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武汉农村青年的城市化之路
采访、撰文｜叶丹颖
木叶天生患有白化病，两眼视力只有0.1，从小几乎靠耳朵进行学习。为了弄清楚自己的疾病，木叶的本科学的是生命科学专业。
疾病，的确会对塑造一个人带来影响，尤其在他的童年时代，多数人都会因与别人不一样而自卑。但父亲没有把木叶当作不正常的孩子，他自己也没有。 不过，接下来要讲的并不是一个关于身残志坚的励志故事。
春节前夕，木叶转发了我写过的一篇文章《在贫困村直播带货的年轻人》给我，说也想跟我进行一次对谈，对谈的主题他都想好了，是“农村青年城市化”。我想，大概是主人公蒋秀旺如一只“小小鸟”从贫困村挣扎，一次次试图闯至外面世界的足迹，戳动了他隐秘的生命体验。
面对这个浩瀚的主题，我几乎是连夜看完了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眼前浮现一代代农村学生通过上大学实现各自不同程度城市化的命运轨迹和困境。
但对木叶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并不是从他进入大学的那一天开始，而是要追溯到他的小学五年级。那一年，他从一个村庄转学到了另一个村庄。
“我理解的农村青年城市化，是指你脱离了自己非常熟悉的环境，去到一个你不是那么熟悉的环境中，我认为就是离开了精神的乡村。”
2021年是木叶留在武汉这座城市里的第13年。我想知道，一个人为什么选择留在城市？从农村融入城市的过程，经历了哪些心灵突围？农村的生活背景，会为其提供怎样的精神归依，又带来哪些桎梏？如果说城市意味着向外走，农村意味着向回望，这两者是如何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呈现的？
在那次和木叶从晚上八点聊到凌晨近两点的漫长对话中，我望见了一个城市化进程下的农村青年把自己全部坦开的生命史、心灵史，和一个地主家族在时代巨变里未曾被书写的兴衰往事。
01/返乡
离大年三十还有不到一周，木叶回到了31年前他出生的地方——武汉市新洲区下属的C村。
比起儿时的热闹，故乡在他面前变得伤感。按照当地习俗，小年这一天要去祭祖，但那天去祭祖的只剩下他和母亲两人。父亲去世前在家旁种了几十棵树，十多年过去，小树长大了，此次回乡，树却不知道被谁砍光了。
“以前那种景象不在了，有些再也回不去了的感觉。”
再上一次回到家是去年中秋祭祖。木叶和母亲本来打算在村里住一晚，但回去时，村里人很少，多数人都没有回来。 因为疫情，大家族里的堂兄弟姐妹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各自隔离的状态中，木叶心中所谓“家人团聚”的愿望没能实现，只好当天就返回了市区。
关于家族过去的荣辱兴衰，木叶是从小无数回听家里的长辈诉说的——
木叶的父母都出生于1947年。在他的父亲才刚刚两三岁的时候，土改彻底改变了这个地主家族的命运。 地、房子被土改队没收了，木叶的父亲、叔叔、爷爷、奶奶、太爷爷……都被赶出了村庄的十公里之外，在陌生的村庄重新建房子，在很小的一块土地上靠种地自生自灭。
太爷爷脱离劳动很多年了，真正能做事的只有木叶的爷爷一人。生活变得拮据，木叶父亲的一个弟弟因为营养不良不到一岁就饿死了。整整十年过去，这一家人才被允许重新迁回自己的故土。
在主流的历史叙事、教育叙事和革命文学的叙事中，地主往往被模式化地描述为“恶霸”“反动派”“为富不仁”，从而构筑起革命的正义性。然而，当历史的洪流落到具体的个体身上，站在一个地主家族的内部视角，却是另一个版本。
在土改之前，木叶父亲一家和佃农还是乡里乡亲的关系，家族靠的是祖上两百年间的双手劳动、一步步做生意买下的地，在跌跌撞撞中发达兴旺，而非一口气变成的大地主。
最终，这个地主家庭被描述为“跟政府不配合”“危险分子”“散播xx言论”“不服管”……从而被迫消失在了村庄。
迁走的时候，木叶的爷爷也不过二十多岁，是个特别刚强的人。尽管已经把仅剩下的衣服、简单的厨具和最基础的生活物资打包好了，爷爷还是舍不得。
他找土改队的负责人理论：“按政策把地和房子收走重新分，这我们是接受的，但是把我们赶走，离开我们世代生活的地方，这是不人道的，希望能理解我们对自己家乡的感情。”
那时候，人们不能轻易跨村流动，在一个村就只能在一个村待着，没有村里的允许，不能随意到其他村。一旦被赶走，回祖屋、祖坟祭祖都变得不可能。
然而，木叶爷爷的一番争取没能换回土改队负责人的理解，还反而使他遭受了皮肉之苦，被作为用于立威的典型。 据木叶的父亲说，爷爷当年背上被抽了的鞭痕一直过了许多年还在。
等木叶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不在了。听父亲、叔叔说到爷爷这一段的时候，木叶能感觉到爷爷是一个特别伤心又特别不容易的人，“一个家族经历巨变，爷爷从衣食无忧到突然一下必须背起整个大家庭的重担。”
在木叶还没出生前，家族里有文化的长辈早已为他取好了名字，叫——王守福。“守”是来自“祖训同遵守”的“守”字辈，木叶的父亲是“遵”字辈，爷爷是“同”字辈。
“福”，据木叶的父亲说有两层寓意，“第一层是幸福真的来之不易，十年后重新回来，别人不再像之前那样跟我们家亲，也会白眼，或者说你是地主家回来的人。 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所以家里人必须自己团结，感觉幸福真的很艰难，因此第一层意思就是要守住已经有的幸福。
第二层就是说，对于未来，还是抱有希望，要守候未来的幸福。
这是爸爸跟我解释的两层意思，我也是尽量这样去做的。”
听到“守福”这个名字的来历，让我联想到食指在1968年写的诗歌《相信未来》，这些寄托着幸福、希望的字眼背后，是个人在时代的浩劫中怎样的绝望和坚忍？ ——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02/疾病
就在这个叫王守福的男婴诞生前，其实还发生过两个哥哥相继夭折的往事。
王守福的大哥出生于1970年。文革年间，母亲遭到歧视，在一次与人争执后想不开，就带着大哥跳了河。后来，母子俩被人救起，但当时只有四五岁的大哥因呛了水一直流鼻血。此后四五年，一直在治病的大哥终究没被救过来。
