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语外来词反观汉语的特点

词汇是对于社会发展最敏感，几乎处于不断变动中的语言组织的基本单位。汉语的词语并不贫乏，没有产生新字，并不等于说没有产生新词。王宁先生指出，汉语词汇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生造词阶段、单音孳乳造词阶段和双音合成造词阶段。从单音造词阶段发展到双音造词阶段，引发了汉语词汇系统质的变化，是文言到白话发展的重要表现。

吕叔湘先生说：“两千多年以来, 从有书面记载的汉语历史看，汉语词汇各个时代发展很不平衡。有时几百年发展很快，有时又很慢。好像隋唐时代发展快，宋朝就慢些，晚近发展又快了，什么时候发展快，为什么快；什么时候发展慢，为什么慢，应该好好研究。其中还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如佛教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就很大，也需要专门研究。”（《词汇学新研究》，语文出版社，1995）

一、汉语外来词的概念与分类

外来词，也叫作外来语、借词，指一种语言从其他语言中借用或引进的词语（徐文堪《外来语古今谈》）。世界上每一种语言里都有数量不等的外来词语。当两种不同的文化彼此相遇时，语言也随之发生接触和联系。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汉语外来词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借音词。音译。“逻辑”（logic）、“咖啡”（coffee）、“托福”（TOEFL） “布尔什维克”（большевик，俄语）、萨其马（sacima，糖缠，满语）

2.意译词。“革命”（revolution）“激光”（laser）“博物馆”（museum）

3.仿译词。根据外来词的语素逐个意译。“篮球”（basketball）、“蜜月”（honey moon）、“超人”（Übermensch，德语）、幼儿园（kindergarten）

4.混合词。一个外来词和一个固有词组成的复合体。“卡车”（car）、 “啤酒”（beer）、“酒吧”（bar）。“车”和“酒”都是对音译部分的解释。

5.借形词。这一类型的外来词主要存在于使用汉字系统的语言之间，比如日语、汉语和朝鲜语等。比如料理、取缔、和服、浪人、武士道等等。

还有一些是字母词，比如NBA、DNA、WTO、E-mail、wifi、X光、LED灯、F1赛车、3D电影、4S店、卡拉OK等。其中有些词汇已经被收到《现代汉语词典》当中了。尽管有些人反对这些字母词，但实际上，由于它们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了诸多方面，暂时无法替代。而且，所谓的“语言纯洁性”是站不住脚的，纯洁的语言只有是死的语言，只要是活的一定要吸收新的东西。

有的学者认为，只有音译词才是外来词。可是，penicillin有“盘尼西林” 和“青霉素”两个译名，表示同一种事物，如果硬要说前者是外来词，后者不是，也不太好。因此，我们取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以上几种我们都认为是外来词。

汉语不但有外来词，也向其他语言输出词汇，比如“丝”（希腊语sēres,，拉丁语sericum，英语silk），“茶”（蒙古、朝鲜、俄语通过陆路的，发音类似ča，荷兰、法国、英国走海路的，发音类似tee，厦门方言。对不同国家“茶”的读音的考察很有意思），功夫（kung fu），麻将（mahjong）等等。

用语言学家萨丕尔的话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王宁先生说：“我们的现代汉语，是一个“杂糅”的语言。什么叫杂糅呢？首先，是词汇上的“杂糅”。……其次，是语法的“杂糅”。……在当今国际化的交流环境中，由于语言间的翻译是广泛存在的，无论是口头翻译和交流，还是书面的翻译、交流的增多，外来语言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汉语的词汇、语法的发展。所以我们说，现代汉语的语言不是很纯。”

二、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发展

外来词是一类很宝贵的跨文化研究的材料。罗常培先生在1950年出版了《语言与文化》，内容包括“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从姓氏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等。罗常培先生指出：“对于这些交互借字仔细加以研究，很可以给文化的历史找出些有趣解释。”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国家，与海外更有交通联系。《史记》、《汉书》等史籍记载了大量北方各民族和西域诸国的情况。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唐代更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盛的时期，与中亚粟特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西域带给我们很多新词语，比如葡萄（曾音译为蒲陶、蒲桃，来自伊朗语）、狮子（曾写作“师子”，可能来自伊朗语）、安息（帕提亚王朝，安息是王朝建立者Arshak的音译）、身毒/天竺（一般认为来源于梵语Sindhu，但是有人认为来自伊朗语hinduka中介）、突厥（伯希和认为是柔然语Türküt）。白居易《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这里的“瑟瑟”是一种碧绿的宝石。《新唐书卷一三五高仙芝传》：“仙芝为人贪，破石，获瑟瑟十余斛。”

劳费尔（B. Laufer）的《中国伊朗编》，对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中亚纺织品、矿物进行了考据。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对唐代共18类170余种舶来品进行了仔细研究。“在汉语外来词的考察研究中，最困难、最艰巨的工作还是考定一个个词语的词源和流变。”

东汉至隋唐五代时期，汉语吸收外来语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佛教。佛教传入中原，比较确凿的说法是东汉明帝时。佛教的传播与佛经的翻译同步进行。东汉桓帝时，安息人安世高、月氏人支娄迦谶来华，此为译经之始。佛经之翻译在魏晋南北朝时大盛，而唐代至于鼎盛，自此逐渐衰微。这些经书大部分译自梵文，部分译自佉卢文文、巴利文和犍陀罗文，以及西域的某些语言。

