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3.13

《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无疑是这个系列里我最为期待的一本，收到这本光看封面就极为喜爱的书之时，正好读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与逝者协商》中写道：“当你避开了追求纯粹艺术这条道路上'路窄门狭‘的泥沼，却走上了另一条打着’关注社会现实‘的招牌的道路，结局又会如何呢？最终结局会不会是加入一场讨论会？如果是，这场讨论会是不是在地狱举行？但如果你不’关注社会现实‘，那你写的东西会不会成为艺术殿堂里装点镀金扶手椅的小方巾？很有可能。”

如果说，男性作家可以如海明威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所说的：“关于有政治头脑的作家，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如果他的作品得以永存，你读它的时候需要跳过谈论政治的部分。”女性作家的意义则更接近于格蕾丝·佩雷的：“书写女性就是一种政治活动。”女性写作者面临的困境，从来比男性要多得多，她们要么是没有伍尔夫的笔下的“一个自己的房间”，或是曾被警告，因为若要写作，你便走出了你的阶层，却进入不了男人的领地，而将失去的是女性的关照与男性的支持。身为女性的经历会受到种族、阶级和其他社会标记的深刻影响。

总是会想到费兰特笔下的莉拉，莉拉说自己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写作需要极大的野心。”在这个女性的野心不被鼓励与赞赏的世界，曾经也以为这种野心可能是天生的缺乏，而其实很大可能是被塑造与规训的结果，这结果深深地影响着女性如何看待自我，和自我与这个世界的联系。

阅读访谈和阅读她们的作品是不一样的体验。在作品之外，看她们对关于写作的探讨，对生活细节的描述，关于人生，关于爱，关于宗教，和对死亡的思考，是温柔又开阔，鲜活又丰满，非常迷人。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这16篇访谈中很吸引人，“我不喜欢同性恋（homosexual）这个词，很危险（它加强了偏见）很荒诞，你可以用gay这个词......当一个人正在思考，全神贯注于一个哲学问题或者正在研究一项定理时，他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甚至不属于人类，他成为另一种存在。”“我不是很喜欢纪德。我觉得他的作品很干，有时还粗浅。”这个“干”字很妙，一个字就道尽了我读纪德时的感受，是我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那无穷意味。而她又是对女权主义最不感兴趣的一位，对女权运动抱有恐惧的原因是因为她觉得“一名知识女性配得上一个有智识的男性—只要你找得到。”这让我非常困惑，身为女作家，若性别和职业的组合无法使你自动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不曾去想要影响和改变这个社会，是否也是不承认自己“野心”的一种局限？“一个愚蠢的女性和愚蠢的男性同等无聊。人性的邪恶在两种性别中的分配几乎是均等的。”若是这个社会对男女性别二分法真的有一天如对尤瑟纳尔这般失效了，倒也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了吧。

格蕾丝·佩雷曾在一个研讨会上遇到一个年轻女人，一直说自己不想成为一名女性作家，因为这个头衔让她觉得自己被轻视了。佩雷说得非常好，“问题是，只要它愿意，外部世界可以因为你的一切而轻视你，你还是做自己最好。”就这样，一直把阅读当成一个避难所吧，与书和孤独为伴，“最好的训练是读和写，无论读什么，写什么。不要同不尊重你工作的爱人或者室友一起生活。不要说谎，争取时间，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时间。去写那些如果你不写出来就无法呼吸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