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谁需要“理论”？Who Needs 'Theory'?
正文
1996年，霍尔以Who Needs `Identity'? 作题目为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ity 这部论文集写了一篇引言。借用霍尔的问题，我也想来谈一谈who needs theory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长期搞理论研究的文化研究学生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困扰着所有人的问题。理论的目的和意义究竟是什么？
对于许多接触文化研究没多久的同学来说，扑面而来的思潮和理论令人目不暇接又流连忘返。这是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当代理论让我们摆脱了沉浮的批评方法，不用再讨论什么“镜与灯”这类的问题。文本的边界被打破了，知识的真理性被结构了，作者不再具有对于文本的任何可靠的解释权力，能指成为了你永远的朋友，也就索性忘记了还有所指这么个存在。是的，理论确实可以这么学，而且绝大多数的文学理论导论和文化研究导论也都是这么写的。但是，所有这种写法的理论书和理论课都存在了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作者和老师都没告诉你，为什么要读理论？谁需要理论？理论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也是我为什么有大半年时间没有发过自己写的文章而都是在做一些翻译工作，一方面我确实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我却还是认为理论很重要，但自己始终没有想清楚。我没有像很多从文学系出身的朋友在进入研究生阶段之后，学了几学期的理论课，就张口开始声称ta是“反理论”的。毕竟，作为从哲学系出身的我来说，我对理论的理解更多偏向一些哲学色彩。在我这样的视角下，很自然的会对理论本身产生兴趣，而非多数搞传播学，电影研究，城市研究这类学科是有一个专门的主题，并运用理论来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对于后者来说，理论不过只是一种工具，一种方法，一个视角，帮助他们更好的来对研究对象进行处理和分析。文化研究当中也不乏优秀的经验研究，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就是这样一篇兼顾经验和理论的优秀作品。
然而，想起当年刚刚接触文化研究的时候，我也是带着一定的经验问题的，那时候我会关注消费和审美。但很快我就发现，单纯用理论来解读这些经验问题会出现很大的偏差，那就是理论和经验直接的巨大鸿沟。单纯从理论视角出来来进行解读和分析终究只能是理论的同语反复，并不会让经验的复杂性更多的呈现出来。
大多数文化研究的学生在这个时候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开始对理论进行否定，宣称自己是反理论的，从而走向纯粹经验的领域。然而，我还是认同康德的看法，“Thoughts without content are empty, intuitions without concepts are blind. It is, therefore, just as necessary to make our concepts sensible, that is, to add the object to them in intuition, as to make our intuitions intelligible, that is, to bring them under concepts.”（Critique of Pure Reason）「尽管这个观点恰恰就是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当中着重想要批判的，但我现在还没看明白这本书，暂时不纳入考虑范围。」形式和内容都不能以其自身为依靠而独自站立，理论也不是哲学，理论本身应该是有自己的主题和问题的，所以才有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
那么，在这里我不得不对哲学，理论，和批评进行准确的界定，才能够说明白他们之间所处的的关系。在本体论层面上，哲学>理论>批评，换言之，哲学是理论的元理论，理论是批评的元批评。这种划分是取决于他们与经验之间的表面距离，故批评看起来离经验最为接近，理论次之，哲学次次之。但这也并不是说哲学压根就不关注经验，相反，哲学恰恰是对经验最纯粹最一般的反思，只不过用的是很哲学的语言和问题来对经验进行的回应。因此，哲学看起来离经验最远，但却恰恰是对经验最彻底的反思。
理论是从哲学当中走出来的，带有着哲学的面纱，与哲学共享一套语言逻辑，但是恰恰处理的并非是哲学式的问题（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相反，理论有着自己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自身的主题，例如性别，后殖民，亚文化，消费文化，种族，女性，城市，空间等等。在这个主题化的过程当中，理论完成了一次对哲学的逃逸，逃逸出了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回应，从而才有可能完成对于更多现实问题的主题化思考。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发现文学理论，文化理论，批判理论所使用的思想资源全部都来自哲学，但却所回应的问题恰恰又是非哲学的。这才是理论的productivity所在。