大哥死后，母亲一直很内疚，觉得对不住大哥。但王守福理解母亲自1967年嫁到父亲家一直到文革结束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
“这十年基本都是斗争，说对于地主家的孩子一定要严防死守。唐山大地震，都要怀疑是不是你们地主家的这些人搞的鬼？因为当时没有电视，也不知道真的是地震，就觉得是异常现象。”
1985年，王守福的第二个哥哥出生，然而只活到了一岁多，二哥就在高烧中去世了。
1987年，王守福的二姐出生。
1989年，王守福出生。
从时间线中不难看出，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农村家族对传宗接代有着根深蒂固的执念，也许就不会有王守福的到来。这个男孩的降临，无疑为饱经沧桑的全家带来了希望。
然而，还在襁褓中的王守福，很快就被诊断出患有白化病。 “我爸妈后来慢慢就信佛了，觉得是不是他们自己上辈子做了孽，所以才导致我是这个样子？”
从四五岁懂事起，王守福就开始意识到自己跟常人不一样。这种意识最初是来自其他孩子的发问：“为什么你的头发是白色的？你的皮肤是白色的？”
年幼的王守福没法解释，他只能实话说：“我也不知道。”他回家问父母，父母也无法给他一个科学的解释，只能告诉他：“你天生就是这样。”
这种对于自身的疑问直接影响了王守福日后的专业选择——想搞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那时，不认识的孩子往往会跟王守福保持一定距离，等慢慢说多了话，也会有小朋友愿意跟他一起玩。但因为视力差，即便跟别的孩子一起人玩的时候，王守福也不敢特别大胆地到处跑，只敢比别人跑得慢一点。
到了上学的年纪，王守福却因外貌和中弱的视力，被学校拒之门外。父亲坚持要让儿子和同龄小朋友一起接受学校教育。在父亲与学校交流过后，王守福才顺利上了小学。
学校里，同学都来自不同村庄，王守福免不了被指指点点。他印象很深的是有人说他：“你是外国人吧，跑来我们这边读书。”也有人看他眉毛也是白的，问他：“你上辈子是不是属羊的，所以这辈子长这样？”
这些话对王守福的伤害在于，让他觉得自己跟一般人不一样，从而担心被排挤。
有一次，班上有孩子说他：“你白皮肤白毛发，会传染到我们身上，我们不跟你玩了。”自尊心很强的王守福动手打了对方，现在回想起来，他知道自己生气的点是在于“不跟你玩了”。
“其实说你长什么样都还好，但如果说不跟你玩了，就会觉得很失落。”
那一次动手打人，王守福回家后被父亲罚跪在地上。母亲为他求情，但父亲说：“别人可以把他看成不正常的孩子，但我们不能，他犯错就要受惩罚。”
直到这两年，木叶开始意识到，“父亲总是把我当一个正常孩子看待，慢慢地，我自己也会认为自己是个正常孩子，没有刻意觉得我比别人差或者不一样在哪里。我只是觉得，我的视力确实跟别人不一样，我看不见就看不见，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要向其他人求助。”
从小，木叶的座位永远在离讲台最近的第一排。负责任的老师在黑板上板书完，会把手里的册子给王守福，让他在近处再看一遍，等他手抄完，再接着讲。
遇到字写得大的老师，王守福能看得见黑板，遇到字写得小的，王守福就必须要请同学帮忙手抄，或帮他报一遍黑板上的字。
王守福最初的阅读就是通过听开始的。家里在土改中被打倒后，惟一别人不要的就是书。在王守福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总会跟他讲《西游记》《隋唐英雄传》《三侠五义》里的故事。成年后，王守福给自己取的昵称“木叶”，是出自他对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这一诗句的喜爱。
由于始终坐第一排，没办法开小差，木叶从小就被迫成了老师和父母眼中的乖孩子。我不禁问他，有过想叛逆的时候吗？他兴奋地谈起了高二那年的一次“离经叛道”。
“高二之前，我一直都在专注听讲，到了高二，可能是也想追求一点特立独行，有一点想逃离那种秩序。 所以，就想不坐第一排，想尝试一下不在老师的严密掌控之下，有点自己的小动作。
当时我还很喜欢听歌，就想能不能听一听歌。 我就开始跟老师申请，说我坐后面一点也可以听得懂，老师也答应了，我就坐到了第三排。后面成绩确实下降了，我又坐回了第一排。”
在第三排的唯一一个月，王守福体验到了追求一点小自由、拥有一点自己小空间的快乐，“不用每一堂课都是只要老师稍微一抬头，就看到我在干嘛。”
2008年，王守福考取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这是一所二本学校。按照王守福平时的成绩，保底一本是没问题的，甚至有希望冲击武大、华科。但是高考时的过于紧张和解题策略的失误，让他没能把自己最擅长的理化生发挥出来。
在要不要去复读的纠结当口，家里人都劝他不要走回头路，过去就过去了，不如多看看未来，大学还有很多天地。
王守福的大姐出生于1967年，是改革开放后当地的第一个大学生，她向王守福极力描绘大学的美好：“大学里很自由，不用再每天去考试了，还有很多书可以看。”
这个理由吸引了王守福。在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的生命科学专业，他即将去完成从小时候起就开始的一场漫长探索——白化病到底是什么原理？应该怎么样去保护，让自己的身体能不再受到伤害？
03/城市
这些问题都在本科阶段的学习生涯里得到了回答。现在的木叶已经可以很清晰地向别人解释自己与生俱来的疾病：
“白化病最主要的影响有两个，第一个是皮肤、毛发是白色的，跟我们黄种人一般长相是不一样的，不了解的人甚至会认为这叫白血病，但事实上，这不是白血病，它没有白血病那么严重。
第二个就是视力确实比较差，特别是怕阳光、紫外线的照射。因为没有黑色素，当强光照射后，皮肤容易受到灼伤，它不是变黑，是会被晒红。夏天的紫外线比较强，那时就一定要做好防护，要穿防晒衣，秋天、冬天的阳光还是比较舒服的，没有任何影响，戴墨镜就可以。”
到了大学，木叶感觉自己的活力一下子被点燃了。在县城高中，至多一个月就可以认识完班上所有的同学，而在大学，不断经历新的人、新的事、新的社团活动，让他常常感叹，城市比农村精彩得多——
