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现场 | 朱零：“约等于零”是向布罗茨基《小于一》致敬
朱零
朱零，浙江临海人，著名诗人，著有诗集《回云南记》《赵挺五二三事》，诗论集《朱零编诗》等。曾任《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现就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任《中国校园文学》执行主编、全国文学期刊联盟秘书长。
Q：《约等于零》是您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内容相对集中在知识分子、作家的精神世界构建，同时又充满了中年气息，如必须面对的父子关系、故人和旧友等等。但“约等于零”这个名称感觉比较无欲无求，可以说是豁达，也可以说虚无，当初是怎么考虑的？和内容有没有呼应关系？
朱零：先说中年气息。说实话乍一看还真是吓了我一跳，怎么就中年了呢？没感觉啊？但回想起来很多年前就被人叫“大叔”“师傅”“老朱”了，只是自己内心还想挣扎一下，不承认自己也已经到了老之将至的年纪罢了，再一想，还有不到十年就退休了，可不就是人到中年了吗！现在自己也就认了。再说书名，这个《约等于零》的书名，我还是比较满意的。首先是跟我的名字“朱零”的“零”能扯上关系，“约等于零”，其实就是我的人生态度，无欲无求，怎么着都行。说好听点是豁达，说不好听点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多大能耐，所以不愿意折腾，生活上过得去就行，工作上也是，把分内活干好就行，从不觊觎别人碗里吃什么。看看现在满大街的作家诗人，个个都踌躇满志，都是一副要进入文学史的样子，别说一百年以后，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现在的我们，还有谁能记起？都是过客。我觉得记录一些自己真实的生活态度和场景，也算是为未来的文学研究者们留下一些饱满的细节和时代烙印。前两年布罗茨基有本随笔集在国内比较火，中文名叫《小于一》，布罗茨基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诗人，文字很坦诚，读起来很舒服，我想我既然也要出一本随笔集，书名可以跟布罗茨基碰个瓷什么的，他叫《小于一》，那我就《约等于零》呗。字面上看两个书名很接近，可在内心里，我是在向布罗茨基致敬！
Q：在我们的诗歌传统里，诗与文是难以区分的，但是在西方的文学谱系中，诗歌和散文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一个诗人如果写起了散文，怎么也是一件需要强调的事情。就中国诗人而言，似乎在这两者之间，既有水到渠成的因素，又带着一点“开疆拓土”的努力，您在写下这批随笔时，有没有顾及它和您的诗歌之间的关联？
朱零：刚才我谈到了布罗茨基，对于诗人写散文，他有一句名言：“20世纪最优秀的俄语散文都是诗人写的”。这我是完全同意的，在中国我想也差不多吧，或者可以这么区分：目前中国的散文可分为诗人写的散文和其他人写的散文，这两类人对“散文”文体的理解和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文学上的东西，到最后都是相通的，都跟人性有关。
我自己主要是对“人”感兴趣，对每个人的活法和想法感兴趣，所以更多的是琢磨要写的那个“人”的日常细节，把他放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背景来考察。人性、癖好、朋友圈、家庭关系、谋生手段等等，我会优先思考。如果要问我这本书里写的跟诗歌有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应该没有。非要说关系的话，那就是语言的处理上更干净一些，叙述上要更节制一些，毕竟写了那么多年的诗歌，不拖泥带水是写诗的基本功。
Q：这些年，您在《人民文学》重点做“新浪潮”的诗歌栏目，推出了诸多诗歌新人。这里想请教一下，您认为什么样的诗歌算是新浪潮？一个极为年轻的诗人异常早熟地和传统无缝对接、并且有着较强的技艺，他能不能被纳入新的范畴？
朱零：不是这些年，是早些年，我离开《人民文学》有几年了，离开之后再也没有翻过这本刊物了。《人民文学》的那个“新浪潮”栏目，当年我在的时候，是基于这么一个初衷设立的：就是刊发之前从没有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作品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的青年作家、诗人的作品。当然，作品必须具有个人独特的姿态、风格和话语方式，我们允许他的某种不成熟，但不允许他的圆滑、老套和四平八稳。
你说的一个年轻诗人和传统无缝对接，并且还有较强的技艺，这种情况是不少，尤其在那些高学历的诗人身上，尤为明显。但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传统之外的创新，创新意味着前进，继承传统意味着守旧，我们当年设立“新浪潮”这个栏目，目的就是为这本相对守旧的刊物带来新鲜的风尚和青春的朝气。
Q：《约等于零》一书中好几篇写到了云南，甚至从云南出发的东南亚之旅。云南在东南沿海的读者心目中，算是边疆，关于它的文字，应该算入“边疆叙事”，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边疆可能是中心，云南如此，深圳等等也是这样。您对这样的变动有什么看法？有没有想过就您在云南的经历，以及云南的历史，按照时下“城市传记”的方式，写一部《云南传》或《昆明传》？
