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袁凌：故乡在别处

袁凌在秦岭。受访者供图

文丨罗晓兰 编辑丨毛翊君

摘要：16年里，袁凌在北京换了8个住处。

有一天，他在天通苑地铁站天桥上看到了半截彩虹，短短的，矗立在楼群之间。他和其它行色匆匆的下班族驻足观看，想到童年时山谷间的彩虹，更完整，更修长。他躺在各式出租屋，甚至只是一张行军床上时，故乡的人、事、物常常跨过这道彩虹，走进他的梦里。

在陕西南部那个叫筲箕凹的小山村，阳光下的绿树林，灿烂的洋芋花地，斑驳青深的石板屋，紧密依存的亲人们，都和这座坚硬的都市不同。

2021年年初，资深媒体人、非虚构作家袁凌第一次将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写下了第一本自传式的散文集《在别处》。漂泊近30年，他和所有异乡人一样，和家乡的联系日渐单薄，永远都在彼此的别处。但无论如何，家都是那道彩虹，相隔山岳，在雨后偶尔闪现，带着氤氲水汽和些许暖意。

年在别处

在贵州某个旅游小镇，老人坐在街边晒太阳，茶馆里的人密密麻麻，讲着袁凌听不懂的当地方言。河滩上，有人给逝去的亲人烧纸，纸钱捆扎起来，上面写了孝子贤孙的名字，灰烬上升起袅娜的烟。

这都和袁凌的故乡不同，这是他妻子的娘家。他原本打算年前回家一趟，因为疫情来回跑麻烦，最终未能成行。小镇没有几个游客，各个店铺关了门。家里人多，袁凌夫妻住在外面，宾馆只有他们俩，其它几十套房都是空的。没有过年计划，年货和年夜饭有丈母娘操持，袁凌就准备随便待着。

在故乡的袁凌。受访者供图

大约一千公里外，满车的人挤在公交车里，在陕西安康的平利县和八仙镇上下车，走进各个瓦屋、石板屋或新起的楼房里。卸下行李，走出家门，麻将桌摆开，从东南西北归家的乡人围在桌边，连着几个小时厮杀。赌注大，50块钱起步，几把下来几千元没了，有人把打工一年挣来的钱都输光。

即便家乡有鼎沸的麻将声，袁凌如今也觉得无趣，不过是歇斯底里地吃喝玩乐。对他而言，他的春节随着童年一起消逝了。

小时候过年孩子多，年三十晚上在屋外躲猫猫，能藏到包谷杆子堆里，山上的小树林、坟地里也敢去。屋里窗花已贴上，灯笼挂起，大人们围坐一起烤火，老人讲讲家常和一些久远的故事。祖人土坟前的蜡烛，从早些年萝卜挖空了装着的煤油，变成小白腊和大白蜡，能亮到第二天早上。袁凌外婆去世的头一年，孩子们在她坟前的空地上放烟花，大人都站在远处看。

后来也玩扑克和麻将，家族大，院里光牌场子就要同时开上四五场，大人小孩、兄弟妯娌各玩各的。但那时不算赌，多是打川牌、百分这种玩法，大家沉浸其中，更多是亲人们聚在一起。有人站在公路远眺，看到这个敞阳的窝子一大片的人，说全乡找不到这么热闹的场子。

如今一条山湾里都没有人了，一个行政村90%的人都搬到了镇上，四五家住在一起的院子也空了。团年饭前，坡上好多坟黑了。

今年春节，很多人原地过年。在袁凌看来，春节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降低了。他觉得是好事，不要为了过年而过年。

袁凌更喜欢在平常的日子回家，和家人见面叙旧。有一年他到广州找哥哥和嫂子，同一个货运部里有将近30个亲戚在一起打工，晚上下了班大家去吃烧烤。没有发生什么事，也没有聊什么，但袁凌对此印象深刻，那感觉比过年更真实。

袁凌故乡的山岭，云遮雾绕。受访者供图

彼岸的故乡

过年时，袁凌想起一个朋友，独自住在西安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连着两年春节都没有回老家。他患了艾滋病，父母也去世了，连别人无聊的热闹都没有，适逢团圆节日，孤苦感更强烈。