“城市的一个总体优势是，城市里充满了陌生人，有各种你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这里面就会带来一种新奇感，尤其是有知识、有书的场所，城市会比农村多很多。”木叶的上一任女朋友就是他在参加一次公益性质的读书会上认识的。
回想刚上大学时的打扮，木叶记得那会的他穿衣还比较土气，他开始迷恋拉风的衣服和好吃的，“觉得城市里面，你想要的那种快乐触手可及。”但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好，木叶也只能偶尔出去购物一次，或者大吃一顿。
为了买得起他迷恋的日本风的风衣，木叶去补习机构做兼职，给人补课。本来说好的四六分成，最后培训机构只给了他五五分成，理由是家长评价不高，要扣工资。后来，木叶去问家长，家长说没有这方面的评价。初入城市的木叶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原来连合同都可以不算数。
当真正置身城市里时，某种城乡差异带来的冲突和碰撞也在凸显。
“在农村里的大酒席，永远有一个明确、固定的顺序，一定是晚辈首先向长辈敬酒，说祝愿的话，长辈跟晚辈回敬的时候，说鼓励的话。
但在城市里，你会感觉大家说事情，更善于把一些利益问题用一种玩笑开出来。他不是很直接地说，我要说一个事，他往往是把那种利益关系通过一个故事或者比喻的方式，把它暗含进去。
但是我发现，这种暗喻的方式在农村里面是不兴的。农村是有什么直接说，我对你有什么期待，我就直接说，我对你不满，我也直接说。”
木叶发现，农村的孩子到城市里后，在与人相处的度上，往往没有城市的孩子掌握得好，或者说，跟陌生人相处的情商，没有城市里的孩子娴熟。
“本来是真心的，我想关心你，或者想跟你做好朋友，我觉得跟你处得比较开心，我可能就直接说了，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别人是怎么想的。 或者是有时候你的行为比较直接，伤害到了别人，他可能正在忙他自己的事，你突然打断他，或者是说了某些很直接的话伤到别人，你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
木叶在自己身上就觉察到了这样的问题。大一下学期，他参加了一个社团活动，需要穿一套西服去参加辩论赛，当时的他没有西服，就向宿舍里唯一来自大城市的舍友直接张口：“我想借你的西服穿一下，这样我个人赛可能就能发挥得更好一点。”
舍友以有别的用途为由说不方便借给他。木叶很生气，想我跟你是室友，你居然可以不借东西给我？他当即说出了“小气”二字，让舍友面露尴尬。
后来，木叶才知道，舍友当天确实自己也要参加一个活动，需要用到西服。木叶后悔自己的感情用事，“按道理，他不借是正常的，我没有把度把握清楚，不应该发那么大的火，直接去评论别人小气，这样对他的名声也不好。”
他找舍友道歉了，但心理疙瘩已经留下，他觉得自己在别人眼中就是个比较粗鲁的人。
在大学里，木叶越来越意识到在城市里人和人之间遵守的是一种陌生人的相处方式。
当舍友打游戏影响了他休息，木叶提出意见后，舍友往往会回一句：“我知道了，但我还是要玩，这是我的自由。”
这让木叶清醒，作为两个独立的大人，要想轻易改变别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而在中学时代，就算改变不了别人，男生们之间只要打一架，谁打赢了就听谁的。
到了大学，他不再好意思动手，能做的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别人接不接受是他的事，他就是不理你，你也没办法，因为毕竟没有到休息时间，你也只能说一下而已，你也只能忍着，或者你自己离开宿舍到别的地方去，这种场景会经常出现。
这就是陌生人之间的相处方式，在他没有明显影响到你的自由的情况下，他让你不舒服，你也只能忍着。”
04/孤独
从高中步入大学，木叶的生活半径就此从身处了近二十年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但若要追溯城市化在他精神上的起点，却是发生在木叶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那一年，他所就读的C村村小只有从一年级办到四年级，要继续升学，就要到双河乡的小学去上五、六年级。C村的孩子每天要骑自行车沿着一条省道去S乡读书。木叶的父亲怕他骑车不安全，将他转学到了外婆家乡的G小学。
尽管，G村距离C村不过几公里，但这几公里的路程意味着，那时的王守福不能再每天看到父母和村里的堂兄弟姐妹，身边也没有了一群不管在班级还是上、放学都在一起的同村小伙伴。
过去，不管找谁，都是王守福所熟悉的，“不用担心别人对你伤害，或者是对你指指点点，即使指指点点，你也可以接受。”
突然去到一个大部分人是自己不认识的环境，10岁的王守福必须学会重新保持谨慎，不能再随便乱说话，想找谁聊天就能找谁聊。
在木叶小时候对城市的想象里，城市里都是不认识的人，因此那一次的离家对木叶来说就是他“城市化”进程的开始。
“我理解的农村青年城市化，是指你脱离了自己非常熟悉的环境，去到一个你不是那么熟悉的环境中，我认为就是离开了精神的乡村。”
比起对陌生世界的向往，转学后的王守福经历的更多的是恐惧感。但有了10岁那年的“城市化”初体验，现在的木叶已经不会再恐惧任何陌生人。
在人际关系的层面上，木叶认为自己从上了大学之后就很快融入了城市，他每天会面对很多不同的人，能够不紧张地去与别人接触，让别人认识自己，也让自己认识别人。但21年过去了，他内心的孤独感却比儿时更加强烈，在这个层面上，木叶认为自己到现在都没有融入城市。
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毕业后，木叶又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如今在武汉一家做在线教育课程研发的公司工作。
当工作压力特别大又加班到特别晚时，公司里周遭的同事都已经不在了，木叶一个人回到家里，发现肚子还是饿的，小区里别人家的灯全熄灭了，他会突然萌生出一种感觉——
