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
小记：三年级的孙小姐作文题目是《我的植物朋友》，指导其写了牡丹，一时心痒，遂作此篇。
每年谷雨前后是牡丹的最佳观赏期，因此牡丹又被称为“谷雨花”，众所周知，洛阳牡丹、菏泽牡丹冠绝天下，而北京观赏牡丹的地方也是很多的，可是我只去过圆明园的含经堂。
清朝康雍乾三位皇帝都非常喜欢牡丹，因此圆明园种植了很多，最有名的就是牡丹台。彼时，圆明园还是雍亲王的私人园子，雍正修建了牡丹台，在此遍植牡丹。康熙46年，54岁的康熙皇帝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雍正的四阿哥弘历。康熙有97个孙子，很多他连见都没有见过。12岁的弘历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否影响到后来的立储也不得而知，但是牡丹台之会是康乾盛世三位皇帝的第一次同框。弘历登基后，将牡丹台改名为镂月开云，为了纪念爷爷手书《纪恩堂》匾额，悬挂于镂月开云大殿内。
如今，牡丹台已是台毁花亡、繁华不再，而曾经作为皇帝接见蒙藏使者的含经堂也是空留一块块巨大的石基。只有每年谷雨前后，千株万株牡丹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清朝人对牡丹的认识与唐朝人很是不同。唐朝人极爱牡丹，大概只有如此“国色天香”、“雍容华贵”的“人间富贵花”才能配得上盛唐气象吧。到了大历、贞元年间，唐朝的达官贵人对牡丹的喜爱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白居易《买花》诗中提到：“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刘禹锡的：“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正是这种狂热的生动写照。李肇曾在《唐国史补》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春有值数万者”。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当时就有很多诗人加以抨击。如白居易《买花》诗：“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柳浑《牡丹》云：“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窠。”因此，唐诗中对牡丹的咏颂大抵是赞叹她的艳丽和芬芳，百花之王的气势，花中贵族的高贵。
但是到了明清，文人对牡丹的感情却又了些微的变化。明朝抗倭名将俞大猷的《咏牡丹》：“国色天香人咏尽，丹心独抱更谁知。”不以高洁的菊花和梅花自比，却以“国色天香”的牡丹坦陈“丹心”。到了清朝，两位小说家写的两则故事，都是关于洛阳牡丹的传说。
一则是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葛巾》。洛阳人常大用特别爱牡丹，为了在曹州（即现山东菏泽）赏看牡丹，把自己的春衣都典当了。一日凌晨，常大用在花园里遇到了一位女子葛巾。常大用惊为天人，“忽转一想：此必仙人，世上岂有此女子乎！”常大用与葛巾两情相悦，决定私奔。回到洛阳家中，两人的日子过得也是红红火火，葛巾还把自己的妹妹玉版嫁给了大用的弟弟。两年间，姊妹二人各生一子。
葛巾说自己姓魏，母亲被封为曹国夫人。大用却越来越觉得葛巾的来历可疑，世家丢了女儿怎么会不寻找呢？于是自己托故去曹州调查，发现并没有姓魏的世家，却无意见在一面墙壁上发现了一首赠曹国夫人的诗，便问居所的主人谁是曹国夫人。主人引大用去看曹夫人，原来是一株牡丹，与屋檐同高，因为是曹州第一牡丹，所以戏称为曹国夫人，而其品种恰是葛巾紫。大用怀疑葛巾为花妖，但又不敢当面质询，于是以赠曹国夫人诗进行试探。葛巾骤然变色，对大用说：“三年前，感君见思，遂呈身相报；今见猜疑，何可复聚！”葛巾和玉版一起将儿子掷于地上后，就消失了。两个孩子坠地而没，“后数日，堕儿处生牡丹二株，一夜径尺，当年而花，一紫一白，朵大如盘，较寻常之葛巾、玉版瓣尤繁碎”，“自此牡丹之盛，洛下无双焉”。
葛巾面对“叶公好龙”的常大用，挥剑斩情丝，走得坚决彻底，这份傲气不是一般的花可以匹敌的。
另一则则是武则天与牡丹的故事。据《事物纪原》记载：“武后诏游后苑，百花俱开，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李汝珍的《镜花缘》将这则故事作为了整本小说的缘起。第四回“吟雪诗暖阁赌酒 挥醉笔上苑催花”中，武则天于冬夜在上林苑饮酒欢乐，看到腊梅盛放，兴致大盛，于是下了一道圣旨：“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催！”各位花仙子畏惧武后，不敢怠慢，在寒冬竞相开放，唯独牡丹没有开。武后一气之下，下令放火焚花，并将牡丹贬去洛阳，自此牡丹才在洛阳安家。而100位花仙子也因此事遭天庭惩戒，被贬下凡，才引出一部光怪陆离的《镜花缘》。1950年冬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花园散步，走到牡丹跟前停下脚步，跟身边工作人员讲起了武则天与牡丹的故事并评价说：“年轻人要具有牡丹的品格，不畏强暴，才能担当起重任。”
清人这两则故事中的牡丹外表虽艳丽，却独有一身傲骨，不为爱情蒙蔽、不畏权势低头，坚定地做自己，这是唐朝文人所没有体悟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