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多妮·科莱特：我就是巴黎应有的样子
文/宝木笑
巴黎成就爱情，而女人成就巴黎。
冯骥才在随笔中曾由衷赞赏巴黎的女子：“如果她们在二十岁以内，白白的小脸便一如安格尔所画的那样明媚又芬芳。她们的蓝眼睛的光芒一如塞纳河河心的波光”。“巴黎女郎”成为一种固定的用语甚至是审美，全世界都在赞颂“浪漫之都”，其实也是在欣赏和憧憬着巴黎的女子。人们想象着能够在微雨的香舍丽榭或者塞纳河边僻静的露天咖啡馆，邂逅一次氤氲着巴黎的天使和精灵，因为“那些巴黎女子站在那里，有的如一片早春，有的如一片熟透的秋，或一片茫茫的暮雨”。而“艺术之都”又加持了“浪漫之都”的风韵，浓厚的文学艺术气息让巴黎的女子混合了世人所有完美的幻想，冯骥才先生对此的描述堪称妙绝：
“如果你想看到真正的巴黎女郎，就到书店里去。她们静静地停立在书架前，捧着一本书读着，旁若无人。她们读书的神态颇似在教堂里读《圣经》那样专注，带着一点虔诚。此时，她们的头往下低着，在领口与发际之间露出很长一段脖子，上边一层绒样的汗毛，在屋顶灯光的照耀下，柔和地闪耀着金色的光。这才是巴黎女郎的美。”
然而，这只是文学家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观察切面，或者说更像是某种很纯的梦想——佳人温文尔雅，晚来红袖添香。但现实总是会与这样“单相思”的想法距离甚远，巴黎的女子有着另外的一面，她们也许温文尔雅，充满着文学艺术气息和灵性，但她们同时也不属于任何男人，她们只属于巴黎。她们是世界上最独立、最优秀和最自我的女性群体，在法国，“男女平等”似乎是个非常可笑的提法，因为，那里的法国女郎总是使男人听话并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温情，这在西方世界也显得卓尔不群，甚至被人称为世界女权中的“法国特殊现象”。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西多妮·科莱特能够让那样多的人们为之着迷（笔者注：全名西多妮•加布里埃尔•科莱特，生于1873年，1954年去世，下文简称科莱特）。“女权教母”波伏娃对科莱特推崇备至，甚至称其为自己的“灵感缪斯”，是“了不起的女神”。纪德、蒙泰朗、阿拉贡等一大批大家对其赞赏有加，甚至我国当代作家中也有很多她的书迷，阿乙不由感慨：“科莱特已辞世60余年，然而我感觉，无论是她写的东西，还是她个人的活法，都在我的未来”。也许，阿乙的感慨更带有普适性，确实，因为国情、文化及环境等的差异，即使在互联网已经普及的今天，柯莱特仍然会让这片土地上的男人和女人感慨那样的文字和人生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不会拥有，那也许真的只是“在我的未来”。
科莱特被人熟知的身份是作家，她出版了超过50本小说，且从第一本小说《克罗蒂娜上学》就大获成功，备受关注。之后就是紧接着的三部《克罗蒂娜》，组成了四部曲的法国女性文学的代表，之后的《吉吉》一时风靡，还被改编成电影《金粉世界》获奥斯卡金像奖九项大奖。科莱特的小说很有“女人味儿”，她的细腻敏感、多情妩媚让其为整个巴黎的女人增添了风致。就像《面具后的女人》这样的短篇集，二十七个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故事，让人读过之后绝不会想到任何与“畅快”有关的情结，而是仿佛享用了最地道的法产红酒，有一种让人沉迷的后劲。不过，如果从作家和文本角度说，我们确实是可以将《面具后的女人》作为感受科莱特的切入点，或者不妨从这部小说集去尽力接近科莱特的内心更深处。毕竟一生特立独行的科莱特在文字上有着近乎执着的坚贞，一生的作品风格和主题都未曾出现过什么大的转折。
这也许和科莱特的小说多自传色彩有着极大的关系，对于科莱特来说，那些文字更像是她的心和她的情。科莱特的私生活被很多人用“混乱”形容，她一生风流不羁，备受争议，除了三段跌宕起伏的婚姻，还有数段露水情缘。除此之外，科莱特好像一定要把整个巴黎文化圈震裂一般，与女演员玛蒂尔德•德•莫尔尼传出恋情，在那个对此还不宽容的时代，这显然是极为离经叛道的。更甚的是，科莱特自己本身就是很优秀的舞剧演员和剧作家，是红磨坊歌舞团的编剧与舞娘，她竟最后与莫尔尼在舞台上演亲昵动作，几乎当场就引发了骚乱，这让当时整个法国舆论大哗。不仅如此，科莱特还与第二任丈夫的儿子，也就是她的继子关系特殊，挑战了整个欧洲的心理底线。科莱特这位巴黎著名的美女作家实在是让人爱恨交加，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太能作了”。