这样的感觉，袁凌尝过一些。在北京时，他常失眠，听见小区保安的脚步声在楼下走近，又走远，杨树随风飒飒作响。房子和室友不停变换，争吵的情侣、打架的夫妻、时常酩酊的邻居，面庞逐渐清晰又慢慢模糊。他想起老狼的歌《流浪歌手的情人》，“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一扇朝北的窗，让你望见星斗”。

2016年，袁凌在北京的租处。为了亲近大自然，他选择了郊区。图源视频截图

孤独感最强烈时，他觉得可能自己死在出租屋里都没人发现，直到发臭。房子最后剩他一个人，他从淘宝上订购了一个充气娃娃。试用后却有些后悔，“她只是一坨塑料，不管如何设计得像人的样子”。他将娃娃埋在附近的苜蓿地边上，来年春天看到“她”的制服裙挂在了一棵小树上。

他明白了，这片土地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属于自己。

“这里有几分与我相关？”16年前，袁凌初到北京，在公共大水房用洗衣粉洗头时，对自己问道。到现在，答案还在风中飘扬。到头来，只有身体属于他自己，孤独给了他一种空间，在未知中感到茫然和自由。

离开故乡进入城市，是艰难的路程。对袁凌来说，那意味着盘旋山路上颠簸的夜班汽车，售票大厅里拥挤的人群，坐在硬座车厢过道的一张皱报纸上时，在各种窒息的气味里为了续命，把鼻子埋进吃了一半的苹果里。更年老的离乡者有着更深远的认识，他一个同学的爸爸，当年考上西北农学院，为了节省路费，从陕南翻越秦岭，千里跋涉，一路徒步走到了关中的杨陵（现更名为“杨凌”）。

袁凌和乡人离家、返乡时，需要翻越的秦岭。受访者供图

漫长的距离和巨大的差异，让敏感、酸楚与自卑涌动在袁凌年轻的心中。他曾说，希望自己能够待在一堵墙里面，最后却像一粒灰尘，背井离乡。

大学第一天报到时，他和父亲刚出汽车站，就被三轮车夫绕路，收了五块钱，这比他们到县城还多两块。开学典礼上，班上城里的女同学唱了罗大佑的《恋曲1990》。以往他只知道《童年》，这让他察觉到两个世界的遥远。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他都几乎不和城里的女生讲话。

铁路在他的笔下延绵，引发他无限的浪漫遐想。车站是他记忆里的瘤，所有拙劣又有效的骗局，流动中的混乱，恐惧下的提防都凝聚在这里。袁凌的一个表哥初次出门，过年回家买了一个收录机。这种机子是银白色的，带着彩灯，有的还扎着花，那时很流行，鼓鼓地藏在一些民工的行李包里。表哥在山西挖了一年的矿，买下收录机，归途中头枕在上面，想象在山村家中享受音乐的美好场景。但最后，它和一袋衣服、年货都被人骗了去。

袁凌现在不想刻意放大这样的敏感与伤痛。他的父亲一个人住在县城，哥哥一家外出打工，每次过年回去都要收拾几天，房子都潮了，去年回去时到处都是青苔。“这种分裂，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他10岁从乡村搬离到镇上，高中时去了安康市，而后西安、上海、重庆、北京，多年的颠簸、故乡的柔情和异乡的坚硬碰撞，袁凌看到中间裂开了巨大的裂隙，他常常梦见老家，梦里他在故乡的大河上滑翔，爬过有草莓花的青草坡，伸手去摘林中晶亮的五味子却无法够到。

涉及故乡，他似乎总是不吝惜笔墨。比起他凝练的特稿，这些散文写得琐碎而冗长。他说这是在呈现生活细碎的真实状态，一种自我的表达，仅仅描写个人与时代之间粗糙的擦痕。

他的头发一根根掉在了去往城市的路上，单薄的躯体佝偻着，刻在眼角和额头的皱纹逐渐加深，多年后，他依然给人一个巴山腹地的农民的感觉。

回家

在西北大学中文系的第一次文学社聚会上，袁凌读了一首自己的诗，里面写陕南的世界“比关中深得多”“在太过长久疲惫的旅程之后，可以就此下车，在其中找到归宿”。

回家，是袁凌最深刻最原始的愿望。父亲缺位又凶暴，母亲早逝，他来不及报恩，觉得亏欠她，愧对如她一般宽厚的自然、土地与故乡。

一年春天，袁凌坐火车回家，要穿越秦岭，经过亚洲最长的隧道。火车一出洞口，风物迥然改变，邻座的一位农民凝望窗外，忽然回过头说：“你看就是不一样啊，青蒙蒙的！”他从陕南到甘肃一个偏远的矿上打工，那里冬天的水像刀子一样，割得他的手满是皴口。窗外的绿色印在他的脸上，湿润了他的眼睛。