然而，行文至此我其实还依旧尚未回答我文章最初所提到的问题，那就是「谁需要理论？」这个问题实际上与「理论的目的是什么？」是同构的。我的回答是：他者。换言之，理论是他者的语言，是他者对于哲学的挪用和改写。下面我将论证我的这个结论。
这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前段时间我本来想研究一下他者的这个哲学概念，但却没有怎么找到一些合适的研究。索性也就放弃了这个计划，也就是在最近，我正在打算准备一起关于身份认同（identity）的podcast，开始重新反思身份问题产生的先验条件是什么？我发现了一个概念叫做剩余（surplus），最早接触剩余这个概念是在马克思主义当中，剩余价值对于我们来说不过是耳熟能详的口头禅。但是，我们却从未思考过剩余是什么？对于剩余的思考实际上出现在精神分析当中，但是由于我对精神分析不熟，只能给出我自己的解释。
我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解释剩余的话，实际上剩余就是符号系统无法充分涵盖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后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差别就一目了然了。后结构恰恰抓住了这个符号系统无法涵盖的剩余，从而对于结构主义发起猛烈攻击。德里达的differance正是如此。这种剩余存在之处恰恰是在符号之外，而非符号之内。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任何一本理论书当中的逻辑推演来讨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关系都是失败的，因为剩余恰恰就蕴藏在经验当中，理论不过只是对于经验的主题化而已。
那么，用剩余来看待身份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何作为留学生的我会有身份问题，那就是因为我的经验在既有的符号系统当中发生了溢出（excess），产生了剩余（surplus），走出了符号之外。在这个状态下，符号系统的任何描述对我来说都是无效的，没有一个符号能够准确的讲出我的身份认同。为此，我也专门问了一些跟我一样都是高中毕业就出国的同学，有人会说，「这玩意很复杂，说不明白。」是的，这恰恰就是一个没有学过理论的人对于剩余的感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霍米巴巴，巴巴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很精彩，他说身份就是一种混杂（hybrid）和模糊（ambivalence）。我认为这种回答恰到好处，只讲出状态而非定义，描述这种生成（becoming）的感受而非将其固定为一个符号或存在者（being）。
由此，通过后殖民理论，我逐渐理解了后结构主义的基本动机，这时候再回看后殖民主义的发生过程，接触sts的视角来看，事情就变得一目了然，那就是后结构主义的几名大将几乎都跟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有着扯不清的关系。我想这也许是西方哲学首次开始从他者的眼光系统性的回顾自身，因此才产生福柯（知识/权力），德里达（反logos中心主义），利奥塔（宏大叙事），德勒兹（差异本体论和欲望机器）。后结构主义都是想要在哲学内部对哲学发起攻击，这样的理论资源同时也就成为了女性主义（巴特勒，克里斯蒂娃，伊利格瑞），后殖民主义（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人可以用来反抗以西方/男性/殖民者为主的知识/话语/结构逻辑/体系。
当我看到法农讲殖民主义当中的绝对精神就是“被殖民者要成为殖民者（西方白人）”的时候，我才突然间明白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也明白了巴特勒为何要在《欲望主体》当中研究二十世纪的法国黑格尔主义，换言之，法国哲学家是如何走出黑格尔的？如何取消绝对精神，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贯穿”？恰恰是因为，在黑格尔那里，他者永远都是可以被同一的他者，而非一个无法被同一的绝对他者（大他者）。因此在黑格尔那里，精神当中只有主体，那个他者永远都是可被吸收的。最终一同走向绝对精神。
因此，站在他者立场上的言说成为绝对的反黑格尔主义者。理论也就成为了可能。从这个角度看来，其实在60年代，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伯明翰是从文学系出身的，而后结构是从哲学当中来的。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下，他们虽然相距甚远，但是思想上已经无比的接近了。有趣的一点是，在理论背景上，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一个共同的朋友。换言之，工人阶级是西方所能看到的第一个他者。然而当革命叙事成为了一种宏大叙事之后，马克思主义势必是需要被超越的。不管是伯明翰，新左派，还是后结构，他们共同发现了一个新的领域，就是符号，话语，叙述，表征当中的无限潜力。
作者：诡谲子
个人简介：一位放荡不羁的资本主义边缘人
专业背景：哲学，语言学，文化研究
研究兴趣：后结构主义，当代激进左翼思想，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
学术背景：古希腊哲学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符号学与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政治美学
「表征与拟像」
一个有关怀的批判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