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超越性，在于日常生活——读《归去来兮辞并序》

《归去来兮辞并序》与《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是陶渊明的散文佳作。一篇“归去兮”，想必能赚到不少游子的眼泪。欧阳修曾评价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足见本文的份量。本文试从背景、内容、语言等角度展开分析。

1、痛苦的根源

一般情况下，读此文时难免对陶渊明“过于强烈”的思乡之情，感到惊讶。《归去来兮辞并序》序中说：“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可谓痛苦深切。

这是指公元405年，陶渊明出仕为彭泽令（今江西九市内）时发生的情景。不仅仅很快产生念家之情，而且有相当强烈的自我怀疑以及反思。而此地“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可以说与其家的距离并不是特别遥远，而且满足了他嗜酒的特点。但显然，这些因素不足以解决陶渊明的矛盾。以至于当嫁到程家的妹妹在武昌去世，急忙就辞职了。总共只有八十多个日子。

在《归去来兮辞并序》里，类似充满过分焦虑的心情随处可见。比如“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在陶渊明看来，出仕与身心受到劳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再有“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对以往的深深悔恨，对未来可能深陷于此的巨大担忧。

此时的陶渊明40岁左右，其出身于已经破落的贵族家庭，祖父据说为东晋名将，高居大司马的陶侃。从二十岁开始进入官场，陶渊明先后出仕共计五次：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这些经历普遍时间短，此外还包括拒绝为官的一些经历。但持续时间长达二十年，充分说明陶渊明本身并不厌倦为官。

鲁迅早就指出陶渊明“金刚怒目”的一面，例如陶渊明在《读〈山海经〉》中写道：“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透露着雄心壮志。

但是，陶渊明的从政经历是容易产生争议的。这第二次，陶渊明跟随权臣，大司马桓温之子桓玄，此后又疑似在另一权臣，使持节（直接代表皇帝行使地方军政权力）刘裕帐下做镇军参军，此二人后来均自立为王。而在陶渊明出仕为彭泽令的这一年，朝廷正陷入一场大乱局：1月19日，晋安帝司马德宗年被桓玄逐出建康。两年前，桓玄已自立为王，国号为桓楚；3月24日，刘裕举兵攻桓玄，桓玄军队大败。（420年，刘裕亦自立谋反，国号宋，史称刘宋）；6月26日，桓玄挟安帝逃往江陵。但桓玄很快败亡后，桓玄的手下将军桓振攻陷江陵，晋安帝被俘。

在本文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线索。比如“于时风波未静”，显然暗有所指。又如把作此文的时间写成“乙巳岁十一月也”，没有写晋氏年号。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中如此评价道：“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405年）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以此认为陶渊明拥有忠晋之心，该说法影响甚广。不过，陶渊明真实的政治态度一直被其隐逸文字所掩盖。

袁行霈在《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中评价陶渊明所言较为准确：“他在政治斗争中当然不是一个风云人物，但在政治风云中却也不甘寂寞。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仅仅用生性恬淡解释它的归隐，也是不全面的。他在政治漩涡里翻腾过，他的进退出处都有政治原因。”

结合这些人生的经验，陶渊明这次出仕和“归去”自然显得十分沉重。在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治环境，不应对陶渊明的政治立场过分苛刻。陶渊明的可贵之处在于，及时认知到这一切之于其人生的虚幻性，本为一恬淡寡欲的诗人，何必趟官场的浑水？此后，陶渊明彻底远离政治，完全进入了隐居的生活，真正进入了人生的黄金时间。

2、富有人情味的隐居

一谈起隐居，不少人会联想到某些名山大川里离群索居的狂狷之士。在今天，终南山等地也成为一些城里人返璞归真的去处。古今的不同之处，或许在于前者因为时间遥远而显得品格高贵，如伯夷叔齐，后者则要么被当成“异类”，要么被人利用，一地鸡毛。

陶渊明被后世公认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恐怕不是因为此前没有隐逸或田园诗人的缘故，而在于陶渊明的隐居创造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类型，某种程度上把握到了隐居的真谛。

且看陶渊明隐居的具体内容，文章开头说了一句话：“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也就是说，他最挂念的是田园的农地是否荒弃？这或许是由于常年“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导致的自然反应。这更是田园劳动曾他带来过有别于官场的体验。如《归园田居》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又有《饮酒》中的千古绝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他的心情是紧张的。文中如此写道：“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乘着夜船，一直在问快到了吗？并且埋怨天还没有亮。在归乡这一主题上，初唐诗人宋之问的一句诗“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十分著名，写的是久别家乡后，面对物是人非的复杂心理。陶渊明完全没有这种心理，某种程度上像一个“逃犯”。也说明他对家乡和路程十分熟悉。

一个颇有趣味的观点认为，这篇文字与《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文一样，或有着明显的虚构色彩。以下这段话便是例证：“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辞并序》）

说的是陶渊明到家以后的具体情况：童仆和孩子们迎接，松树菊花还长在那里，和去时的一样，家人已经为他备好美酒，而后他可以每日在院子里散步，欣赏周边的景致，再无其他令人心烦意乱的政治问题以及工作。这似乎与开头序中提及的“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表现的窘境有一定冲突。

再看后面的一段话：“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归去来兮辞并序》）写的是陶渊明的会客、弹琴读书、劳动以及郊游的丰富的生活情况。

这与一个需要操持养家糊口的一家之主的生活还是有差距的，似乎更像是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少爷。更真实的陶渊明可能如序言所述，接近其诗《乞食》中描述：“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所以，现实情况可能是，陶渊明省去了许多触及现实真相的文字，而专心描画生活中最精彩的一部分。

或许也是因为现实生活的逼仄，使得陶渊明不得不依靠其他的社会关系，家人为他准备酒、与亲友谈话、农民的一声通知等普通生活细节，让他进一步感受到日常生活中的温暖，并写入了文章中。至于那些郊游可能只是忙里偷闲的片段被放大。这也使得其笔下文字显得温情脉脉，完全不似“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里描写的孤芳自赏，弃绝人间的高士形象，贴近以及满足了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对田园生活的想象。

而这可能才是隐居的真谛，回归人类最平凡的生活，沉浸于人性的真善美。清学者伍涵芬在《读书乐趣》写道：“陶元亮《归去来辞》，一种旷情逸致，令人反复吟咏，翩然欲仙。然尤妙于“息交绝游”一句，下即接云：“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若无此两句，不将疑是孤僻一流，同于槁木乎？”可谓一语中的。

3、小结

本文从追问田园是否荒芜，到细致地描绘田园生活的图画，带领读者深入个中乐趣。最后呼应开头，再次强调了个人对人生的追求，即“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辞并序》）情绪上从悲转喜，后又转悲。说明陶渊明仍然处在思想的斗争中。

所以，文章末尾又说道，“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并序》）将生活推向了独自与自然融合的境界，完全不需要依靠其他的外物，直到生命的尽头。这自然是不切实际的愿望。可见上述田园生活的形式也可能对他造成一种隐性的负担，也会令他产生厌倦，“请息交以绝游”的感叹不仅仅发生在官场，也可能发生身边的亲友之间。因此，陶渊明需要更独立的精神。

将人生的超越性与世俗性较好地融为一体，或是陶渊明的为人及文字超凡脱俗，又充满人情味的主要原因。恰如朱光潜评论陶诗所言：“陶诗的特点在平、淡、枯、质，又在奇、美、腴、绮”“把他们调和在一起，正是陶诗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