这里只是个住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
尽管，这是木叶在2019年通过商贷买下的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如果他的母亲或家里的亲戚朋友没有过来的时候，这个房子对于木叶来说，只有书房是能带来安慰感的，而客厅给他更多的则是冷冰冰的体验。
在孤独得受不了的时候，木叶会开始看书，甚至有意把书读出声音来，“让自己知道，至少此时读这本书的人还是一个比较喜欢书的人，然后给自己一点鼓励。”
如果读书也不能让木叶暂时度过孤独的心绪，他就会出门去运动。在武汉，木叶最喜欢去徒步的地方是东湖，他喜欢东湖的开阔，“它不是类似于西湖的山水相连，它是很粗犷的，但是它泾渭分明，路就是路，水就是水，它静谧，但不扭扭捏捏，又能让自己在大自然中听到鸟鸣，找到一份安静。”
自从上一次恋爱经历结束后，木叶有三年多没谈过恋爱了。
说到孤独感，他也坦诚说到了自己的生理需求。当晚上一个人走在街上，看到提供应召上门服务的电话号码，有时候，木叶会产生去打一个电话的冲动。 “这在农村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城市里面就会提供这种可能性，你只要有钱，就可以去短暂地满足你的这种需求。
生理上如果能够得到释放的话，其实是最直接的一种满足，至少从神经的角度讲，你可以暂时不用去考虑别的，只是把自己当一个简单的动物行为，但是过后又会带来更大的空虚。”
木叶回忆起，有两次他真的很难受，强烈地想要去拨打街上的电话。一次，电话通了，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问他想要什么样的姑娘和什么样的服务？木叶说肯定要年轻点的。
电话一挂断，复杂的心情涌上来，木叶先是有点小开心，觉得终于可以得到满足了，但随之一种对未知的巨大恐惧迅速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木叶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真的一个女人，还是诈骗分子？
5分钟过去，木叶取消了他要的服务。那一次因孤独难忍而险些沉沦的记忆，让木叶心有余悸。
在武汉这个拥有1121.2万人口的城市里，除了还没能通过成立一个自己的家来找到归属感，木叶心里更深层次的孤独是来自于生死，“每一个个体都会面临生的煎熬和死的来临，这个层面的孤独感，我感觉可能一生都会有。”
明确地开始思考生死问题是在十年前父亲意外去世以后，而在那之前，生死对于他来说只是一种很朦胧的感觉。
父亲在改革开放后通过自学画图、计算等建筑知识做了个包工头，在县城附近靠给别人盖农村的平房维持一家的生计。
那是木叶大三春季学期开学后不久，父亲在别人家里喝多了，出门面对台阶脚没站住，一下子摔下来，后脑勺着地，在医院里抢救了一个月。
家人以为可以救过来，就一直瞒着在外求学的木叶。以往，木叶每周都会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可连续两个星期，他发现电话那头家人说话的语气特别怪。到第三个星期，木叶放心不下，说要回家，家人才不得不把真相告诉他——父亲已经快要不行了。
父亲去世后的几年，是木叶手写日记的高峰，他相信文字能够给他力量，到现在为止，他已经手写了几十万字的文字，想哪天如果自己也真的不在了，至少还能留下一堆自己创作的东西。
2015年，木叶在华中科技大学读教育学的研究生期间，有一堂课要剖析自己的教育成长史，木叶在那份作业里回忆了自己的父亲——
每逢学校放短假我回到家中，我们都会展开一段长谈，其实谈的成分不多，因为主要就是我向他描述我在学校的各种经历和想法，快乐和烦恼，他基本都是在听，刚开始的这种交谈，他还会说一些我应该怎么做之类的教诲。
但是随着我的年龄增长，他这种长辈式的教导反而减少了。以致于我有一阵觉得这种长谈没多大意义，但每次回家，父亲还是会照例喊我过去坐下来长谈，慢慢地我也习惯了这种方式。
直到上大学之后的那个国庆节放假，我拖着军训后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里，父亲倒没有主动找我进行长谈，倒是母亲热情地问我在大学的见闻，直到要上学的前一天，我对此感到纳闷，便去问父亲为什么这次回来就不长谈了，他说：“我跟你长谈，是想帮你创造一个回味自己生活的机会。现在你已经是成人了，这个机会要你自己去创造了。”
父亲说的“回味生活”我当时其实没感到有太多意义，是到后来我的心智越发成熟之后，我才感到这种回味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通过自己所过的生活来认识自己，并以此为基点去展开更宽广的生活画面。在我的要求之下，父亲还是和我维持了这种长谈。
父亲去世之后，长谈终止，但是回味生活，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成了我的精神生活主旋律，并且每次当我回味过往生活时，我都会默认父亲就坐在我的旁边，在倾听着我的诉说。
2021年的春节，木叶再一次回到故乡，站在父亲的遗像前，默默站了许久。他在心里向父亲诉说这一年走过的路——
“说了我经历的一些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
整个2020年，我又能够平稳地度过，有一种小确幸，能够平平安安地站在他面前，让他放心；
最后也跟他讲，2021年一定会更好一点，也蛮期待2021年能够找到自己的伴侣，朝着婚姻更进一步，也是跟爸爸许下了这样一个愿望。”
Q&A
叶丹颖：很多年轻人都挺抗拒父母催婚的，但你不需要别人催婚，就已然非常自觉地去为婚姻努力，为什么？
木叶：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到一种状态，就是不管我怎么努力，我的内心可能还是比较传统的。我指的“传统”是成家立业，要传宗接代，但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确实有一种使命感。大概血液中我就觉得这个家族到了我这里不能中断，我需要延续它，对这个家族尽我的心力，让它焕发起荣光。
