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传》书评 | 史学巨擘的另一面：汤因比的忧患与恐慌

文/李腾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原载于澎湃私家历史2021-2-26）

▲《阿诺德·汤因比传》，[美]威廉·麦克尼尔著，吕厚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

也许，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不会在二十世纪的任何一个历史学专业领域被视为专家，但他可能是二十世纪最著名、最广为人知的历史学家。一般读者多少都会知道他的《历史研究》，即使可能除了他自己和编选节本的索默维尔外，没有人真正读完过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也许，还有人会想到他的“冲击—回应”理论，以及费正清将之借用到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著名全球史学者麦克尼尔的《阿诺德·汤因比传》为我们理解这位史学巨擘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极为鲜活和丰富的资料，使我们得以窥见汤因比的另一面。

汤因比的孙女说，祖父最经常引用的拉丁文是“Nil desperandum”（从不绝望）。在她看来，这是汤因比为孩子们树立的榜样。然而，如果一个人时常挂在嘴边的是“不要绝望”，他的内心恐怕非常焦灼，时常处于绝望的边缘。 (一）少年时代的高光

汤因比从幼年起就显示出了天才。他从十岁起在肯特郡的伍顿学校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了日后能够获得顶级公学的奖学金，汤因比过着严格的自律生活，这些习惯影响了他的一生。在经历了一次失败之后，汤因比在1902年成为温切斯特公学的奖学金获得者。事实上，对我们来说更为出名的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都晚于温切斯特公学，且都是以其管理模式为范本。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体制化的霸凌行为使汤因比深恶痛绝，没有暖气的宿舍甚至使他差点因肺炎而死去。那时候陪在汤因比身边的，只有他的宠物：一只名字不叫“海德薇”的猫头鹰。

在温切斯特公学里，核心功课是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不仅要广泛阅读古典著作，更要学习用古代语言创作散文和韵文，且要严格遵循格律。既不能用《新约》中低劣的希腊文，也不能用罗马“白银时代”的次等词汇。即使当时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但在公学中却几乎没有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自然科学课程，现代历史和文学则主要由数学老师进行简单的讲授。在各种奖项比赛中，汤因比几乎总能拔得头筹。

在公学期间，汤因比以拉丁文写作了一部穿越剧，并因此而获奖。在这个虚实交替的故事中，一个虚构的罗马皇帝在不列颠称帝，随即控制了高卢和意大利，在与东部皇帝的战争中被杀。这位死去的皇帝灵魂未灭，穿越到了二十世纪的伦敦街头，当时英国人正在庆祝与法国缔结的新合约。将公元四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叠加在一起的阐释，展现了汤因比未来宏大视野的雏形，这些都是以西塞罗式的拉丁文写成的。

进入到牛津大学后，汤因比再次克服了艰难的适应期，成为了整个学院瞩目的人物。没有人怀疑这个年轻人将来一定会取得卓越的成就。虽然长久接受古典语言文学的训练，汤因比仍然保持着客观现实的判断。他认为，“无论如何，戴克里先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总归是比维吉尔更大”。和马克·布洛赫等学者一样，汤因比也反对黑格尔的目的论“幽灵”，而更倾向于以伯格森哲学中的变化来阐释历史，尤其是强调“直觉”。汤因比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就立志成为“伟大的历史博学者”，要效法德国史学家爱德华·迈耶（Eduard Mayer）的五卷本《古代史》（Geschichte des Altertums），将超越一般学者的丰富细节编织成令人炫目的画卷。他要不断地规划自己未来的事业，下决心成为本专业的大师，“成为年轻有为的系主任、训练有素的教师和历史学家”，要真正地干出一番事业。

▲ 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汤因比，约1925年。

（二）挥之不去的经济忧患感

作为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初叶的英国人，即使是“中产阶级上层”的家庭，随时都面临着被意外吞噬的危险。向下流动的通道一直打开着。汤因比的爸爸哈利曾经也想效法自己的哥哥在大学中谋求一份教职，但那位巴利奥尔的讲师却对弟弟说，大学的教员和卖茶叶的生意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哈利最后在一座小城担任慈善协会的部长，在帮助穷人自力更生的同时，领取微薄的薪水。他们的家庭收入甚至都没有独立生活的可能性，为了维持基本的中产阶级身份，他们只能同小汤因比的叔公生活在一起。

