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泰勒（Bob Taylor）：摆脱计算本来的束缚
Bob Taylor : Turn Your Backs on the Origins of Computing!
离开高级研究计划局之后，罗伯特·泰勒（Bob Taylor）去了犹他大学，在那里他只工作了一年。当年，他直冲五角大楼上级办公室时无视的那些规则和官僚主义，在这里也成了他和大学管理人员之间的分歧来源。犹他大学的管理层不欣赏泰勒企图把信息研究实验室的计算机上的时间卖给学校其他学生的做法。
就在迈克·马库拉（Mike Markkula）开始在英特尔公司工作的同时，泰勒又把行李装满了家用旅行车，继续向西开去，这次他走得很远，几乎到了太平洋海岸。就在离大海半小时路程远的地方，也就是在加州帕洛阿尔托市，他停了下来。泰勒未来13年的职业家园就在这里：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s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Xerox PARC）。这所研究中心的几乎每一项著名的突破，从个人计算机到网络，再到打印机，都可以在泰勒1970年创立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Computer Science Laboratory）里找到踪迹。
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刚成立两年的时候，计算机科学实验室（Computer Science Laboratory）就像泰勒本人一样不循惯例。比如，它的会议室里配有装满豆子的懒人沙发。泰勒知道，在施乐公司位于纽约州罗切斯特市（Rochester）总部的大部分会议室里，都摆着标配的滚轮转椅和巨大的木桌，锃亮的桌面映射着公司经理、销售、工程师以及执行官们轮廓分明的脸庞和整齐的衣领，以及风格保守的领带。泰勒也知道，在施乐公司的其他办公室里，是不允许自行车靠在墙上，也没有“弹性工作时间”（work-when-you-want）的政策让实验室通宵灯火通明。
泰勒都知道，但他觉得无所谓。他对官僚主义的怀疑不断滋生，美国企业中存在着太多的官僚主义。在泰勒看来，人们太在意自己看起来在做什么，而不是真的在做什么。
所以，当有人提议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放懒人沙发时，大家都很赞同，泰勒也很高兴他们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里有这样反传统的会议室。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低矮的玻璃幕墙建筑位于斯坦福工业园区，泰勒现在有带着20多个灯芯绒垫子的椅子，颜色都是20世纪70年代的流行色：焦糖色、金黄色、鳄梨绿、子夜蓝。
1972年春天，一位名叫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年轻记者准备写一篇关于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杂志文章（“Spacewar!: Fanatic Life and Symbolic Death Among the Computer Bums”），主题是“设计了计算机的怪杰的年轻激情与坚定的反建制主义”（youthful fervor and firm disEstablishmentarianism of the freaks who design computer science）。文章将会发表在《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上，这本杂志5年前在亚瑟·罗克（Arthur Rock）的支持下声名鹊起。罗克是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英特尔公司、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简称SDS）以及以后的苹果公司的幕后风险投资家。杂志社派了一位名叫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的年轻摄影师陪同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一起前来。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拍了很多懒人沙发的照片，还拍到了那些胡须茂密、鬓角有好几厘米长的研究者的不少写真。泰勒喜欢莱博维茨给他拍的照片：他的面颊刮得干干净净，细心偏分的头发微微搭到耳朵上沿，左手拿着深色的烟斗，冒出的缭绕烟雾遮蔽了他脸庞的下方。
莱博维茨也拍摄了一台计算机的实物模型，研究者艾伦·凯（Alan Kay）一直在督促小组把它造出来：这是一台笔记本大小的计算机，大部分都是屏幕和键盘，它更易于使用，小孩子也能操作。艾伦·凯（Alan Kay）长相英俊，髭须满面，之前是一位职业音乐家，曾经在家里造过一台管风琴。之后，他还获得了图灵奖，这是计算机科学家的最高荣誉。艾伦·凯（Alan Kay）本来在系统科学实验室（systems science lab）工作，泰勒把他招聘到了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在科学研究上与他展开紧密合作。
艾伦·凯（Alan Kay）心目中理想的计算机（凯称它为Dynabook）和世界各地办公室、银行以及高校里嗡嗡作响的150000台计算机都不同，这种不同就像配备懒人沙发的会议室和那些执行官的会议室的差别一样。1972年，计算机不再是价值上百万美元、有房间那么大、通过打孔卡片进行批处理的大型机“巨兽”，但即使是新式的小型计算机，比如桑拉德·库尔茨格（Sandy Kurtzig）正在为惠普公司编写程序的那种计算机，仍然要占好几个文件柜的空间。小型计算机通常用于控制红袜队（Red Sox）比赛的计分板和百老汇《歌舞线上》（A Chorus Line）演出中的照明灯。这种计算机的售价高达50000美元，甚至更高，这意味着它还是一种价格昂贵的专业工具。
