假乱真。李渊的长策与战略，即完全取法突厥。之后建国平定天下，攻灭突厥的作战，李渊使用的就是这些善于骑射、与突厥不辨真伪的精锐骑兵。
而将李渊的精锐轻骑兵战术完全领会，并发挥出巨大作战能力的就是太宗李世民。李世民19岁随同李渊起兵反隋，20岁封秦王，在统一全国和征服突厥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李世民的骑兵作战有两大特色，一是深入敌阵，二是出奇兵。《资治通鉴》载：“甲申，将骁骑五百，出武牢东二十馀里，觇建德之营。缘道分留从骑，使李世勣、程知节、秦叔宝分将之，伏于道旁，才馀四骑，与之偕进。世民谓尉迟敬德曰：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又曰：“贼见我而还，上策也。去建德营三里所，建德游兵遇之，以为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毙其一将。建德军中大惊，出五六千骑逐之；从者咸失色，世民曰：汝弟前行，吾自与敬德为殿。于是按辔徐行，追骑将至，则引弓射之，辄毙一人。追者惧而止，止而复来，如是再三，每来必有毙者，世民前后射杀数人，敬德杀十许人，追者不敢复逼。世民逡巡稍却以诱之，入于伏内，世勣等奋击，大破之，斩首三百馀级……”。唐宋史料大量记载了李世民作战经历，李世民用骑兵，常出其不意，率领轻骑兵诱敌或突然出现在敌人阵后、或攻击敌军侧翼、或正面直接冲击敌人军阵。在整个李世民的征战生涯中，无论是对手是刘武周、窦建德、刘黑闼、宋金刚都无法有效克制这种迅捷的精骑兵战术，李世民往往选择在对手最薄弱的环节进行冲击，令敌人措手不及，惊慌失措，自乱阵脚。李世民也因此种战术大获全胜。不论深入敌阵还是出奇兵，仰赖的都是风驰电掣的骑兵。《资治通鉴》记载：“秦王世民选精锐千馀骑，皆皁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使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将之。每战，世民亲被玄甲帅之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
至此，我们从史料中可以得知灵活机动地运用精锐骑兵，是李世民的战略战术，也是唐军平定隋末割据势力统一天下、直至横扫塞北的基础。敦煌壁画为李世民骑兵战术做了较好的注释。
5、枪、槊
史料中记载唐军装备枪、槊，但是迄今也未有实物出土，至今不得而知唐枪和槊的刃是何种造型。仅能知道唐骑兵的枪杆髹漆，较短；步兵枪较长，素杆；宫廷羽林卫枪杆是白杆，无法考据是何种材质；金吾卫所持的朴头枪，完全不知其形制。
唐军中罗士信、秦叔宝、王难得、哥舒翰皆为善使长枪的将军，《太平御览》载：“哥舒翰善使枪，追贼及，以枪搭其肩而遏之，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丈而坠”。唐军装备枪数量极大，说明从技战术上都对长枪颇重视。
6、楯（盾）
壁画中步兵军士用长直盾，长直盾可以相互依靠成为坚阵，是步阵接战重要军器。骑兵使圆盾，笔者推测圆盾体量小而轻便，便于骑兵冲锋时遮挡箭矢。
三、小结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唐朝武备是同时代政治、科技、军事发展的载体。但唐朝武备在历史长河中湮灭，此项研究国内几乎未见，孙机、杨泓先生的早期著作中也只做出了简单描述。笔者尝试用敦煌系壁画、绢画和现有文物进行比对，力图将唐朝武备的一些细节梳理，使其能以清晰的面目与世人相见。本文虽不能尽述其详，但对武备细节的研究结论或是“梦回唐朝”最好方法之一。
来源：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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