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7日 关于科学的有趣的发现

在我的眼里，一直觉得科学领域相对于其他领域而言，因为需要承认更客观和经得起检验的证据，因此即使有纷争也应该是更基于理性、更基于事实和更能够有说服力地来探讨、解决问题和公布科学发现，然而，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的这本书以大量的例子让我看到了科学发展史上一些有趣却又令人唏嘘的科学家们作为人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有些不能上台面的现实诉求和表现，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些科学发现来自恶性竞争、野心、嫉妒，甚至欺骗、剽窃。

27章 ”自然科学的力量“很有意思。

【C. P．斯诺坚称，科学与严肃文学一样也是一种“文化”，他强调二者在知识上的相似性，同时也承认二者有所区别。可能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科学方法：经验观察、理性推理，并基于经验持续修正。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被刻画成最理性的人，他们从事科学活动时不会受到竞争、抱负或意识形态等个人因素的影响。一切要靠证据说话。专业期刊上发表的科学论文也印证了这个观点，其写作风格总是客观到匿名的程度，文章的正式结构几乎都一样：陈述问题、评论文献、方法、结果，以及结论。在各种期刊上，科学活动一项项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首先提到很多科学源于猜测和直觉，虽然理论上科学是可以不断修正的，但是实践中并非如此：“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新的观察和实验所起的作用往往被高估了。”“推动科学进步的不是新的事实，而是找到了对已知事实的新的诠释，或发现了能够解释已知事实的新的机制或体系。”而且科学进步“往往呈现格式塔的特点，仿佛人们突然‘领悟’了之前认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他认为，科学家比自身想象的更加依赖直觉，与其说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保持绝对的中立或超脱，不如说他们全凭良心（科学良心）开启科学事业。这种良心以众多方式发挥作用。它指引科学家选择发现之路，也会引领他认可哪些结果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或者还需要深入研究。从这两种意义上来看，科学良心都是科学家的根本动力。

20世纪50年代科学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进步，仔细想来，这些进步与冷静、内省、无私的品质无关，反而是源于激烈的竞争、强大的野心、运气，甚至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这些事件虽然形式不一，却均有其重要性，都改变了我们对自然世界的认知。然而，回顾这些科学历程，至少有四项涉及知识的进步（李森科最后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被打倒）都证明了科学是混乱的、情绪化的、令人着迷的、人性化的活动。科学远远不是冷静、自省、纯理性的工作，也并非只有追求真相、不偏不倚的科学家才能从事科学工作，科学与其他行业并无明显差异。如果说在今天，这一点已经不足为奇，那么这恰恰说明，自从20世纪40和50年代取得这些科学进步以来，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在那个时代，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就表达过对时代的总体看法。“哲学家不能自绝于科学，”他说，“科学不仅极大地扩展和改变了我们对生活和宇宙的看法，而且革新了知识界的运作法则。”卡尔·波普尔在1959年发表的英语著作《科学发现的逻辑》中强调了这一心态，他说，科学家本质上以陌生人的身份邂逅这个世界，邂逅整个自然；科学工作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一切工作，是因为科学关注的是那些能够证伪的知识和经验。波普尔认为，正因为这个原因，科学有别于宗教和形而上学：启示、信仰或直觉之间没有关系，或者说没有哪个是主角；但是知识在递增，而且事物是可知的，这在一切时代都是真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永无“止境”。但是波普尔与列维——斯特劳斯一样，只关注科学的理性主义，即科学在前进过程中试图运用或成功运用的逻辑，完全没有考虑科学活动的外围环境—这些戏码（往往如同戏剧）中参与者的背景、竞争、野心和隐秘的议程，仿佛它们是与主要事件不相关的、不合时宜的过场戏。当时大家都深以为然。我们知道，迈克尔·波拉尼在1946年就已经提出质疑，但是给出答案的是一名科学历史学家，而不是哲学家，他永远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看法。这位科学历史学家就是于1962年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库恩是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院出身的一名科学历史学家，他感兴趣的是科学领域的重大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他的观点主要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他没有采用现有的事例，而是研究更早的历史，如哥白尼革命、氧气的发现、X射线的发现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库恩的主要观点是，科学主要由相对稳定的时期组成，在这样的时期内，一切都平淡无奇，科学家在某个“范式”内工作、做实验，充实这种“范式”的内容。在这种模式下，科学家并非特别有怀疑精神的人，他们受到自身追随的某种范式或理论的思想束缚。但是，库恩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许多反常现象。起初，科学家会尝试将这些反常与通行范式相整合，多少会取得一些成功。但是，这些反常现象迟早会扩大，导致某个科学分支即将出现危机，然后一个或更多个科学家将会提出全新的范式，为这些反常现象提出更好的解释。于是科学革命就此发生。库恩还注意到科学往往是一种合作型工作。例如，在氧气的发现过程中，很难说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和安东尼·劳伦·拉瓦锡谁的贡献更大，离开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工作，都不可能那么准确地了解氧气。库恩还发现，发起科学革命的通常是年轻人或是处于边缘学科，没有接受全面训练，因此也没有全面接受学校教育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很特别。因此，他强调，在促进知识进步和促使其他科学家接受新知识方面，社会学和科学的社会心理学非常重要。库恩的另一个发现与马克斯·普朗克的发现一致，库恩认为，多数科学家从不改变自身观点，新理论之所以获胜，是因为旧理论的追随者会逐渐去世，而新一代的人通常喜欢新的理论。实际上，库恩反复表明，他认为科学革命是一种进化形式，一些稍显逊色的观点会慢慢消亡，而更好（“更适合”）的观点将得以继续存在。库恩说，科学更有条理的观点实际上是科学教科书推动的。别的学科也使用教科书，但是在科学领域，教科书最盛行，这说明很多年轻科学家获得信息的渠道是简化版教材（因此也是重新包装过的信息），却没有读过原始的文献。所以，科学家往往不了解（或没有了解过）第一手的科学发现，不像一些对文学感兴趣的人，他们不仅要读原作，还要读文学批评的教科书。（在这一点上，库恩的观点回应了F. R．利维斯对C. P．斯诺的主要批评。）

非科学家和反科学家都很重视库恩的著作，因此，必须强调的是，他并非想要拆科学的台。库恩一贯认为，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科学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知识，一种以特殊的方式发挥作用且颇具成效的知识。对库恩著作的某些解读并未得到库恩的首肯。库恩留给后人的遗产是他重新定义了科学的概念，正如斯诺所说，科学不是文化，而是一种传统，很多科学家因循守旧，预先确定对哪类问题感兴趣，打算以何种方式追寻问题的答案。因此，科学传统远不及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理性。有些科学家不相信这一观点，显然，对于何为范式、何为常规科学，仍然有很大的争议空间。但是，对科学历史学家和众多人文历史学家而言，库恩的著作极大地解放了思想，科学知识由此比过去更具实验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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