让当时的计算机变得像今天的这般袖珍，而且简单到儿童也可以使用，这个想法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1969年，售卖高档商品的内曼·马库斯百货公司（Neiman-Marcus）的商品清单里就有一台价值10600美元的霍尼韦尔“厨房计算机”（kitchen computer），消费人群专门瞄准那些“蛋奶酥做到极致，膳食规划充满挑战”（soufflés are supreme, her meal planning a challenge）的家庭主妇。这本商品清单里还出现了一头真实的小象，或许和“厨房计算机”比起来，这个小动物的出现也不算太陌生，也不吓人或者没有实用价值。“厨房计算机”一台也没有卖出去，即使还会配送一件围裙和一本菜谱。
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即使是泰勒的实验室也无法在1972年制造出一台笔记本尺寸的Dynabook。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制造的这台计算机属于个人计算机，它有大屏监视器、鼠标、菜单、文字处理程序以及很多窗口，还能创建并编辑文档，并能把编辑好的文档发送给打印机（打印机也是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开发出来的），打印出来的文件和在屏幕上看到的文档一模一样。这台个人计算机还能够存储文件、档案和图像，不仅能够通过以太网（同样由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开发）连接到打印机，还能连接到别的计算机，向其他计算机发送电子邮件和文件。
泰勒给这台革命性的计算机起名为“阿尔托”（Alto）。这是泰勒在高级研究计划局工作的延续，是他和约瑟夫·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多年前铺下的构想的合理发展。泰勒和约瑟夫·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在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工作时资助了这份构想：计算机能够成为一种连接人与想法的交流设备。
在高级研究计划局，泰勒通过两种方式资助了这个想法。他支持开发了分时计算机（time-sharing computers），这种计算机反应之迅速，远超以往的任何计算机。他还创立了阿帕网（Arpanet），把计算机连接在了一起，也把使用计算机的人连接在了一起。
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泰勒带领的研究团队和系统科学实验室（systems science lab）共同合作，即将把这两缕线编织进同一套阿尔托系统（Alto system）。这套系统集合了世界上最容易使用的计算机，以及把它们连接到一起的网络。再过10年，才有人能赶上他们。
未来的施乐
泰勒最早是在1970年夏天听说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起初，施乐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杰克·戈德曼（Jack Goldman）说服公司开设了一所研究中心，每年拿出600万美元的运营预算，研究人员包括“最好的计算机科学家、电气工程师、系统分析师、运筹学研究者、数学家、统计学家、生物物理学家以及生物化学家”（the best in computer scientists; electrical engineers; systems analysts; operations researchers, mathematicians and statisticians; and biophysicists and biochemists），目的是打造“未来的施乐”（the Xerox of the future）。研究中心本来的名字叫作“施乐高等科学及系统实验室”（Xerox Advanced Scientific and Systems Laboratory），不过没有采用，可能是因为缩写不雅。
戈德曼提议，施乐公司应该把研究中心的地址设在拥有“极具文化气息的夜生活”（intellectual night life）的大学城，这样不仅能够吸引来研究者，而且对研究者自身也有好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就这样成立了。在这里，戈德曼打算开设三个实验室，分别研究基础科学、系统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对于实验室未来可能生产出的产品，他还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比如“制造一台一半是复印打印机，一半是计算机的设备”（a machine which is half xerographic printer and half computing machine）。戈德曼提出的规划，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广招才子，任其发挥。他告诉施乐公司的上层管理者，前5年都不要指望研究中心能生产出什么有用的产品来。