站在我自己的角度讲，因为我确实从我父母那里体验到了美好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而且我也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去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这确实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生梦想。
叶丹颖：从小学到研究生，你经历过农村教育，也经历过城市里的教育。从你的个人经验出发，你觉得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木叶：随着我的城市化，其实教育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静态地去对比话，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于农村孩子接受的教育是自然而封闭的。
你压力真没那么大，上学就是上学，放学就是放学，可能没有太多时间让你去补课，老师在课堂上给你提供的知识都是课本上的知识，没有什么扩展，也不会给你布置作业，有作业在课堂上就给你解决了，下课之后你去玩就可以了，可能就直接去抓鱼、上树、跳房子、捉迷藏，这是我小时候过的生活。
在城市里面，正好倒过来，是封闭而自然的。你会发现，你的环境总是被监控的，就像坐牢一样，你是没有自由的，因为一旦你自由了，家长就会认为你可能被别人拐走了，就不在他们的掌控之内了，他们就很着急，所以一定要把你管住，要时时刻刻知道你在干嘛，是什么状态。
从这个角度讲，城市里的孩子，他的身体是封闭的，但是他所接受的这些知识又是自然的。他们自己有手机、有电脑，可以上网，老师不可能把他控制得住。所以我感觉，在城市里面，孩子接触到的信息跟我们社会上的信息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他每天也会看到各种丑闻、八卦、最近国际上出的大事，甚至他们有时候会在教室里面谈论这些东西。
这在我们小时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小时候学校里连报纸都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更不用说能及时看到这些新闻。所以我觉得城市与农村正好相反，孩子的身体是受拘束的，但是在知识层面上，他们能够比较自由地获取。
叶丹颖：你的本科湖北二师是一所二本院校，研究生所在的华科是所工科985，在这样两所学校就读，你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木叶：我到现在为止可能还是会认为，从自由的角度、让自己感觉舒服的角度，可能我本科的湖北二师比我读研的华科给我的感觉还要好一点。事实上，湖北二师的布置更加粗犷，更加不精致，但是它更加的自然。
湖北二师里有很多草坪，你在上面躺着不受拘束，不用担心会不会有别人跑过来，或者是影响到别人的休息，或者被修剪过，它都是纯天然的草坪。
但是华科就属于那种草坪被修剪过的，你都不好意思在上面躺，大家都很认真地去看书，你会觉得你躺着很奇怪。华科的学习氛围确实很好，学风比较扎实，但是大家也比较沉闷，就是每天早晨起来去图书馆看书，晚上从图书馆出来，有点类似于工厂的感觉，大家的压力非常大。
二师就比较惬意，你会感觉你可以自由地去生长，自由地去过一种你想要的小的状态，当然这也只是短暂的。
叶丹颖：在你身边，那些来自农村的孩子，和城市来的孩子，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木叶：本科期间，我明显感觉大家会更淳朴一点，所谓的淳朴是指有什么说什么，藏不住掖不住，比较直来直去。相对来讲，大家可能也就是穷朋友，一起穷折腾，比如一起出去，虽然吃的可能也不是很好吃的菜，但是大家可以一起点着吃，再喝点啤酒，很直接，很粗犷。
但是到了研究生期间，你会感觉别人都比较谨慎，会想——你跟我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是不是要图啥？是不是要求我办什么事？我能不能给你提供帮助？然后我的需求是什么？你能不能满足我？感觉城市里的孩子确实在这方面会想得多一点，农村的孩子可能性情中人要多一点。
叶丹颖：你是在上大学后就树立了考研的目标吗？
木叶：想多读书，一直有这个想法。我一直比较喜欢校园环境，上大学之后，我就觉得大学相对于社会还是要安静很多。我发现，虽然我来到城市里面，但是我真的有点难适应这种喧嚣的城市节奏。在内心里面，我还是更渴望宁静一些的环境，内心的最深处，可能还是渴望乡村这种宁静的生活。
叶丹颖：但其实这些年你一直是留在城市里，期间有想过回到农村吗？
木叶：有过这种想法，内心还是更期待那种跟大自然能更紧密接触的生活方式。
但由于城市里面给的工资确实要高一些，我在目前这个阶段，应该还是会以工资作为去哪里工作的一个主要依据。我爸爸去世之后，我就成为家庭里的经济支柱，所以在经济上必须让自己的工资不断提高。
第二，从我的就业需求来讲的话，我只能在大城市里面待着，特别是我研究生学了教育学之后，我所学的这些教学设计，这种互联网方面的知识，只有大城市里面才能提供，小城市可能还容纳不了。
另外，我的几个比较好的朋友，包括我的硕士生导师，都在城市里面，你需要跟他们去社交、去交流。像这种公共议题的探讨，包括我跟你这种交流的状态，可能只能在城市里面发生。在农村，你跟别人讨论，可能也讨论不出来什么结果。
如果未来回到农村，估计那种内心的满足感，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家庭才能重新建立起来，而不是简单的回到家乡的环境中去；第二个前提是不再有金钱方面的忧虑；第三是我想如果能够有自己的课程制作工作室，专门承接不同的项目，我觉得是可以实现远程办公的，但需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叶丹颖：和你一起考上大学的来自农村的这部分同学，你知道他们现在一般都在做什么吗？
