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木牌坊

库区外东北角，有一条长长的土路，路前方立着一座乌木牌坊。路旁是两排平房，平时人不多，冷清的很。只有早晨和傍晚，才有零零散散的车辆与行人在这里短暂驻足。早上得空时，徐师傅会拉我到这吃豆腐脑，就着低低的桌案，配嘎巴菜、麻酱烧饼，胡噜噜吃一碗。味道不算正宗，但很可口。

以前我以为，离开家以后，豆腐脑、胡辣汤之类的东西是不太容易吃得到的，没想到在这儿又找到了熟悉的味道。一来二去之后，我和徐师傅也成了这儿的主顾。

听徐师傅说，这块地原来叫“商业街”。去年疫情爆发前，这边有人买了地皮准备起楼，据说那块牌坊便是开发商从别处移过来安到这儿的，去库房的路大都也是从这儿走。后来，他们的项目停了一阵子，这边也就没人管了。只剩这堆“木石栅栏”立在这儿，看着虽旧，却也说不准年月。

我远远看着那块牌坊，像是年久失修，大大小小的土块模糊了雕栏上的画迹。若是不了解，怎么也想象不到它是从别处搬过来的。至于来这吃饭的，大都是附近的居民，还有隔壁库区的人员。

徐师傅第一次带我到这儿时，我不太情愿。尽管在这个特殊的时局，防疫措施也相当到位，但我实在不想跑那么远。每去一次，都像是长达一小时的通勤一般疲惫，直至在颠簸中把肚子颠饿。或许像我们这样的不在少数，只当是偶尔路过时歇脚打尖。看到平房吐出的炊烟，听到人群间不温不火的语调，似乎跟电视上所看到的是两个世界。

做豆腐脑的是一对夫妻，一个个子高高的、看上去有些瘦弱的女人，一个体态敦实满脸胡茬的男人。身上都系着灰扑扑的围裙，在窄小的门楣里小心翼翼地为食客们端出一碗碗咸香的早餐。他们的两个孩子在牌坊下绕柱追打，脸上是红扑扑的干涩，地上的尘土在他们的脚边翻飞。

时不时有人开这两个孩子的玩笑，顺带着开男人的玩笑、女人的玩笑。这些人的话不是纯粹的恶，只是混杂在泥地上的一撮土。他们听到后也都一笑置之。当然，语言是能伤害人的，且不分善恶，恶意的不必说，善意也会被情绪左右。他们大概习惯了在冰天雪地里冻掉这些污浊，然后用盐、味精、胡椒煮出一锅专属于他们的温润。

看到这些，又会忆起去年在安定走廊中看到的画面，走廊里是无声的乌烟瘴气，那些寒风中战栗着的，楼内排着队的，将所有紧张的情绪收束在镁光灯下，嗓子无法克制地闷着。随后便是疫情的肆虐，整个街道几无人烟。那天我穿过半个城市，全副武装走进如甬道一般的科室回廊，难道是自己执拗地不听劝告才去复查？直至走出大厅，将手中的报告单叠好收进口袋。望着远方布满尘泥的高楼，强打起精神原路返回，像是完成任务似的，呼出一口仪式感的空气。此后一度耻于诉说这段经历，唯恐他人认为这是情绪的挡箭牌。可即便这样，也只能靠自己给予鼓励，这大概也是最优解了。

想起念书时，剧作老师给我们讲《钢琴教师》，她说：“你不曾经历的，未曾了解的，尚未体悟的，凭什么要给他人妄下判断？”人间的情绪可以找到疏解的出口，却不太容易探明来处。即使是同一句话，在阴冷的屋檐下与温暖的座椅上，意思也有可能是不同的。

回去的路上，徐师傅打开车载广播，继续追踪着疫情的进展。一本正经的播报里藏着如临大敌的声调，念出邹巴巴的文字。窗外，几块细小的砂砾从玻璃旁擦出几丝冷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