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让科莱特如此坚定地特立独行，视爱情和婚姻为无物呢？科莱特一直被认为是法国承前启后的重要女权人物，相比乔治•桑故意为之的开天辟地，和后来波伏娃开创体系的高度理论，科莱特好像并未想过太多，她甚至从没有很在意什么“女权”，她只是单纯地对爱情和婚姻有着自己的观察和失望。在短篇《手》中，科莱特本来是在描写一对儿新婚燕尔的甜蜜，女主甚至“太开心了”以至于睡不着——丈夫外表英俊，还喜欢划船和网球，这简直是完美的婚姻。然而，这位新婚妇人却发现了一个丈夫的小瑕疵，“她突然发现他的小拇指居然是畸形的，而他舒展的手露出厚实的掌心，像是红色的胃”。于是，这只手的形象在女主的心中扎下了根，无限放大，成为了心中的死结。
这显然是一种隐喻的文本写法，科莱特一针见血指出的是从男女相爱的激情澎湃到婚后的耳鬓厮磨，这个过程中会无限放大彼此的各种细节。“细节是魔鬼”在柯莱特这位女人味儿十足的作家那里，仿佛只剩下了字面意思。而非常遗憾的是，在这个魔鬼面前没有人能够幸免，因为你们已经被捆绑在了一起。而到了《谋杀犯》中，科莱特甚至都不屑再用这样的隐喻，她直接安排了一个谋杀的故事，但到底是什么原因科莱特从头至尾都并未说明。她只是写丈夫在离开家之后，“接下来的两天里，路易斯过着一种孩童般的生活，他以看塞纳河上的船只和广场上学生取乐，他像一个孩子那样玩得尽兴”。行文至此，这场谋杀案的原因、过程和结果都已不再重要，因为科莱特已经完成了自己想要的，她将婚姻中的种种乏味、窒息和荒诞已经全部说尽。
我们为什么不可能拥有巴黎？这也许是因为我们与法国的文化差异实在巨大，科莱特身上就显示了这种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直到今天，婚姻仍然不是巴黎特别在意的色调，有在法国生活的网友这样介绍，在法国离婚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需要花很多钱聘请律师，同时法国个税很重，对于收入稍高的人群来说，个人名下抚养要比婚后共同抚养划算。所以，今天的法国男女有了一两个孩子也没有结婚的很多。而在科莱特的时代，经济方面的考量显然完全让渡给了思想上的认知，这更是一种历史惯性的使然。巴黎的女人和沙龙文化一直紧密相连，从18世纪到19世纪，沙龙文化在法国兴盛，“沙龙女主人”成为巴黎最耀眼的存在。杜・曼伯爵夫人的沙龙被誉为“奥赛盛大的夜晚”、夏特莱夫人沙龙被尊称为“女伏尔泰之家”、乔夫林夫人沙龙甚至被称为“18世纪的重要机构”……以至于那200年的巴黎被有的人称为“女人的时代”。
各界名流在沙龙中展示了自己的尊贵和才华，普通人在这样的氛围里逐渐释放了自己的灵魂和束缚。今天的巴黎就像上世纪的科莱特，她们都并非是突兀降临世间，巴黎的样子是三百年思想光华浸润的结果。自由在巴黎得到了更为浪漫的诠释，它代表着一种随心而为的陶醉，一种从长期禁锢之中脱身而出的深沉的陶醉。可以这样说，从18世纪开始，在巴黎，婚姻逐渐成为一种在世上谋得一个合理身份的仪式。那时的法国夫妻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极为松散，不定期地更换情人逐渐成为社会风气。所以，在我们眼中不乏“放浪形骸”之嫌的科莱特才会依然成为大众的偶像，人们对她种种“出格”的行为更多采取的是包容的态度，她仍然是法国的国宝级作家，并成为法国首位享有国葬之礼的女作家。
当乔治・桑说出：“没有爱情的婚姻好比终身服苦役”的时候，科莱特显然向前更进了一步，她说：“在最堂而皇之和最令人不安的本能面前，一切本性都会迟疑”。如果说乔治・桑终结了巴黎女人的19世纪，那么科莱特则开启了20世纪的巴黎女人。那是对于男女吸引和厌倦的坦诚认可，不再用虚伪道学加以鞭挞，科莱特的魅力之所以流传至今，是因为她道出了巴黎最为迷人的宣言：既然爱情转瞬即逝，那么我们就放手去追求它昙花一现的美丽吧。所以在短篇《面具后的女人》中，对妻子撒谎参加假面舞会的丈夫却凭着声音认出自己仪态万千的妻子，在这次建立在双方谎言基础上的猎艳之旅中，我们见识了属于巴黎的爱情、婚姻。丈夫紧张地悄悄跟在妻子附近，看到妻子与不同的男人拥抱，然而最终的结尾却让丈夫如释重负：