泰勒带着他典型的雷厉风行的风格来到了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他的第一次访问是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刚刚成立一个月的时候，是物理学家乔治·佩克（George Pake）邀请他来的。佩克是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主任，之前在斯坦福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他还担任过华盛顿大学的教务长。日后，佩克会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以及磁共振专家，还会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佩克的目标不是把泰勒招进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来，而是请泰勒帮忙看看，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应该招募什么样的人才。“这得看实验室想要做什么。”泰勒说。当佩克告诉他说，实验室要支持数据科学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时，泰勒告诉他：“施乐公司购买这家计算机公司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它是一家不够格的企业。”泰勒还认为数据科学系统公司的最新产品Sigma计算机很“恶心”。他告诉佩克，没有哪个值得招募进来的人，会想加入一个实验室来支持这样的二流公司。
这次访问结束之后，泰勒以为自己再也不会与佩克和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有任何联系了。然而，很快佩克又邀请他来进行第二次访问，这次是要谈一份工作。佩克表达了非常仰慕泰勒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人际关系，希望他能来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工作，但不是来担任主任一职，因为泰勒没有博士学位。佩克提醒他说，一个希望获得世界级声望的实验室需要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来当领导者，而且佩克坚信，只有进行过高等研究的人才能管理好一家高级的实验室。
泰勒从没有迈过“佩克认为他不够格”所带来的侮辱的这道坎，即使后来佩克雇用了他，还让他选择拥有博士学位的杰里·埃尔金德（Jerry Elkind）做自己的老板。埃尔金德是约瑟夫·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以前的学生，还曾是Bolt,Beranek and Newman公司的高管。尽管泰勒很乐意让埃尔金德来处理实验室的管理事务，自己带领研究团队；尽管佩克支持了泰勒的提议，让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家比施乐公司在纽约州韦伯斯特（Webster）研究实验室同等学历的科学家多拿15%～20%的工资；尽管之后佩克离职了，不再担任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由一位泰勒觉得更糟的继任者替代；尽管佩克告诉泰勒担任计算机科学实验室负责人的资历不够这件事过去了40年，这份侮辱的伤痛仍然挥之不去。
虽然泰勒对佩克本人有一点儿意见，但还是接受了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一职。泰勒知道，一旦找到了合适的主任人选，他就会被任命为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副主任。泰勒喜欢旧金山湾区的天气和活力，自从在斯坦福研究所赞助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的研究以来，他就经常造访此地。泰勒也很喜欢斯坦福大学，因为这所大学培育出了不少计算机科学家。斯坦福大学校园的中心距离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只有1.6公里远，学校胡佛塔的尖顶比这个区域的任何建筑物都高。泰勒把家搬到了帕洛阿尔托老镇的一所工匠风格的房子里，这里的街道都用浪漫主义学派的诗人的名字命名。社区里都是年轻的家庭。
施乐公司总部要求研究人员集中关注“信息的体系结构”（architecture of information）。对泰勒而言，重新包装一下交互式计算机网络的愿景就能满足总部的要求，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辞令上的问题。无论计算机科学实验室追求何种未来图景，泰勒都坚信：“是时候抛弃中心化计算机、给每个人配备一台计算机了。”（it was time to get rid of centralized machines . . . and give everyone their own machine.）
“我知道应该找谁来做这件事，”泰勒补充道，“我知道谁是美国最杰出的青年计算机科学家，而且我也认识。”
魔术般的团队领导力
泰勒缺乏正规的技术训练，他虽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不知道该怎么做。塞韦罗·奥恩斯坦（Severo Ornstein）是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研究者核心圈子中的成员之一，泰勒叫他“胡子老头”（graybeards），这人很敬重泰勒，称他是“没有手指的音乐会钢琴师”（a concert pianist without fingers）。泰勒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微小旋律，但不会演奏；不过他知道如何模仿这种旋律；如果调子错了，他也能听出来，但他需要别人来演奏这首音乐。