汤因比的爸爸哈利无疑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传统的济贫理念正被日益流行的社会主义大加鞭挞，认为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所谓“慈善”行为终将徒劳无功。在英格兰北部的长期考察使他深陷抑郁，直到1909年住进精神病院。那一年，汤因比正好二十周岁。老哈利在精神病院中生活了三十二年，直到1941年去世，汤因比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父亲的状况和家庭经济的拮据在汤因比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他一直非常担心，这种发疯的病症有遗传性，害怕自己有天也会变成那个样子，特别当他身处困境之时，这种念头更是挥之不去。

毫无疑问，缺钱是汤因比一生忧患的主题。在这一点上，许多人（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初叶的高校任教的青年教师）应当特别能感同身受。比如，汤因比热爱旅行，一生多次在希腊、小亚细亚进行旅行。但在每次旅行时，他都会非常详尽地记载自己的花销，甚至算好返回英国所需花费的备用金。他特别厌恶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更害怕被人欺骗而多花了钱。终其一生，对入不敷出的担忧一直萦绕着他。在担任科拉伊斯教授期间，他为了自己的薪水讨价还价；在查塔姆楼写作国际事务报告时，他仍然不肯放弃为《泰晤士报》等刊物撰写文章，因为这些稿费对他来说是“生活中意外之喜相关花销”的保障。

汤因比一直在不停地写，为了获取更多的稿酬，也同编辑们斤斤计较版税的问题。在二战后，汤因比被视为先知一样的人物，在美国名声大噪。他不仅号召美国“自觉地替代英国”，以充当“基督教文明残存部分的领袖”去抗击威胁的力量，同时在《生活》杂志拒绝发表他关于美国命运的约稿后，仍然要求对方支付了一千五百美元的高昂稿费。他特别愿意去美国讲座，而且总是要求主办方在系列讲座中给他足够长的休息时间。这样，他可以用主办方提供的车辆、机票和住宿，到其他地方进行同一个题目的讲演，以赚取额外的收入。在退休后，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继续学术工作、赚更多的钱、看更大的世界。《历史研究》获得巨大成功后，版税源源不断，但汤因比仍对财务问题十分焦虑，尤其是害怕税务官会突然对他处以高额的罚款或征收极高的税金。

▲1947年3月17日，汤因比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

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谈为他在亚洲赢得了大名。在1972年进行的五天采访，创价协会除了付给汤因比三千五百英镑的“咨询费”外，还要付给他当时的妻子和助手维罗妮卡同样数目的“答谢费”，同时池田大作还带了一些日本艺术品作为“微薄的献礼”。尤其是随着年龄的衰老，汤因比在金钱上的执着损害了他的形象和风度，甚至影响到了他的举止。当我们翻阅那些讨价还价到强词夺理的书信时，不禁会想到在聚光灯下的汤因比，是如何义正言辞地谴责贪婪、赞美圣方济各的贫穷理念。汤因比自己，也展现了历史和人性的复杂。

（三）婚姻与家庭

与罗萨琳德的婚姻对于汤因比来说，既是他所愿望的，也是他许多痛苦的来源。这段婚姻曾遭受汤因比家族的反对，因为罗萨琳德出身传统的自由党贵族，是吉尔伯特·穆雷的女儿——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成分太高”。穆雷本人也是一位古典学者，编译的古希腊戏剧作品在二十世纪初的伦敦舞台上风靡一时，还曾在1908年到1936年间担任牛津大学的钦定希腊语教授。在将近三十年任教牛津的时间里，穆雷着力对牛津大学的古典学教育和研究进行改造，力图将古代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穆雷在汤因比求学牛津的生活中就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并最终成为了汤因比的岳父。

