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拐角的地方
重症监护医学不总是关乎史诗般的拯救、悬壶济世的高科技手段，它也包含耐心、诚实，是给哀恸的家属倒一杯茶，是与他们一同追忆往昔，承认生命之可贵。死亡并不总意味着失败；有时，对很好地度过一生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合适的结局。我们是拯救生命的专家，同时也会尽我等所能，让病人好好地走。——《重症监护室的故事》马特·摩根
多年前，我母亲因早期直肠癌入院，因为当时已经年过六十，所以医生建议术后进入ICU观察一晚。父母都认为没这个必要，在中国老一辈父母的眼中，并不习惯把医院作为身体的“防护林带”看待，所以在医院接受的任何检查或监护如若没有对应的危险和突发情况，往往被认为是毫无必要的浪费，我理解他们认为的“没必要”的同时还是坚持要她听从医生的建议。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母亲在吵闹的环境和不周的护理下度过了体验极差的一晚。尽管是在上海一家知名医院，但ICU除了硬件过硬，软设施的看护却只有一个护士负责（或许不止，但我去探望时只看到1个，非常忙碌），造成护士工作量极大而出现照顾不周的情况，加上ICU因各种机器总是响个不停，的确不太适合休息，这些种种多少让我对让母亲术后入住ICU的决定产生了动摇，不知道自己到底决定得对不对。
直到阅读了这本名为《重症监护室的故事》的书，才明白当年并非多此一举——虽然ICU的环境连本书作者的马特·摩根也忍不住吐槽了一番（笑）。
相比起我们耳熟能详的其他科室，重症医学科更像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毕竟它的名字就如此直白，然而它作为一门医学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重症监护室的故事》想要告诉我们的。
关于护理的雏形，自然要追溯到南丁格尔时期，而重症监护室的建立则可追溯至1926年，一个神经外科医生用3张病床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重症监护室。不过直到1952年，才出现了第一个重症监护室医生。他叫约恩·易卜生，本是麻醉科医生。在有真正的重症科医生之前，术后的危重病人都是由麻醉恢复室收治，而那些急需手术的病人也离不开麻醉科医生，于是作为麻醉科医生的约恩·易卜生医生成了最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病人的医生。而当时促使他“转型”的是一个名叫薇薇的女孩，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而易卜生医生一眼就看出她正遭受着急性脊髓灰质炎的折磨。
脊髓灰质炎病毒是嗜神经病毒，主要侵犯中枢神经系统的运动神经细胞，这就使得薇薇的呼吸道肌肉几近无法运作，导致薇薇处于严重的呼吸衰竭中。而当时唯一能帮助她缓解的“铁肺”——一种早期用于帮助呼吸衰竭的病人呼吸的机器——却被占用了，没办法，易卜生医生只得组织了一场紧急气管切开手术，将薇薇的气管与一个充气袋相连，以手动的方式让薇薇“呼吸”。那么问题来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在薇薇能自主呼吸之前，易卜生医生召集了一个团队，24小时轮流给她挤压充气袋，并负责监测她的生命体征，而这样的方式持续了6个月才得以被机器代替。不过在易卜生医生的领导下也诞生了第一个重症监护科团队。这意味着，重症监护室从此可以更加综合化，它的存在也将超越监护和照顾，而具有综合诊断和诊治的功能。
其实重症监护科的诞生也可谓势在必行，因为虽然医院的分科给病人带来了更细致的诊断和治疗，但如果一个病人的处境是多个重要器官衰竭，或是需要综合性的监护，那哪个具体科室都会显得捉襟见肘。这个时候，不分专科的重症监护科就能发挥既综合地应对突发情况又能协同多科室合作、节约医疗资源的作用了。不过这种需要也对重症监护科医生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根据《重症监护室的故事》的作者马特·摩根医生所言，合格的重症科医生需要透彻理解13000种疾病诊断、6000种药物和4000种外科手术。所以重症监护科医生的“都知道”可不是“略知一二”的那种，而是在突发状况面前不但能处理病情，还能在后续治疗中利用专业知识协调会诊的“全知全能”。“由于整个体系、医学训练、装备和循证治疗法的改进，接受重症监护治疗的病人的平均死亡率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降低。现今，全球每年都有3000万病人被送入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其中2400万人能存活下来。”
但是重症监护医学追求的并非只有全力以赴地救治当下那个病人的性命，阻挡死亡的脚步，更有关于谨慎地摸索生命的意义。为何说是“谨慎地”，因为它恰好是生与死之间那道隔板，生命的意义在此并不是那么清晰的，而针对具体的病人该选择怎样的方式，也间接决定了病人的生命质量。比如判断一个病人到底还能不能继续接受治疗，比如判断哪一种治疗才能使病人利益最大化——因为有的手术，比如减压开颅手术能够有效降低颅内压，但其术后致残的风险也非常大；比如给病人用呼吸机能够避免窒息死亡，但另一方面一旦上了呼吸机再想撤就很难了……种种利弊权衡，医生都要考虑到，因为救治不仅关于当下，更关于治愈后那个人的生活。除此之外，这其中也必须为“死亡”留下一席之地。而重症监护室医生除了刚说到的治病救人的职责，还有一项更重要的职责，就是与病人家属沟通。
重症监护医生与普通专科医生最大的不同之处大概就在其病人的死亡率了吧，如果你读的是其他专科医生所写的书，顶多只会看到1-2例病故病例，毕竟要是总有病人病故在这个医生手里，他也不可能还当医生还出书。但在《重症监护室的故事》这本书中，你将读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不是因为医生医术不够高明，而是因为病人的身体已经整个垮掉到任何治疗手段都不再有效的地步。所以马特·摩根医生强调重症监护医生除了职业技能，更需要培养深刻的医学伦理观，以及谈论死亡和令人心碎的坏消息的软技能。
对于马特·摩根医生来说，与病故病人的家属谈话并不止于“我很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他会去了解病人的人生经历，并将病人的名字记下，这么做是为了尊重，然后他会与家属谈论负疚感——大部分家属会对已故亲人怀有救助不足的愧疚感，但危重病人往往真的是爱莫能助。接着，马特·摩根医生会留一些时间给家属提问，虽然更多时候等到的只是沉默。最后，他会指着一把空椅子问家属，“如果你的XX（那个已故的病人）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话，他会说些什么？”这个比拟的方式能让家属在遭遇了亲人病故的打击时获得一些宽慰，尤其是那些ICU常客的家属，他们往往会想象病人最有可能说的话是“让我走吧”。这样的角色转换之所以意义深刻是因为，往往对没有遭受病痛折磨的家属更容易想象治愈以后的快乐景象，而非治疗过程中的痛苦，他们可能并不愿意放手，但当用这种方式使他们换位思考，他们能够得到“死亡也并不总是坏事”的宽慰。
在这本书的前言部分，马特·摩根医生如此写道：“我要带你去走走，去那些命悬一线的病人去过的明暗之所。即便是在最黑暗里，最小的处所也能闪耀未来的微光。我要向自己遇过的病人借用他们的身体、生活和家庭，用这些故事在死生相交的深缝里洒下光亮。”
即便通过这本书让我们认识到重症监护医生如何的“全知全能”，我们自然也希望自己以及所爱的人这辈子都不要和他们有所接触，然而，通过马特·摩根医生的记录，我们得以再次确认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生命的存在与价值的问题，但它并没有一个所谓的目标，而是一个过程，“存在开始于每个瞬间”，而我们能做的以及可以做到的就是珍视存在时的状态，以及与他人共享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