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19 The Buddyhead Interview[上]

The Icarus Line和Prime Scream在纽约展开了他们的第一次合作，我不得不承认当时我有一点失望——因为Kevin并没有在那场演出中露面。据说他去参加他哥哥的婚礼了。此番无疑让很多人（包括我）心中的他变得更加神秘了，在我们的脑海中Kevin就像是那种行踪不定的神秘的隐士。关于Kevin的乐队My Bloody Valentine的故事，以及乐队的没落，在现在听起来不像是发生在不到十年前的事情，而更像是民间传说。就像是另一种“电话”游戏，mbv的粉丝将乐队的生命延续了力所能及的最长时间——从保护录音母带不被一把火烧掉，一直到乐队在柏林某个黑暗的仓库里重聚。当The Icarus Line有机会再次为Prime Scream做暖场演出的时候，意味着他们将有一场环英巡演。当我们第一天到Glasgow的时候碰巧遇上了乐队试音，看见在舞台上的他们我突然想起了很多——我想起还在MBV时的Kevin，还在The Stone Roses时的Mani，还有待在The Jesus and Mary Chain时的Bobby——更不用说Prime Scream本身了。我亲眼看到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而不仅仅是存在于我家里的那些唱片收藏里。没有什么事能比和他们拥抱并且被他们当作同龄人一样款待更酷了，尽管我比他们小了快二十岁，他们暂时休团时我甚至还只是个天真的小孩子！然而我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敢跟Kevin打招呼，他矜持而沉稳，令人生畏。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找他聊天，然后我们很快就The Stooges有多酷这个话题开始了一场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复杂的谈话。在用一些众所周知的关于The Stooges的奇闻轶事互相试探一番之后，我们清楚知道了彼此是同类。于是从那会儿开始，我们的话题从怎么处理在路上坏掉的踏板，一直到怎么对待烦人的前女友。尽管最开始Kevin对于那些问题还有一丝犹豫，但我和Travis最终说服了他在一顿美味的英式晚餐（笑）后给我们一点时间展开一场“不废话”的采访。我们坐在后台一个狭小且有点冷的房间里，然后我问了他很多我当时能想到的关于他的所有问题。Travis在离Kevin的脸大概一英尺远的地方举着摄像机拍摄，而且他也尝试这问了Kevin一个问题。 以下是未删减的采访记录。Enjoy your reading.

Q :那么，当你没有跟着Prime Scream一起到处巡演的时候，你的日常生活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K：一般来说我都待在录音室里消磨时间。那个录音室在伦敦卡姆登区。 Q：你在那儿忙些什么？ K：我现在在帮一支叫做The Beating的乐队录制专辑。他们听起来有一点像The Stooges……带着那种摇滚的感觉，我断断续续做了大概六个月。其实这支乐队就是这个录音室的主人。 Q：结果如何？ K：嗯，去年我遵循协约中的一部分帮他们录了一张E.P.，我告诉过他们如果他们愿意建一个录音室我会帮他们录制一些音乐。 Q：是个好主意。你有在那里录过自己的音乐吗？ K：还没有，我最近创作的音乐就是《迷失东京》里的那些。 Q：你是怎么完成《迷失东京》的配乐工作的？ K：多亏了Brian Reitzell把那些录制好的音轨最终制作好，他是Air乐队的鼓手，他曾经也在Redd Kross里待过。我是跟着Prime scream在东京巡演的时候和他认识的——我们在同一个音乐节演出，然后他和我说，如果有兴趣和他一起创作些什么的话就给他打个电话。他们在制作电影的时候就已经选用了一些MBV的歌，然后他们就问我能不能再制作一些新歌，因为他们需要一些给电影中穿越城市的镜头配一段音乐。当我开始着手制作配乐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去替换他们在电影粗剪中选用的歌，但用来替换的必须是和原来风格相似的，就像是MBV的仿制品一样。模仿我以前写过的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被我们替换掉的那些歌里有一首歌词非常糟糕的，所以我们只保留了那首歌的基本旋律，然后重新写了歌词。我不会告诉你那是谁的歌的哈哈哈那太奇怪了。 Q：太酷了。那么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开始——你在哪里长大的？ K：我在纽约皇后区。 Q：真的？这么说你其实是一个美国人？ K：可以这么说。事实上我有双重国籍，我父母事爱尔兰人，，他们在青年时期就移民去了美国，在我三四岁之前我一直住在皇后区，后来搬去了长岛。 Q：很有意思。你还记得你在什么学校上学吗？ K：上帝啊当然记得，那是一所由精神由问题的修女开办的很可怕的学校，他们让我觉得恶心以至于多次被送进医院。 Q：哈哈为什么？ K：我非常讨厌学校，它让我恶心而且在学校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吐。 Q：但你是一个好学生？ K：不……当然不是。 Q：所以，你十岁之后在哪里生活？ K：我们回爱尔兰了。1973年时美国生活处境越来越糟糕，所以父母决定搬回爱尔兰，和大家庭离得近一些，在当时的美国要抚养五个孩子太艰难了。 Q：哇，你有四个兄弟姐妹……你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 K：我是五个孩子中年纪最大的。 Q：啊好……所以你之后搬去了都柏林？ K：对，我在那里生活到我20岁，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 Q：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弹吉他的？ K：十六岁的时候。 Q：是什么让你想要成为吉他手？ K：我在一场空手道联赛里碰到一个男孩子，他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组个乐队。 Q：等等……你是观众还是参赛选手？ K：我只是观众……他才12岁，当时我已经15岁了，但是他当时已经和我一样高了，所以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奇怪，这就是我和Colm的初遇，最后他成了MBV的鼓手。 