有很多伟大的技术梦想家，他们的想法仅在自己偏执的指引下从未得以完全表达。在泰勒所处的时代，在距离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只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就有两个这样的人。特德·纳尔逊（Ted Nelson）是“超文本”（hypertext）这个词的发明者，20世纪70年代，他写了一篇有关复杂信息的体系结构的文章，叫作《上都计划》（Project Xanadu）。虽然人们对它充满了期待，它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万维网，但这个计划从未实现。同样地，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的很多想法也没能实现，直到它们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和系统科学实验室里得到改进和完善。
泰勒有能力把一群杰出的研究者招募进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他选择人才的标准基于这样一个信念：一位非常好的研究者抵得上两打一般好的研究者，并让他们共事很多年。泰勒还有老板的支持，埃尔金德处理了实验室大部分的管理事务。用一位对两人都怀有敬意的研究者的话来说就是：“泰勒引领了我，而埃尔金德管理着我。”
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工作为泰勒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在那段日子里，他结识了很多年轻的研究者，慷慨地资助了他们的研究。因此，泰勒从这些研究者中精选了自己的团队。“只要泰勒打几个电话，这些研究者就来签约了。”施乐公司的一位执行官回忆道。泰勒先从犹他大学开始招聘，接着从Bolt,Beranek and Newman公司挖了几位研究者。在哈佛大学，泰勒一直追着网络专家鲍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不放，即使在得知哈佛大学拒绝给梅特卡夫授予博士学位之后。
在招募团队时，泰勒跳过了年轻的微芯片和电子公司，而是更倾向于从学术界而非商业界来挖掘大批人才。他从伯克利分校招募进的一个团队，曾和他在加州大学一起做过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项目，之后又在校园附近创办了一家企业——伯克利计算机公司（Berkeley Computer Corporation）。而此时，这家公司正面临破产，所以许多年轻的计算机科学家为能把业务问题抛诸脑后，加入一个研究实验室而感到兴奋不已。就像以后会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之一的巴特勒·兰普森（Butler Lampson）所说：“我们之所以创立伯克利计算机公司，是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想到的进行特定研究的方法。”查克·撒克（Chuck Thacker）也加入了泰勒的团队。查克·撒克（Chuck Thacker）、兰普森和凯未来都获得了图灵奖。这个团队还包括：系统设计专家彼得·多伊奇（Peter Deutsch）；顶级设计工程师理查德·舒普（Richard Shoup），他将会因在彩色图形上的成就获得艾美奖；顶尖程序员吉姆·米切尔（Jim Mitchell）；还有查尔斯·西蒙尼（Charles Simonyi），他最为众人所知的是，在离开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之后为微软公司编写的Word文字处理软件。泰勒认为，伯克利小分队是“我们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骨干”。
泰勒还拜访了斯坦福研究所的恩格尔巴特实验室（Engelbart’s lab），请来了比尔·英格利希（Bill English）。英格利希制作了首个鼠标的原型，还安排了1968年那次被称为“所有演示之母”（The Mother of All Demos）的技术演示。此后，英格利希又去招募了恩格尔巴特实验室的其他成员，结果有15个人加入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其中大部分去了系统科学实验室（systems science lab）。泰勒从没有想过要去找恩格尔巴特，因为泰勒想要“能上手的工程师”，恩格尔巴特干其他什么都行，但却不是泰勒要找的这种人。“恩格尔巴特是一位规划师，而我们这个团队不再需要规划师了。”（He was a visionary, and if there was anything this group didn’t need, that was another visionary.）泰勒说。泰勒觉得恩格尔巴特“说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且，恩格尔巴特连造访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都觉得不舒服。“我访问过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几次，虽然那里的人总是给我看很多他们在做的东西，但都是在暗自告诉你：‘看，这就是应该走的路子。’”恩格尔巴特说。