▲ 吉尔伯特·穆雷晚年照片及签名

1913年，汤因比和贵族小姐罗萨琳德结婚。作为一位很不成功的小说家，罗萨琳德性情有些尖刻，且比较虚荣。出身富贵之家的她在面对经济困难时，绝不会像汤因比家那样省吃俭用。在他们婚后，汤因比作为教授的工资很高（和现在的教授很不一样），而且还时常能为报刊写文章以换取不菲的稿酬，但始终难以接受罗萨琳德利用银行透支以维持极高生活水准的做法。欠债让汤因比极度痛苦。尽管如此，汤因比“宠爱”罗萨琳德，并忍受着罗萨琳德给他带来的经济压力。然而，他却并未真正参与到家庭的管理中，或者帮妻子分担照料孩子的具体事务。因为，他有一部大书要写，这部书就是《历史研究》，被罗萨琳德称为“胡说八道的书”，汤因比自己在书信中也常以这种称呼来自我调侃。

在《幸福树》（1926年）这部带有自传性的小说中，罗萨琳德描述了她对这段婚姻的不满。她毫不掩饰地以“文学手法”描绘了自己的生活。小说中的女主角成长于一座乡间城堡中，婚后有三个孩子，有钱的外祖母拒绝给他们额外的经济帮助。这与罗萨琳德的生活一模一样！女主的丈夫（影射汤因比）是一位研究古代铭文的专家，生性吝啬，因身体原因未能参军。这也是真实的生活。而在小说的结尾，时年三十六岁的罗瑟琳德借女主之口说：“我的童年十分快乐；我嫁错了人，自己深爱着的那一位却在战争中牺牲了——就是这样。”除了汤因比的家庭与罗萨琳德的家庭并不门当户对之外，这种不满或许也与两人过早中断房事有关。在结婚前后，他们都是精力比较旺盛的人，但大约在1922年第三个孩子出生后，他们认为只有完全断绝房事才能避免罗萨琳德不断怀孕，家庭生活的负担使他们也不想要更多孩子了。

▲汤因比的第一任妻子罗萨琳德·穆雷

在和罗萨琳德彻底决裂前，汤因比还曾迷恋过杰出的中世纪史学家艾琳·鲍尔。鲍尔堪称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最著名的妇女史、中世纪经济史专家，可惜在1940年英年早逝。她的《中世纪的人们》和《中世纪英国女修院》这两部著作，被视为剑桥经济社会史的代表性研究。1929年，两人凑巧都在中国游历，艾琳惊人的美貌、考究的衣服和两人在远东冲突观点上的契合，都使汤因比神魂颠倒，以至于夜闯艾琳的酒店房间，要求她不要嫁给已经订婚的未婚夫。相对于汤因比，艾琳更加冷静。两人最后的通信中，汤因比署名是“永远属于你的”，并用希腊语写了一首诗《文人米诺牛》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艾琳·鲍尔（1889-1940年）

1939年是汤因比的黑暗之年。2月份，他的母亲去世了；3月份，他的长子托尼在和未婚妻的争吵中向自己开了一枪，几天后去世。这一年，也是二战爆发之年。在二战期间，罗萨琳德独自住在伦敦，时常写信痛斥在牛津工作的汤因比是“懦夫”，说他是因为害怕对伦敦的空袭，才以为政府工作当借口，自己一个人躲在牛津。1942年秋天，罗萨琳德和汤因比的关系已成僵局，并正式分居。汤因比在离婚之前曾询问自己在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秘书维罗妮卡·博尔特，如果自己被妻子抛弃后她是否能够嫁给他？博尔特答应了。从1925年起，汤因比以一己之力撰写《国际事务报告》，博尔特就长期以来就是汤因比最得力的助手。毋庸置疑，汤因比具有无与伦比的天赋，能够将一年各种繁杂的时事构建成条理清晰的论述体系。于是，汤因比与罗萨琳德最终在1946年8月离婚；同年的9月，57岁的汤因比和博尔特再婚了。