木叶：以我们宿舍为例，我们宿舍六个人，四个来自农村，一个来自小城镇，一个来自大城市。来到大城市的舍友，后面我跟他慢慢和解了，一直有保持联系，他是去香港读了生物学博士；来自小城镇的舍友，是在武汉的一个初中做负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导员；来自农村的舍友除了我之外，有两个是在自己家乡的高中当生物老师，另外一个读了生物学的硕士，在一家药企里做市场对接的工作。
叶丹颖：你自身作为农村青年城市化的一个个案，你觉得和这个群体有什么共性的地方？
木叶：共性我觉得是有的，比如说对于经济生活，特别是对工资的敏感，比较渴望高收入，这种渴望不是说为了想赚大钱而去赚大钱，是你必须要去实现的一个家族的责任。你得让家人过得更好，更幸福，生活质量更高一点，哪怕是能够吃得更好一点，能够在城市里买到更好的房子，是带着这些很踏踏实实的追求去工作，去城市里面生活。
城市里面的孩子可能从小就已经有这种意识，知道工资，知道每一个东西都是买过来的。但是我们是到城市之后才意识到，每个东西真的是要花钱买，才对交易、金钱，能够感受到它实实在在的重要性——对每个人的尊严，对每个人的生活。
我在小时候是很不敏感的，只知道家里面没东西，但是对钱没有非常直接的感受。所以这种对于生存的压力，我觉得农村的孩子应该会比城市里的要更加纯粹一点。简单讲，就是为了要赚一份收入，让自己的家人过得好一点，大体上应该都有这种梦想。
城市的孩子可能更加强调自己的个人梦想，我要去实现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我想成为一个老板，等等。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不知道对不对。
另外一个我感受到的共同点，是相对来讲从农村里出来的孩子大概会更加去强调家庭的价值，对于组建家庭的渴望，或者说这种根深蒂固的要去娶个媳妇生个娃、要去传宗接代的意识，要在这个家庭里面去实现自己的幸福，这种观念我觉得农村的孩子会比城市的孩子更加深刻一些。
因为城市的孩子，我自己看到的，他们接触到的那些家庭的支离破碎、离婚、家暴，比农村要更频繁。
这种家庭的聚散离合，农村要稳定一点。 其实农村也会有很多不完美的婚姻，但是有大家族，你周围很多亲戚，他们会去劝，会去维系你小家庭的平衡，你们的矛盾不至于爆发到无可收拾的地步。但在城市里面，可能就只能靠夫妻双方之间去调和，没有太多人会在你们出现危机的时候去干预。
叶丹颖：还有城市里可供你选择的诱惑也会更多。
木叶：这你也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城市是一个开放系统，很多东西都是开放的，很容易一下子就把你从家庭里带走了，带偏了。我两个堂哥家就是案例。
我侄儿到县城里去读书，我大堂哥的媳妇去陪读，结果染上了赌博的瘾，前后花了10年才戒掉，他们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经济代价。好在他们没离婚，两个人的感情一直还在。最近两三年，我侄儿初中毕业就去打工，跟他爸爸一起替他妈妈还债，后面终于还清了。
我还有一个比我大两个月的堂哥，他媳妇也是从农村到县城，染上了赌瘾，她染上的方式跟我大堂嫂不一样，是这一两年通过网上来赌，这就更隐蔽，更不容易发觉。直到她欠了好多债，追债的来了，我堂哥才知道。为了还债，我堂哥一家也是花了很大的心力，我也借了好几万给他们，最后把债还清了。结果2020年的10月份，她又跑去赌，两个人没法过了，我堂嫂净身出的户。
这两个案例就是失败的城市化。本来我大堂嫂如果在城市里能够陪她儿子读书顺利，以我大堂哥的实力，是可以在城市买房的，结果因为还债，十年兜兜转转，又回到村子里面去了。
比我大两个月的堂哥，他是在城市里买了房，但是过得很拮据，很辛苦。他现在是当饿了么骑手，他当骑手是因为必须要照顾女儿，不然他可以去全国各地做建筑工人，可以赚更高的工资，相对也不用太辛苦，因为他有一定的技术，现在就只能比较辛苦地边做骑手边照顾女儿。
这两个案例也促使我必须要去思考农村经济城市化的问题。当我们城市化之后，其实很多法律还不健全，那些相对缺乏辨别城市里面诱惑的人，可能就很容易被骗。
叶丹颖：在你发给我的那篇关于你的教育成长史的作业最后，你补充说自己这些年的心态要变得成熟一些，不再那么愤世嫉俗和得理不饶人，能说说具体的例子吗？
木叶：我本科时有一种不能容忍别人抄袭的洁癖。大学里的考试，很多人都会带小抄，我每次都是一进教室就直接坐到第一排，有一种向其他人示威或者警告的意思。这一点也让我们几个舍友压力很大，一到考试，他们在我面前可能真的会有一种道德上的负罪感，不想跟我一起走路，因为他们真的是在抄。后来到了大三大四，我依然是坚持这一点，但是没有再刻意去坐第一排了。
这种对于公正的特别强调，大概跟我高中时期有关。高中的时候，有些学生跟老师关系比较好，老师除了给我们这些人发卷子之外，还会刻意给那些人提供辅导。我当时有些不理解，他们成绩不是特别拔尖，也不是很主动去问老师问题，为什么老师会给这些人额外的一些辅导？ 那个时候真没想到钱的问题。
是后来上了大学，我问了我们班这些人，我才慢慢意识到，原来真的是因为别人给老师交了钱，所以老师要给他们提供额外的教学辅导。想通这一点后，觉得还是自己太单纯了，总有人通过这种不同的方式去获得他想要的东西。
也是受到我爸的影响——即使别人很厉害，你只要够努力，够优秀，那些小伎俩都是无足轻重的，你依然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打掉这些外挂，所以我会特意强调一定要在公正的环境中。这样即使别人开了挂，找老师补了课，但最后你的评价一定要是公正的，分数一定要是公允的，而不是有人直接去篡改分数，否则你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别人去改结果。
现在，我肯定还是会在乎公正，因为农村的孩子到城市里，总是会接受各种不平等待遇，你总能看到，很多人是靠关系进到一个单位里来的，所以对这个问题，我还是比较敏感，但也能接受，因为别人找关系，他也确实付出了，我开始能接受所谓的“交换思维”。