泰勒认为，在这场把计算机从一台美化了的计算设备变成一台通信工具的“战役”中，他招募进来的每一个人都会起到各不相同但同样重要的作用。泰勒招募了硬件和软件专家，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编程语言专家，还有人机交互界的权威专家。每一位专家都头脑灵活、人脉广泛。“必要的时候，你们要舍得摆脱计算本来的束缚！”泰勒这样告诫他的20人团队。
新成员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有着和泰勒一样的理想。和兰普森一起追忆往事的时候，艾伦·凯回忆说：“我们加入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时候，就已经重生为交互式计算机科学家了。泰勒非常有警惕性，绝不把那些不会真正喜爱这行的人招聘进来。”兰普森同意说：“或者说那些没有准备好做这行的人。”
泰勒本人极富魅力，能吸引到很多同行加入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不过，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也提供了高工资待遇和顶级的资源。在这里，研究者能很方便地与斯坦福研究所、斯坦福大学，特别是与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Stanfo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的研究人员来往。他们能够参加在校园里举办的讲座或者造访其他机构，与相关人员会面。泰勒实验室的几位研究者还在斯坦福大学教授课程。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工作为这些研究者提供了与走学术路线相当的智力挑战，却又没有教学或者发表论文的要求。
泰勒的实验室只有一条不可违反的管理要求。所有人每周都要集中到懒人沙发会议室开一次例会。泰勒并不在意他的研究者是否来上班或者穿什么衣服来上班，什么时候吃午饭或者什么时候刮胡子也无关紧要。但是，一到星期二，所有人都必须来懒人沙发会议室，而且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个会议是实验室所有智慧的发源地，泰勒用这个会议来确保团队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这些会议也展示了泰勒被查克·撒克（Chuck Thacker）和兰普森两人称为“魔术般的”领导力到底是如何发挥的。
会议开始时，泰勒会先讲一些管理上的事情，比如有多少空闲岗位，有哪些访客即将前来等。然后，他会要求大家汇报各自项目的进展，宣布一些社交活动通知。团队中的许多成员都是单身，他们一起在山里骑车，或者在距离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几公里远的波托拉山谷的高山旅馆吃午餐。周末，他们会一起在山谷上方的海岸森林里来一场远距离的徒步旅行，这里雾气缭绕，空气凉爽。他们还会在家里烧烤聚餐，参与彼此的地下工作室项目。泰勒是一名竞赛型网球手，喜欢向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最好的网球手们发起挑战，然后在邻居家后面的网球场里满身大汗地大战一场。之后，球手们会在泰勒家里休息。“那里有冰镇的胡椒博士汽水、敞开的大门、穿过房间的微风，随时欢迎任何人的到来。”鲍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回忆道。
在每周的懒人沙发会议里，泰勒也会花时间倾听怨言。比如，餐厅的食物太差、设备不足、秘书工作太多等问题，以及由抱怨施乐公司的复印机进而引发出一大堆令人惊讶的问题。
泰勒仔细地倾听着，认真做着笔记。他知道，真正富有创意的计算机科学家通常是有点固执己见的个人主义者。泰勒会迎合这种倾向。当团队要搬到一幢新楼里去时，泰勒询问了每一位研究者，以确定他们最想要的电话系统。有20位研究者都想要按键式电话，而非老派的转盘式电话，但除此之外，大家的要求就各不相同了。有1个人不想要秘书，有9个人想要艾伦·凯交换机，这种交换机可以把来电直接转给接线员，有5个人不喜欢消息等待指示灯，有7个人想要一条内部对讲线路。从定制电话这件小事就能看出，泰勒想让研究团队知道，他是在为研究者工作，而不是相反。
每周，一旦社交和日常行政事务都处理好了，泰勒就会把整个团队带进会议室，讨论核心问题，他把这些问题称为“半成品点子”。有位研究者会在一块黑板上介绍当前的工作，并规定所有参与讨论的规则，比如，他人能否通过打断他来提问？他会说上一个小时，然后再叫大家讨论两个小时，还是只是丢出几个想法就让出话筒？泰勒将发言者称为“庄家”（dealer），因为发言者设置条款的方式，就像是庄家设定扑克牌游戏的规则。很快，大家把会议本身也称为“庄家”（Dealers）了。
“庄家”（Dealer）还有一种更富有对抗性的含义。泰勒读过1962年流行的一本算牌指南《打败庄家》（Beat the Dealer），这本书由爱德华·索普（Edward O. Thorp）所著。泰勒希望参会者能够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找到发言者的漏洞，就像在21点游戏里，算牌者用连续计算的方式来增加对赌庄家的胜算一样。发言者的每一次展示和发言，都被听众的细语乃至反对意见打断。泰勒坚信，这样的冲突有利于得出更好的结果。泰勒一直确保争论都是围绕着工作而非发言者本身进行的，但不总是成功。用泰勒的格言来说就是：“争论才健康，不应该制止。”（controversy is healthy and should not be inhibited.）
泰勒在高级研究计划局工作时，组织过首席研究者的会议，“庄家会议”很像这种会议。当时，泰勒也希望研究者能够相互提问，提出那些他自己不知道的问题。他坚信困难的问题能够帮助大家厘清思路，阐明观点，并突出各自的专业技能。