（四） 对世界的悲观与热爱

除了对家庭生活，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忧患之外，汤因比也常常忧心西方文明的衰落。汤因比在1920年夏天阅读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后大受震动，开始更为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鸿篇巨著。他最早的出发点是两条公理：第一，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应当是完整的社会，而非任意割裂下来的一部分。第二，所有文明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和可通约的。一个变量，则是各个民族传统的差异性。在那个暑假里，他在《人之秘仪》手稿中罗列出了文明社会的十大特征，这些都是以爱琴海到两河流域的古代历史为基础的。

毋庸讳言，虽然传说中的汤因比总说自己希望能够生活在公元四世纪的中国新疆，但23岁的汤因比曾给母亲写信说，“在目前这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崛起直到吞并我们为止），英格兰的公学学生将同德国的青年精英争夺世界的领导权”。他害怕“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我们就成为‘南方佬’了”，所以英国应当“武装到牙齿”，要统治印度、开发西非，甚至在加拿大建立殖民地，如同古希腊人曾统治亚洲一样。在《民族性与战争》中，汤因比甚至流露出“黄祸论”的思想倾向。他认为，中国必将同“新大英帝国”竞争，这个新大英帝国主要由英国、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南美的各个共和国所组成，并预测“俄国将会成为组建这道防线的主要推动者”。不过，年轻气盛且觉得 “战争令人心驰神往”的汤因比，最终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并未服兵役。他本人一直坚持是因为痢疾，并且一直保存着当时医生所开具的证明。

后来，见证了战争残酷的汤因比发生了变化，并终生痛恨战争。在一战后，汤因比受聘于伦敦国王学院的科拉伊斯教授席位。汤因比对希腊有特殊感情，在科拉伊斯教授就职讲演中，他认为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现代世界，希腊一直是欧洲在东方的前哨，其历史中充斥着不同类型的独特苦难。从希腊开始，汤因比开始将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囊括其中。在那个时候，汤因比的思维框架仍然处于东西方分立的二元框架之内。在讲述1920年代初希腊与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之战时，汤因比明显的亲土耳其论调，让支持这个教授席位的希腊赞助者大为不满。享受着希腊人捐赠的高额薪水，而痛斥希腊政府、盛赞土耳其人，这就威胁到了汤因比的职位。汤因比一直试图劝说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政府，要认可穆斯林希望同欧洲诸民族平起平坐的诉求。在汤因比看来，穆斯林所受的苦难比希腊人和东方基督徒要多得多，土耳其人的罪行是“这个文明土崩瓦解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行凶者的过错”。而且，他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因此无需挂虑。

《历史研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出版也迎合了当时的焦虑情绪，尤其是在前三卷中，汤因比将战争视为文明解体的决定性要素。以带着“先知语调”的文字，汤因比将历史学的视野延伸到了前所未有乃至未曾想象过的广阔视野。毫无疑问，所有的研究者都必然会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冲击。汤因比认为，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将不可避免，这也许会是全人类的最终归宿。一方面，他欣悦于见到这样一个帝国，因为在涵盖全球的帝国内，也许就不会再发生世界大战了。另一方面，全球性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所必然要出现的暴力，则让汤因比感到痛恨。在动荡时代中，汤因比开始重新回归小时候的精神世界，将基督教视为最高的信仰。在二战之后，特别是家庭关系破裂的痛苦逐渐弥合后，汤因比又从那种对苦难的崇高感中解脱了出来，转向了更加洒脱的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

▲ 汤因比的写作法门：写，不停地写。

在重重压力之下，在时时刻刻的隐忧之中，汤因比仍然完成了《历史研究》这样的巨著。他的工作效率及工作强度之高，无人能及。比如，接替他在国际事务研究所撰写报告的是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不但没能按时完成报告的撰写，一再拖延后只得在绝望中辞职了。在下笔千言而又关切主题上，汤因比堪称不世出的天才。但除了他得天独厚的天才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于自己所选定的目标的执着。不管什么事发生，无论是罗萨琳德的抱怨、孩子们的喧闹乃至儿子自杀的消息，在怎样的震惊和痛苦中，汤因比还是能够踏实地坐在桌子前继续写他的书，一行行地构建他脑海中的世界历史体系。这种自制力是他成功的保障，同时也使他无法扮演好家庭生活中的角色，这些都在后来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