但袁凌迟迟未启动他的返程。

毕业后，袁凌抱着扎根乡土写作的梦，从西安回到家乡，先在县里法庭工作，后又到镇上。因为不是法律专业，且重点大学毕业生的身份遭到别人排斥，他不久就去了安康师专当老师，最后考研到上海。“必须为乡土写点什么”的愿望落了空，回乡的这两年，他一无所成。

乡村依然是他的心结。硕士毕业后找工作，面对重庆一家报社的招聘，袁凌连薪水都没问，只问：“你们那是不是有很多农村？”对方答：“我们这里是大城市，大农村。”袁凌立马去了那里，一待四年。后来他到北京做调查记者和特稿记者，写出了多篇轰动一时的报道，故事的主人公多是“青苔式”的底层百姓，大多来自农村：因矿难受伤瘫痪的矿工、在北京艰难做生意的早餐小贩、留守湘西农村的祖孙养猪人……

青苔是袁凌很喜欢的一个意象。在乡下，这是一种常见的植物，长在废墟和石堆边缘等阴湿的环境里。在他看来，在流量系统之外的边缘人群犹如它们，是“克服困难且真实面对自己的人”。

2005年，当他在北京打拼到“离成功人士最近的时候”，家乡起了很大的变化。瓦屋少了，新农村规划的统一样式的楼房像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齐头齐底厚墩墩地立着。镇上也都变了样，每个单位都改头换面。人越来越少，村民从山上迁到镇里，又四散到全国各地。

老院子最后一次丰收，青壮年都已出门打工。受访者供图

袁凌觉得在北京的生活始终是飘着的，周围白领精英的生活无聊得让他害怕。他想回到家乡写它的命运，把它的痛苦和断裂传达出来。在薪水最高，职业生涯最光明之际，他辞职返乡，种地、写作，住在一个路边商店和一个废弃的粮管所里，接触形形色色的人。

他原本打算在乡下隐居，不出来了，最后计划再次失败。因为没有合理的身份和收入来源，周围人都不理解他，无车无房的他甚至被歧视，被认为是一个归来的失败者。他像个“异乡人”，只能再次离开，再次回到北京。

一年多的回归里他写了20多篇小说，呈现城镇化运动中断裂状态下的乡土农民。后来集结成两部书出版，一本是《我们的命是这么土》，一本是《世界》。书都卖得不好，他觉得自己和故乡真的彻底失败了。

袁凌（右）在自己的新书分享会上。受访者供图

家乡的河因修水电站而干涸，一条鱼藏身在一个小水潭里。即使他将它写成了一篇文章，它最后还是被人弄去吃了。他的二舅和幺姑去世了，香树梨、秤砣梨、糖梨子树被接连砍去，院子里长了青苔，屋子塌下去了，炉火熄灭了。

2021年，袁凌48岁，他对故乡的执着少了一些。年纪大一点后，他被迫放下，随遇而安的心态多了一些，“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然后把歌唱好”。过去的一年多，袁凌随妻子搬到西安，结束了十几年的北漂。结婚成家让他的孤独感减轻了一些。他说自己变得俗气了，关于故乡的“那么好的梦”很少做了，现在做的梦都是鸡零狗碎的。

袁凌计划今年出一本书，集合各种各样漂泊者的故事。对于远离故乡的人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异乡，漂泊才是常态。

他的手机号还是北京的。他的妻子想去外面发展，他说自己很可能会再次回到北京，生活不会一下子安定下来。故乡变了，但袁凌觉得不用太丧，要认认真真地活，不浪费事物对自己的供养。家乡是根，尤其是对于心灵空虚、无所凭依的漂泊者。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接受漂泊，不再那么分裂和痛苦。

他回归乡土和自然田园的梦仍在，也一直准备在老家买房子。在似乎永久漂泊的旅途中，他以文字之绳串联脱落的线头，攀爬连接城市和故乡的彩虹之桥，寻求暂时的安顿。若累了，他将回去，躺下来，和家乡的河一起慢慢流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