泰勒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工作的整个期间，就像在庄家会议上一样，都在为实验室的对话提供框架，然后让技术专家们来接手。泰勒偶尔会进行调解，确保航向正确。“泰勒提出的为人们服务的交互式计算的概念，就是把团队凝结在一起的力量。”鲍勃·斯普劳尔（Bob Sproull）在1977年这样写道。斯普劳尔之后离开了实验室，前往卡内基梅隆大学从事学术工作，“每当这股力量在日常工作与风波的喧嚣中开始消退时，泰勒就会努力把我们的视线从眼前的细节中转移出来。”这也是泰勒启动阿帕网项目（Arpanet）的方法：设定一个目标，招来合适的技术人员，然后只在需要的时候才插手。
允许研究团队自己设定目标并达成的路线，并不意味着泰勒放弃了掌控权。如果他觉得讨论不再发挥作用，就会中止。有一次，泰勒发觉“庄家会议”的发言质量在下降，就威胁说要把每周一次的会议改为每月一次，这引起了员工的反对。泰勒调解争论的方式是，要求每个人都能把对方的观点解释到让对方满意为止，即使他并不同意对方的观点。泰勒还会去做实验室里最不讨某些人喜欢的决定：关停那些远离主旨的研究项目，比如关于彩色图形的高级研究。
泰勒会在技术上听取员工的意见，尤其是巴特勒·兰普森（Butler Lampson）的。兰普森来到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时候只有29岁，虽然瘦得像根电线杆，却充满活力。他既聪明又活泼，有一回，兰普森被安排在一次计算机科学会议上发言，由于前一位发言者超时太多，他仅用了15分钟的时间，旋风一般但仍让人信服地讲完了需要一小时才能讲完的内容，然后冲出门外赶飞机去了。
兰普森和泰勒一样顽固。他拒绝写长篇大论的备忘录，喜欢以简短的语句传达自己的想法。有一次兰普森说，自己宁可坐在办公室的地板上，也不想要施乐公司新办公楼里那些奇丑无比的家具。
“泰勒对兰普森言听计从。”塞韦罗·奥恩斯坦（Severo Ornstein）说，“如果兰普森有什么疯狂的想法，那就糟糕了，因为泰勒肯定会听他的。不过，兰普森的眼光还是很准的。”
自己动手建一台计算机
泰勒在管理上非常前卫，他管理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没有任何正式的组织等级，每个人都向他汇报。对每一位新募成员，每一位在职员工都有表决权，如果这个人没有加入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他们会“非常失望”。这个团队已经接受了泰勒的标准。“我们招募进来的每个人都要能增进整个团队的智商。”查克·撒克（Chuck Thacker）解释说。有时候，这种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会引发被兰普森称为“群体迷思”（groupthink）的现象，导致实验室错过一些重要的人选。比如，皮克斯动画工作室联合创始人阿尔维·雷·史密斯（Alvy Ray Smith）曾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短暂地工作过，但没有获得正式的永久职位。最终成为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一份子的人，也都得到了实验室的全体支持。
如果团队都觉得某个想法是好的，泰勒就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推进那个想法。“多给它点空中掩护。”查克·葛什克（Chuck Geschke）说。泰勒并不在乎自己在施乐公司中的政治地位。在实验室的工作开始的第一个月，他的研究团队急需一台计算机，用来设计和测试新建造的计算机。实验室的计算机就像是化学实验室里的各种烧杯、化学品以及分光仪，是让研究成为可能的基本设备。泰勒把这个提议告诉施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后，他们想让实验室使用一台由最近收购的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生产的计算机，就是泰勒第一次访问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时称为“恶心”（an abomination）的那台。泰勒的研究团队觉得这台计算机无法支持他们的工作，他们想要一台由施乐公司的竞争对手数字设备公司（DEC）生产的PDP-10计算机。
泰勒支持了他们的请求，并把这个请求告诉了佩克，然后由佩克传达给公司总部，于是公司副总裁从总部来到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听研究者的提案陈述，以便决定是否购买一台百万美元级别的PDP-10计算机，何况它还是施乐公司的竞争对手生产的产品。
然而，这位副总裁没有被说服，并拒绝了购买PDP-10计算机的请求。消息传到泰勒实验室后，几位研究者威胁说宁愿离职，也不愿意使用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的计算机。泰勒又一次支持了他们。最后，佩克想出了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泰勒的实验室不能买PDP-10计算机，但可以自己仿制一台。于是，实验室设计并组装了一台仿制的计算机，他们称之为“MAXC”，向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创始人马克斯·帕雷夫斯基（Max Palevsky）嘲讽地“致敬”。