他是在某些方面促进了企业的发展，比如他给了企业一个订单，或者一笔存款，所以他能够进银行，或者他找的关系能够给领导带来某些帮助，他才进来的。 我能够理解别人是怎么玩的，他也确实付出了。只是这种付出对你是不公平的，但对他来说也是不得已。
现在回想我大学考试总坐第一排，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做不到当时的那种状态了，义无反顾地坚守一种绝不抄袭，我感觉现在没有那种锐气了。我现在只能保证自己不去抄，但是我不敢向大家去呈现我的这样一种状态，不敢让大家一定要向我看齐，没有这样一个勇气，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高尚，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可能比我做得更好。
叶丹颖：去年的这时候，武汉正处于全国新冠疫情的“风暴眼”。当时你身在武汉的具体处境是怎么样的？
木叶：疫情也是让我特别去思考“生死给人带来孤独感”的一个出发点。
2019年12月30日，我们当时就已经就有传闻说最近的感冒很奇怪，没有流鼻涕，但是很难痊愈，当时有医生在一些圈子里面传，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也是医生，他们就说这个病毒很有传染性，大家一定要注意，可能确实是像SARS。结果到了1月20日，钟南山出来说新型肺炎存在人传人，我那天刚好是在地铁上面，当时就心里一惊，我第一反应是我们被骗了，有点愤怒，然后我才想起来原来之前这个事是真的。
很快就快过年了。当时我只知道人传人会比较麻烦，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危险，因为当时报道出来的死亡人数还是很少的，所以还在准备年货，只是想着过年可能没那么方便了。 第二天，我姐夫把我妈带到我这边来了，要一起跟我过年，当时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到我这边来吃年饭，吃完他们就回去了，留我妈在我这边。
等到了第二天，就是1月23日，武汉封城。当时我们才意识到，问题非常严重，就开始各种囤粮，准备生活物资。 后面陆续报道说死了很多人，医院挤得不行。我认识的两个朋友，他们是因为别的问题到医院想看病，结果发现医院已经水泄不通了，根本就看不了病。
大家感受到恐惧，绝大部分信息是来自于医院，医院里真的非常沸腾，各种打吊瓶的，挤满了病人、家属，大家情绪都很激动，医生也是非常疲劳的状态。
我住的小区附近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就是当时电视报道里面李兰娟院士他们所在的医院，我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有一排救护车从旁边经过。后面我们才知道，这个医院救治的是整个疫情期最严重但是又没有死去的病人，各种疑难杂症要在这里找到解决方案，再推广到其他病区去。
我们小区也出现了十几例病例，所有出现感染或疑似病例的楼层，每户每天都要在家里面消毒，我们这一层没有出现，但我们这一栋有。
不管是疑似还是确诊病例，都会被带到方舱医院。他们很多人去方舱医院不是被动的，其实是主动的，因为方舱医院确实医疗条件还要好一点，能够保证有医生给你看病，给你打针，给你吃药，而且他们的方案是比较科学的。
我觉得医生真的很不容易，在这期间，他们不管是什么科的医生都要顶上去，每天面对的病人情绪都非常激动，家属又不能到医院来，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要给你打电话，你又不得不接，你不接，他们就各种担心，甚至造谣，所以他们压力真的非常大。
病毒确实把整个城市的功能搞瘫痪了。生活很不方便，物价也特别高，又不能出去。你在家里关个一两天还好，但是你一周还是不能出去，就跟坐牢一样，我是属于在一个环境里面待了几天之后就整个人头都要炸了的感觉。
后面我们社区开始招募志愿者，我就报了名，去帮大家分发菜，如果有外省援助的物资到了，我们就去领取。我们小区比较大，分发时排队的人很多，有些人不愿意下来，你还得把菜送到他们家门口去，确实是比较累，每天回来之后，整个脚都是酸的。
我做志愿者，其实想得更多的可能还是自己，并不是说想着能够奉献社会之类的，觉得反正放假在家里待着，出去可以帮助大家，又可以让自己每天锻炼一下，而且每天要干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主要是下午两点到五点之间，所以觉得只是做了一件比较普通的事情。
叶丹颖：当时有担心自己会被传染吗？
木叶：刚开始几天确实有点担心，后来大概是觉得，既然这么多人都得了这个疾病，而死的人毕竟是有限的……包括我本科也是学生物的，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个病毒，也跟我的朋友聊过这个病毒，了解到你只要自己抵抗力比较好，没有明显的疾病，其实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只是不确认一点，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当确认这个病毒不是那么致死的病毒之后，就没那么恐惧了。
叶丹颖：你看到的武汉是如何慢慢恢复常态的？
木叶：应该是从3月份开始恢复的。1月底2月初，武汉阴雨绵绵，整个城市都很压抑，但到了3月份，天气已经很暖和了，太阳出来得比较多，大家发现疫情正在被政府有效管控之后，这种恐惧也慢慢消退了。
大家不再那么恐惧，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会发现，人一旦恐惧，就会做出很弱智的一些行为，比如拼命地囤菜，传各种传谣言，乱发各种视频，甚至人与人之间不信任——就像我们当时给别人送菜，有的人会质问你是不是带着病毒来的？
3月份的时候，生存的压力也已经慢慢上来了，大家发现家里面存的钱已经不够了，很多人的房贷是没有停的。我们公司整个疫情期间没有任何降薪，除了没发年终奖之外，其他工资都是正常在发，所以我没有非常直接地感受到这种生存压力，但是我也担心过公司要裁员。