宋以后至鸦片战争前的清朝，存在很多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但是，由于汉民族文化水平较高，在语言接触中占有优势，所以进入汉语的其他各族名词数量并不多，影响也不大。随着蒙古、满族政权的终结，这些外来词也渐次凋零。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历急剧的变革，新事物、新概念层出不穷，这也推动着汉语词汇的更新。除了直接引进印欧词语，包括音译和意译（主要是仿译），还有不少词语从日语借入，这些词汇在汉语中至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不过，有些词并不产生于日本，中、日、欧之间的语言交换是很复杂的。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新词语如潮水般层出不穷，这里就不列举了。不过，有的外来成分逐渐融入汉语词汇，经过时间的考验而稳定下来；有的则只是在特定的场合临时借用，并未真正取得外来词的资格。有些词语已经被淘汰了。

值得注意的是，祖国大陆和台湾、港澳三地的外来词出现一定差异，同样的cheese，大陆叫“奶酪”，香港叫“芝士”，台湾叫“起司”。这是由于曾经政治阻隔、交流不畅，加上方言、习俗、社会经济不同造成的。人名、地名、商品名的译法往往不尽相同，这也给文化交流带来了一些不便。

三、从外来词反观汉语的特点

从语言的接触、从外来词反观汉语的特点，也许能有所收获。我目前认同的观点是，音译词在汉语中并不受欢迎，更多的是意译、仿译、混合词。外来音译词常常要经过改造。“汉化”程度高的外来词更容易被接受。

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之间，词语可以直接借用，或者稍作改动就可以了。比如，英语中有不少法语词，甚至发音仍然保留了法语的特点。但是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汉语中音译的外来词语常被意译词语所取代，这是因为音译词往往只表音，不表意，无构词理据。徐文堪认为，“汉语不容易接受‘真正的’外来词。主要原因在于语音结构和词素结构的限制，而且记录汉语的汉字系统倾向于使书写形式与意义之间建立某种联系。”

“青霉素”取代盘尼西林（penicillin），“袋鼠”取代“更格鲁”（kangaroo），“连衣裙”取代“布拉吉”（платье，俄语）。在不同译法的竞争中，人们挑选的往往是意译词。最为人们称道的，是音译兼意译，“绷带”（bandage）、“引得” （index）、乌托邦（utopia）、联颂（liaison，法语）等。但是不多。

外国商家很清楚这一点，在商标品牌的翻译最下功夫，比如可口可乐（coca-cola）、奔驰（benz）、舒肤佳（safeguard）、汰渍（tide）、帮宝适（pampers）、雅诗兰黛（Estee Lauder）、兰蔻（lancome）。汉字的选择当然不只是标记读音，最好是能暗示消费者这是什么种类的商品，至少也是好听的、吉祥的。

日语有假名、朝鲜语用字母。比如法国，日语叫做“フランス”（furansu），朝鲜语称“프랑스”（peulangseu），发音并不能一一对应，但是基本上是音译。汉语却不是这样。不过，日本、朝鲜在文化上属于汉字文化圈，是受汉字影响的，问题比较复杂。“美国”在日语中有“米国”、“アメリカ”两种译法。近些年来，日语、朝鲜语的外来词更倾向于音译，让很多中老年人无所适从。

还有一个有趣的考察点是电影译名。电影《Transformers》，大陆、香港、台湾都翻译成《变形金刚》，日语翻译为 《トランスフォーマー》 （Toransufōmā），朝鲜语翻译成《트랜스포머》（teulaenseupomeo）。还有一些电影，日语、朝鲜语仍然是音译，大陆、香港、台湾译名不同，但没有一个音译的。

佛经是研究汉语史的重要材料。相关研究有梁晓虹《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辛嶋静志《汉译佛典的语言研究》等。佛经翻译不仅影响了中国的音韵学，也带来了很多外来词。如果仅仅是是举出涅槃、魔、劫、世界、天堂、报应等外来词而已（名单可以列很长），那么用处不大。

王宁先生认为，“佛经汉译所取仍是五经话语体系，音译词仅仅保留在佛教话语体系中，只有极少数加入汉语文言体系”。这样来思考的话，佛经的影响更多的是在汉语口语，即佛教的名相术语转而化为汉语的口语，如“方便”、“缘分”、“现在”、“过去”等等，俗文学又进一步促进了佛教词语向汉语口语的发展，还有大量的成语是佛经中的故事，比如空中阁楼、天花乱坠等等。

还有一个问题是，佛教带来的大量音译词，仅仅是在佛教语境下使用，并不流行，不是常用词，只有教徒才理解。比较流行的音译词，比如“菩萨”（bodhisattva，梵语），从四音节“菩提萨埵”到双音节“菩萨”，也经历了汉语化改造。因为汉语更习惯双音节音步，而不是印度不规则的多音节。观音菩萨的名字Avalkiteśvara的音译是阿缚卢枳低湿伐罗，成了观世音、观音。僧伽蓝摩省做伽蓝。单音节的“佛”又比“佛陀”更适合组成双音节的词语：佛祖、佛经、佛寺、佛法，等等。

王宁先生认为，汉语双音构词内在动因是意义表达的细密化，是由汉语自身特点决定的必然结果，双音构词和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不要把双音构词的研究局限在个体词的“词汇化”，而要从词汇意义的系统性和语言发展的规律性的宏观理性的角度来统领个体词汇的变化发展。双音化已经成为如今汉语词汇发展的一个趋势。即使它很少增加单音语素，也同样增多了新词的产生。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佛经汉译恰好碰上了汉语发展演变的大时代，可能内在的、外在的因素都在起作用，也在互相影响。但是限于本人对佛教和汉语史知识的匮乏，这些讨论恐怕很难深入，但是我觉得值得思考。

资料来源：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王宁《汉字与中国文化十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徐文堪《外来语古今谈》，北京：语文出版社，2005。

梁曉虹《佛教與漢語》，香港：《中國語文通訊》，第19期，199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