Q：太酷了。 K：是的。当时花了我们几个月的时间才搞清楚怎么起音，我想当时有人告诉过我们这和五品有关，但是我们最后尝试大横按还是以跑调告终。 Q：所以你和Colm第一次组的乐队听起来大概是属于哪种风格的呢？ K：就是朋克而已，介于新朋克和老朋克之间的那种。我们当时的演出就是翻唱一些性手枪和雷蒙斯的歌，那时候我真的特别喜欢雷蒙斯。当时我们别叫作The Complex，我们才刚刚成立了一年左右，只参加过很少几次表演。 Q：你是怎么学会弹吉他的？ K：我会去看乐队表演，看着舞台上的吉他手都像这样（手呈大横按姿势握琴），手在琴颈上上下移动，最终我就学会了，Johnny Ramone也是这么做的。我想学的也就是这样的——那些并不是那么凌乱又复杂的和弦。 Q：现在你如何评价自己作为一个吉他手的水平？ K：如果你看着我的话，我甚至都不会这么做了（再次用手握住琴）。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个出色的吉他手。一直以来我都很想成为像Johnny Ramone那样能把一件事做得很好的人。我想是因为我从来都不是很熟练，而且我也没有真正的学过乐理之类的。但因为我还是很想给 别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我开始用颤音臂，并且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真的很喜欢听用颤音臂带来的效果……我没办法用语言描述出来那种感觉……用不同的方式弹奏同一个和弦之间的区别，以及其中的微妙之处。所以在这一方面，比起很多更加时髦的吉他手来说，我弹起来听起来像是把放大器调到非常低，这样演奏起来快就会让它的噪音听起来很重。 Q：你看过Ramones的演出吗？ K：当然，1979年的时候，那一年我还看了Banshees，当时并没有很多名气很大的乐队会来爱尔兰演出。但我可以说Ramones的那场演出是我有生以来看过最棒的演出。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走上舞台，周围的声音震耳欲聋。在他们上场之前，大家都坐在舞台前的凳子上，当他们全都出场，大家都站起来了。那次演出真的非常喧闹，我记得在那之后我短暂失聪了两天。而在那之前我从未经历过这么疯狂的事。 Q：你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很朋克？ K：额，大概在1980年的时候。 Q：你曾经尝试过很滑稽的发型吗？ K：当然，但它其实不应该那么搞笑的。我想都没想就剪了，前额上的头发又短又尖，而后面又很长，就像是某种奇怪的鸟。 Q：你的父母觉得你是个怪胎吗？ K：他们会那么觉得，但不是因为那个发型——我从出生就是个怪人，所以如果我对某些具体的事物感兴趣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开心，就像这样——“嘿，他好歹喜欢上了一些正常人该喜欢的东西，太好了！” Q：成立The Complex之后发生了什么？ K：嗯，我们找到了一个贝斯手，他是那种很典型的80年代的人，有点古怪……在那之后我们从一个典型的朋克乐队慢慢变得更像Joy Division，Siouxsie那样的乐队。 Q：乐队当时叫什么名字？ K：A Life In The Day，那时候我们一张专辑都还没发行，只有一些录音的磁带，然后就是到处演出，但那些演出从来没有超过几百人。 Q：在荷兰什么地方办的那场演出？ K：在Tilburg，这场演出的举办方是Sonic Youth的好朋友，当他得知我们没带什么生活用品就一路从爱尔兰赶来时被震惊到了。后来我们还去了阿姆斯特丹，在我们遇到一群当地农场的小孩儿和那些给我们提供了住处的“地狱天使”摩托车手之前，我们一直住在类似于青年旅馆的地方。最后我们去了柏林，并在那里录制了我们的第一张专辑（此处指This is Your Bloody Valentine这张mini album）。 Q：就是那张听起来很像The Birthday Party的专辑吗？ K：对，那张听起来非常野蛮，带点The Birthday Party和The Cramps风格的专辑。 Q：你有看过The Birthday Party的演出吗？ K：并没有，几乎很少有乐队回来爱尔兰演出的，但他们对我们影响很大，尤其是Junkyard这张专辑对我们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Q：那么，在你们第一张专辑在柏林录制完成后，你们在那呆了多久？ K：我们在一个类似于小社区的地方又待了四个月，之后我们回到荷兰，待了一个月之后回了伦敦。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尽全力想找个地方住下，但是想领到救济金简直太困难了——对于每一个成员来说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回到了伦敦去签约了唱片公司，只有这个办法，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容易失业。 Q：后来你搬去伦敦，乐队录制了一些E.P.，再然后你的主唱Dave Conway退出了乐队，Bilinda加入，这些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 K：1987年左右，Bilinda和另外一个人都加入了乐队，但是他没起什么作用，我们很快就有一场演出，然后我意识到，与其花时间教会他找着调，我不如自己来唱。就是这样，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被迫去唱歌的。 Q：听起来乐队在那个时候似乎面对着“身份认同”的危机？ K：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做得还不错，但后来我们录制的结果就不那么让人满意了，其中一首本来打算做成E.P.发行，但如果不是一张完整的专辑的话唱片公司并不会想发行它。所以我们做出妥协，发行了一张“迷你专辑”，然后很快把这张制作粗糙的专辑发行了。那时候我刚拥有了一把十二弦吉他，有点过于沉迷于它了，而且那是我也才刚开始听The Byrds这个乐队。那些歌听上去太刺耳了，更别说我是第一次在录音室里录歌，所以我唱得又轻又缓，只是为了尽力让自己还在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