我们公司的总部在深圳，研发中心在武汉，当时总部有在讨论要不要把武汉的研发中心撤掉，在统计湖北有哪些人可以去到深圳办公？家在荆州、襄阳这些地区的同事，当时能去深圳的基本都去了，因为那个时候肯定不会有新的岗位，所以一定要保住现有的岗位，我知道有很多孩子不满一岁的妈妈，她们都去了。我当时也做好了可能要失业的准备，因为武汉确实是出不去，我们只能接受。
后来，发现可以远程办公后，我们武汉的同事真的很拼。公司评估说，远程办公的效率虽然不能达到100%，但是基本的业务能够应对，研发的课程还是能够出来，最后就放弃了动议，不撤销研发中心。
4月8日，武汉解封，我们开始上班。因为我住的离公司比较近，所以我是从3月底就开始上班了，4月8日，凡是没有去深圳、能回武汉的同事都回来了。5月份，去深圳的那些同事也都陆续回武汉了。
研发中心又重建起来了。
叶丹颖：这场疫情过后，你觉得自己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木叶：有一个点我感受很明显，以前我走路是非常快的，特别赶，尤其在工作的时候，经历过疫情，我走路还是很快，但是我会更加注意到身边一些人的不容易。比如那些打扫卫生的阿姨，以前我会走得很快，可能垃圾往那一扔，我就不管了，但现在我会刻意慢下来，确定它能够进入到垃圾桶里面去。
因为我自己做了志愿者后，会发现别人是不理解你的，你本来揪心扒肝地为他送菜，他还各种质疑，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他是很紧张、很恐惧，但你还是会有一些委屈，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居然还不理解我。
所以现在我会觉得，每个人生存真的很不容易，在对待那些相对来讲比我困难的人，我会抱有更多的同理心。
比如说，当别人的一个工作没干好，要是在19年之前，我可能直接就开骂了，或者严厉地批评了，而经过了疫情，现在我首先会去了解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是不是状态不好，或者心里有心事，家里有什么问题？会在这方面多花一点时间关心一下，然后再慢慢切入到他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在19年之前，我可能是属于那种比较扛的，我自己遇到问题，我会自己把它解决掉，所以我也希望别人遇到各自的问题，也都自己解决掉，尽量不要带到工作中来，就是那种所谓的专业职场人士，但确实缺少了很多同事之间人文关怀层面的东西。
对家人也是这样。以前我回去，关注得更多的是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决？最近过得怎么样？现在，即使没有问题，我还是会跟他们团聚，团聚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就会静静地坐着，甚至疫情期间，我也学会做菜了，让大家一起来品尝，虽然我做得不好吃。
叶丹颖：如果为“农村青年城市化”的议题来做一个总结的话，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有什么期许？
木叶：从宏观层面来讲，我觉得农村青年城市化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就是80后、90后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进程，我们都在经历这个过程，而且在可预见的接下来20年，还会持续有更多的农村青年到城市里面来。
这个过程估计是很难反转的，除非农村里的地都被重新规整之后，又有一些人回到农村里去，其实现在也有这种苗头，就是新型农民。但是大体来讲，再回到农村去之后，就真的不是自己小时候看到的那种乡野，是你不认识的农村，现代化的农村，是已经是被设计过的，不是自然而然延展出去的那种小路，而是一条直路。所谓的农村，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从熟悉的状态变成陌生的状态。
站在微观层面上，我会觉得我们每个人，或者我自己能做的，大概也就是持续地去发现自己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自己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去做到的是什么，尽量少给自己留遗憾，然后给未来留下一些梦想，留下一些希望。 当自己真的要面对死亡的时候，能够多一些回忆，也能够留下一些好的东西，就是好的文字，还是会去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怎么样，还是得想办法留下一些东西。
叶丹颖：最后一个小问题，现在再回到故乡时，让你最亲切的一处风景或角落是哪儿？
木叶：是农村里的小路。
这种路比城市里的会破很多，路上还有积水，因为大家的素质确实不是很高，可能随手就往这路上泼了水，但它会让你感觉比较的粗犷，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不用太在意那种车子，即使你踩到水里面去，顶多就是衣服稍微脏一点。
虽然说它不是很美……我大概会觉得，那种非常静谧的、非常完美的路，是只能看而不能真正走上去的，当你真的走上去，可能就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了，反而是这种很实实在在的路，你走上去，你会发现真实的自己。
大概小时候我比较享受那种在村子里面乱跑的感觉，我至今还怀念那种感觉。
我们当时会玩捉迷藏，你穿到这种小路上面，有时候你不想走这条路，你可以从两个房子之间的小缝里插过去，有一种找到了新通道的很奇妙的感觉，通过一条小路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又穿出来，相当于有不同的可能性，你通过一条小路还可以找到更小的路。
（C村、S乡、G村及王守福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