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极好的团队建设活动。在1970年建造一台计算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只是焊接一些东西，用螺丝拧上几个零件，加载一个操作系统和几款软件程序就可以大功告成的。研究者需要设计和制造零部件，编写和调试代码，还需要在内存的类型上达成一致。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需要审阅来自供应商的提案。在斟酌这些决策的时候，从没在一起工作的人学会了合作，泰勒称为“独奏者们”（soloists）的一个各自为政的团体变成了一个交响乐团。这个团队还挖掘出一批可靠的本地供应商和制造者。
不过，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允许研究者制造计算机是一项糟糕的决策。因为耗上好几个月的时间、几十万美元，来仿制一台竞争对手的计算机，而不是购买一台立马就能使用的施乐公司自己的产品，很不划算。而且，施乐公司还丧失了一次机会：让一群杰出的计算机科学家为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的计算机开发软件。
泰勒跟研究团队说，如果使用科学数据系统公司（很快就会被改名为施乐数据系统公司[Xerox Data Systems]）的计算机，他们就无法完成想要做的工作。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不过，施乐公司的很多CEO不这么认为。泰勒的研究者想要做什么来推进计算的发展根本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他们能做什么来让施乐公司赚钱。他们应该用一台施乐公司的计算机并为它开发产品。
“这次小事故为未来将要制造的产品定下了基调。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被允许完全独立地运作，去创造那些用来展示研究者才华的技术，而无须考虑这些技术与施乐公司的未来到底有没有联系。”一家公司的CEO后来这样写到，他曾在这次计算机采购过程中访问过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泰勒的团队都是充满了‘弥赛亚’式热情的人。他们的忠心从来不是献给施乐公司，而是献给了那些能让信息技术研究摆脱大型计算机束缚的智力挑战的。”
泰勒确实想要“摆脱大型计算机的束缚”（the stranglehold of mainframe computing），但是，他和实验室的每一个人对施乐公司还保有一份忠诚。在未来的10年里，泰勒一次又一次地试图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创造的技术来引起公司高层的兴趣，但罕有成效。
1972年年初，泰勒实验室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刻。MAXC计算机快要完工了。很快，鲍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就会把它连接到阿帕网上。然而，到了最后阶段，研究者开始抱怨优化工作非常“令人沮丧”，和他们的预期差得太远。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泰勒的那位有着博士学位的老板杰里·埃尔金德（Jerry Elkind）提出疑问，“施乐公司是否应该买下阿帕网。高级研究计划局正在寻找一个外部机构来以公共服务的方式运营这个网络，就像运营全美电话网络一样”。
杰里·埃尔金德（Jerry Elkind）与杰克·戈德曼（Jack Goldman）、泰勒商量之后，决定组建一个小组来“分析购买阿帕网的利弊，并提出一项施乐公司应该采取的措施”。最后，施乐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都拒绝购买。1975年，美国国防通信局（Defense Communications Agency）接管了阿帕网的运营职责。
如果施乐公司或者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买下了阿帕网，会发生什么呢？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与随之而来的因特网的实际发展相比，阿帕网的独立性会下降很多，也很难随性地发展。拥有网络的公司很可能会加强对入网条件的控制，对可以接受的使用条件更为严格。
施乐公司在思考是否购买阿帕网的时候，泰勒的研究团队正闹着要新的项目。泰勒需要想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1972年2月，兰普森在“庄家会议”上的一次发言带来了一丝火花。“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建造一台简单的计算机上来。相比于我们现在拥有的设备，这种计算机不能太贵，不能太难制造。”兰普森说：“简单的计算机可以满足我们大部分的需求。”如果其中一些计算机可以用网络连接起来，“在未来10年，人们想做的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
在接下来为期一周的“庄家会议”上，兰普森和艾伦·凯围绕制造一台价值500美元的计算机做了一次更详细的演讲。两人提出了一些技术想法，并邀请感兴趣的人来参加几天后的另一次会议。
泰勒对这个提议感到非常兴奋。从一年多前实验室启动开始，他就一直想要建造一台小型的、易于使用的计算机。当时，泰勒还没法像兰普森和撒克那样来描述制造那个将被称为个人计算机的想法。“泰勒当时挥舞着双臂，谈了些交互式计算机的莫名其妙的想法，”兰普森回忆道，“我们所解读到的是，他正在描述一些完全不现实的东西。”其他地方的研究者（多数由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建造过一些非常昂贵的个人交互式计算机的原型。不过，这种小型的易使用的计算机不是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目标。从一开始，实验室的目标就是建造那些能被多个群体使用的系统。兰普森所感兴趣的只是为100个或者多一点的用户建造系统。