朱零：我在云南度过了大部分的少年时光，我的文学启蒙在云南，所以骨子里对云南充满了深情。对有些人来说，他的居住地就是他写作的中心和源泉，一辈子写他的家乡、亲人、历史的探究和挖掘：一棵树的来历、一座庙的传说，等等，源源不断，他也乐于深陷在家乡的柔情蜜意中。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包括我自己，居住地跟写作基本没有关系，比如说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了，可关于北京的文字，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但是一写到云南，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仿佛要干一件大事情，至于说要不要写一本《北京传》或者《昆明传》什么的，我觉得我不配，对于这些地方我都是异乡人，许多东西是融不进去的，遇到一个老北京跟你聊北京，或者遇到一个老昆明跟你聊昆明，你马上就怂了，觉得自己的内心和认知，离这个地方太远了，真的是了解了个皮毛而已。如果非要让一个外地人写一本《北京传》或者《昆明传》什么的，也不是不能写，材料堆积呗，抄呗，编呗，百度呗，再加一些鸡零狗碎的故事、传说什么的，总之意思不大，写不到骨子里去。比起写这个传那个传这些表面看起来很吓人的大部头的著作，我更愿意写一些跟饮食男女有关的文字，虽然小，却是鲜活的，生动的，有趣的，我喜欢那些带人间烟火气的东西。
我是不是挺没追求的？
Q：这本书中您有几篇提到了家人，比如《买房记》和《陪老头去远方》，写得肆意又伤感，在幽默和自嘲中完成了对当下社会的思索与批判，是那种少有的抵达生活本真的写作，相对于其他篇目中文史风物的描写多了些睿智和生动。有没有考虑继续类似的创作，独立成书？
朱零：我很喜欢你这句话：“写得肆意又伤感”，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是迄今为止我最喜欢的对我文章的评语，谢谢！亲人最不好写，既不能煽情，更不能腻歪，想保持中立或理性，也很难，总之每落下一个字，我都在问自己：这么写对吗？能这么写吗？
我们家氛围很好，不管写谁，他们都不看，真的，我的家人，包括我的父母、老婆孩子都从不看我的文章，他们都不相信自己是跟一个作家生活在一起，认为我是天天给领导写讲话稿，写周报月报，写年终总结的，觉得没什么意思，其实他们心里多少是有点嫌我没出息。我在家里的地位，就像一个打杂的、闲人或帮工，需要我了“哎”一声，他们大部分时间不需要我，我在他们眼里，每天下班回家后对着电脑敲敲敲，是在加班写材料。
写亲人得思考好久才敢落笔，所以目前还没有把家里人写成一本书的打算。如果以后写的够出一本书了，还找你们社出。我喜欢你们给我的评语。
Q：目前您在负责《中国校园文学》的工作，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校园文学。在资讯和传播不发达的年代，校园文学因为校园的庞大存在，是非常成立的，甚至自成一体，包括大学校园，也诞生过“大学生诗派”。但在传播极端发达、获取信息和内容极其方便的今天，在大量学生渴望“逃离校园”的情形下，“校园文学”是否还成立？如果成立，它和“青春文学”等大量的类型文学是什么关系？还是说它是“纯文学”的一个早期阶段？
朱零：我现在所在的这本《中国校园文学》说来话长，1989年创刊的时候，归教育部管，当时发表一些中小学生作文、名师解读之类的文章，这都没问题。后来又归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主管，按理说应该回到文学的范畴，发表跟校园相关的文学作品才是正路子。但也没有，还是发一些中小学生的习作，名义上归中国作家协会管，但在办刊理念上，还是想往地方教育局、中小学里靠。要干什么？想卖刊物给学校，给学生，靠卖刊挣钱。现状是教育口又挤不进去，因为你作协系统跟他们没关系，在自己的作协系统里，你发一些中小学生习作，又没人看，地位最为低下，最终沦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四不像刊物。经过跟主管领导一年多的沟通，终于同意我们自己在原有的不侵犯中小学习作利益的基础上，再增加一本以大学生、教育工作者以及所有作家创作的跟校园、青春、成长有关的纯文学作品的刊物，所以我们在2020年9月份开始，增加了这本《中国校园文学》“青年号”，这里刊发的作品，是我理解的真正的“校园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青年号”，应该是《人民文学》“新浪潮”栏目的扩充，气息应该是一脉相承的，新锐、开放、充满了青春活力。如果说《人民文学》是国家队的话，《中国校园文学》的“青年号”，就是国奥队和国青队，是为将来的国家队输送人才的，只有这样，中国作家协会的刊物、作者群体包括读者群体，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队伍和梯队。
如你所说，“青春文学”是类型文学，它有自己存在的理由。而“校园文学”不是纯文学的早期阶段，而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为著名诗人、散文作家朱零的散文精选集，包括《买房记》《陪父记》《隐于括苍山》《在湄公河》《丽江一日》《寻找普洱茶》《与曹植书》《与司马迁书》《祭关伟》《银锭桥记》《维庸装饰了巴黎》等篇目。既有典型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又有朱零独有的南国风情，同时，以轻松的笔触把生老病死等悲伤沉重的话题写得更凝重。此外，作品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典型性，不拘泥于个人情绪，而是立足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书中所有涉及的情绪和经历，有一种典型性，是当代人尤其是文化人最为熟知和向往的领域，因此本书在内容及相对口语化的语言上，均能够和读者发生较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