“伊琳娜的丈夫没有冲过去推开他们凑在一起，他走进人群，虽然有点沮丧，但却不再担心，也不觉得遭遇了背叛。他确信伊琳娜不认识这个年轻人，也不认识那个武士。他确信她没有约任何人，她会像丢弃葡萄皮儿一样松开那个年轻人，然后离开，到处晃悠，和遇到的其他人亲昵，再忘掉他们，直到疲惫后回到家，品味她源自决绝个性里的独立、自由和率真，品味作为陌生人的那种寂寥空虚和毫无羞愧的、怪异的愉悦——就像这次百无聊赖之下单纯的外出里，一个小小的面具和奇怪的装扮让她品味到的那样。”
虽然科莱特写了50多部小说，同时作为记者又为杂志大量撰稿，但如果要找出科莱特为巴黎女人和这座浪漫之都作出的最形象注解，《面具后的女人》这段独白绝对可以名列前茅——它不仅写出了巴黎女人特有的风韵和性格，更写出了男人眼中的巴黎女郎。为何300年来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巴黎男人甘心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俯首称臣？当然是因为她们的天生丽质、风情万种，当然是因为她们的秀外慧中、高雅气质，但更是因为她们从来没有仰视过任何一个男人，包括自己的丈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莱特虽然被女权主义者奉为至圣先师之一，但从1927年起便常常被称为法国最优秀的女作家却对女权运动并不感冒，她在《白日的诞生》中说：“男人，我的朋友”。
科莱特最致命的诱惑，或者说巴黎最致命的浪漫正在于此。没错，男人，你只是我们的朋友，仅此而已。也许，我们会一见钟情，甚至携手一生，但从始至终，我都不是你私人苗圃里的玫瑰。女权运动、男女平等都很有道理，但在巴黎，女人有着自己的生活和骄傲。她们从来没有想过“平等”这个可笑的字眼，因为在巴黎，女人才是她的主人。所以，科莱特虽然没有参与什么女权运动，但她却不知不觉中让巴黎的女人更加自信而独立。所以，她还是一名时尚记者，有自己的美妆专栏，日后更成为美容界的成功商人，建立了自己的美容院，出品了自己品牌的化妆水、口红、眼影和蜜粉，与香奈儿、迪奥、纪梵希等大牌都保持着友好紧密的联系。
达恩・弗兰克在《巴黎的放荡》中讲述了1900-1930年间的巴黎，他不无感慨地叙述着那时的巴黎：毕加索、海明威、阿波利纳尔、阿拉贡、马蒂斯、雅里、帕森、马雅可夫斯基、佳吉列夫等世界著名的艺术家、作家、诗人，还有当时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追求艺术理想的人们聚集在巴黎，尤其是塞纳河边的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街区。他们各有各的性格，千面百态，但却同样拥有对自由的崇尚，创作自由、思想自由和生活自由让他们迸发出无穷的灵感和动力。塞纳河右岸凝聚香艳和奢华，左岸释放自由和才华。
那也是科莱特的时代。1893年20岁的她来到巴黎，进入当时巴黎的文学音乐圈，结识了普鲁斯特、法朗士、德彪西、拉威尔……1900年她出版《克洛蒂娜》系列第一部《克洛蒂娜上学》，一举成名，1909年，她的《流浪女伶》出版，入围龚古尔奖，1922年她在巴黎米歇尔剧院第100场《谢里宝贝》中出演蕾阿的角色，依然倾倒众生……
1900年，世博会在巴黎举行，法国的艺术家们提出一个想法：如果要用雕塑表现巴黎的一切，那用什么来代表巴黎呢？最终29岁的雕塑明星沃舍尔的作品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巴黎的象征。那是一位巴黎女郎的雕像，不是18世纪的贵妇人，也不是更早的女神形象，而是一位妩媚、自信、独立、风情万种的现代女性。
是啊，那就是巴黎应有的样子，像极了西多妮·科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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