1972年年底，兰普森、凯和撒克带领团队开始规划一整套由10～30台阿尔托计算机组成的系统。到了12月，兰普森（Lampson）公开了一份富有开创性的备忘录，标题叫《为什么是阿尔托》（Why Alto）。这份备忘录把泰勒和约瑟夫·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的设想变成了能够实现的蓝图，提出了一台能够在办公桌上放得下的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的规格。这种计算机使用图形显示器、键盘以及“鼠标或其他指示设备”。这份备忘录还拍出，这台计算机能够上网，能连接到别的计算机和打印机上。兰普森明确地指出，只是让一个人拥有一台功能强大、易于使用且负担得起的专属计算机是不够的。
“如果建造一台廉价而功能强大的个人计算机的想法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能够在阿尔托计算机（Alto）上做出令人信服的成就。”兰普森写道。兰普森不仅用“阿尔托”（Alto）称呼这台计算机，也用它来称呼“阿尔托系统”（an Alto system）。他继续写道：“如果这些想法是错误的，我们也可以搞清楚原因。”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与凯在系统科学实验室的小组一同协作建造阿尔托计算机（Alto），疯狂地加班加点。拉里·特斯勒在凯的实验室里工作，特斯勒曾和蒂姆·莫特（Tim Mott）搭档研发过图形用户界面。当时他俩共用一台计算机，一个人晚上做编程，另一个人白天做，两人的工作时段在换班时有一小时的重叠。“我们忙得就像创业公司一样，”撒克说，“我觉得有点遗憾的是，只有在凌晨2点喂奶的时候，我才能见见我的女儿。”
泰勒的团队不断朝目标前进，硅芯、电线、操作系统、微码、路由器、“0和1”，这些能联网的交互式计算机的零件一个接一个地被制造出来。
泰勒的团队写下的备忘录揭示了他们的使命感与紧张感：“这些问题看起来值得解决”“这是我的看法”“欢迎评论”“本文为草稿”，有两份备忘录的标题非常值得一提：“发泄不满”（Vented Frustrations）和“我到底在这儿干什么”（What Am I Doing Here）。
泰勒的实验室纪律非常严明。每一份备忘录都盖着“已阅并理解”（Read and understood）的章，并签上了名字和日期，全都按照当时世界各地科学实验室的标准规范来做的。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里，泰勒仍然是一个温暖而体贴的存在。“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泰勒的办公室。”特斯勒回忆道，“他会给你帮助。”鲍勃·斯普劳尔（Bob Sproull）写道：“泰勒对我的信心比我自己还多，我展示出来的每一份自信都源于他的鼓励。”
特斯勒回忆说，泰勒偶尔会给他一些卡通卡片，用来阐明泰勒和约瑟夫·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在1968年合著的文章《作为通信设备的计算机》（The Computer as a Communication Device）。泰勒总是强调说：“阿尔托计算机还没成为现实呢。”泰勒并没有完整地规划出阿尔托计算机的未来。“每当我们完成一部分，接下来的部分就会变得清楚起来。”泰勒说。既然一台交互式计算机需要优化的是通信而非计算，阿尔托计算机就需要围绕着显示设备建造，而非算数单元。把焦点放在显示上则意味着需要一个新的操作系统，一个新的操作系统又需要新的应用程序；阿尔托计算机的目标之一是通信，显然还需要一个文字处理程序，一直这样下去。“随着你安置好一个元件，下一个是什么也就变得很明确了，”泰勒说，“如果你想把字符通过网络传送给一台打印机，就可能需要把要发送的字符存储下来，因此你还需要一个文件系统。如果你想把字符写进一封电子邮件里，就需要一个电子邮件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独立的部件，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们又都是同一个系统的一部分。我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指引研究团队朝着这个方向演进。”（You knew you wanted to send characters over a network [by the way, you need a network], to a printer [so now you need a printer]. And these characters you were sending, you might want to save them, so you needed a file system. Another thing you could do with these characters: you could compose them into an email, so you needed an email system. These were all separate components in a way, but in another way, they were part of a system. One of the things I did was guide this progression.）
一步又一步，一个零件接一个零件，泰勒与他的团队正在为现代个人计算机产业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