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梅里雪山登山队山难纪录片观后感

活动现场

【写在前面】

这次纪录片是首次公开放映，由后来遇难的登山队员王建华儿子王衎在整理父亲遗物过程中发现，并成功修复，是1989年中日梅里雪山登山队第一次登山的珍贵影像，据介绍：“影片使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详实记录了三十年前的梅里雪山以及周边人文环境，包括当时尚未通公路的怒江独龙族村落人文的探访和德钦司农村落的探访。”

我在片子里看到现在已经取消的过江溜索，看着太刺激了，旁白说是「自杀式冒险」。

王衎说拍摄团队一传是中央摄制组，一传是云南省派驻的，暂不确定。

他开始先通过照片分享了父亲王建华的故事。王建华，重庆人，因为支边和工作调动扎根云南，他是当时非常厉害的人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自学了日语，家里常常举办日语交流沙龙，由于初中文化的高文凭被分配到体校（后取缔并入昆明医科大）任教。因为精通日语和体格健壮被聘为当时中日登山队的翻译兼队员，他当时其实已经拿到了京都大学的留学许可，并且签证都办下来了。王衎说他也不知道他爸爸为什么放弃了大好前程，选择去做攀登梅里雪山这样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

记录片中有很多疑似航拍的镜头，其实不是，拍摄时才1989年，没有这么先进的器材和技术，藏族小哥哥解释说其实这得益于云南独特的地形地貌，尤其是德钦勾连纵横的山貌，很多镜头都是摄制组先跑到对面山上或者一个制高点，然后车队再启动行驶摆拍的。

雪山命名：卡尔格博-太子雪山-梅里雪山

据来到现场的当地人分享，其实当地藏民一直称呼雪山是卡尔格博（藏语音译），是藏族人心中的神山，神圣不可侵犯。民国时期，英国军队当时驻扎在缅甸和印度，为了更好地管理和统治当地藏族人民，当时印度刚刚诞生太子，又在佛教里有一种两生花文化（没听清楚具体），因此给卡尔格博取了个汉名叫「太子雪山」。而梅里雪山这个名字：梅里是当时登山队物资运输的一个关键性站点地名的音译，1991年山难事件发生后并且被新闻报道广泛传播后，才真正叫开的，而这也给当地带来一个深刻的改变，现在不管是德钦当地各种旅社餐厅的命名，还是整个云南对外的旅游宣传，都统一称「梅里雪山」。

叙述视角的差异，失声的在地藏民，文化对抗

一直以来所有关于登山故事的叙述，都是汉人视角或者国际视角，所以才有太子雪山和梅里雪山，而当地藏民是如何看待这些事情的流变的呢，无从得知，也许后期的人类学调研可以着力于此，做一些在地人的访谈和生命故事的叙述。

据说当时中日登山队进入德钦，一开始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片子里有意思的是大部分当地人的装扮都身着解放服，只有给登山队献哈达的迎宾团队身着鲜艳又美丽的少数民族服装，老师解释说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改革开放的理念刚刚宣扬普及到当地，大家的衣着还停留在前一个时期的朴素装扮。

一开始当地人只知道登山队是来攀登梅里雪山的，给予大力支持，帮忙运装备，提供食宿，后面才知道要攀登的是卡尔格博-藏民心中的神山，是禁止攀登的。当地民众与登山队产生分歧，并试图阻止行动，尤其是1991年山难发生后，藏民觉得是遭了报应，而且当地的传统是「触怒神山的人，要给神山当七年的子女」，巧合的是那次山难的队员遗体确实是在1998年才陆续被发现的，在这之前踪迹全无。这更加强化了藏民对于神山不容侵犯的认识，甚至数次在飞来寺组织大型抗议活动。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点是，2000年，日本想要重新启动登山计划，向中方申请，国家体委把申请传给云南省体委，云南省体委又询问政府意见，政府知道当地状况，登山申请是个烫手山芋，就把这个皮球踢给了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又把皮球踢给了政协，最后政协经过重重讨论还是拒绝了请求。

在现场，有位翻译老师站出来抗议总是从价值视角看待登山事件，太宏观，应该从个人叙事视角，但是那位发言人真的过于凡尔赛，我听听就跑神了，后面一位藏族小哥哥站出来反对这一说法，说价值叙事和个人叙事同样重要，因为价值叙事可以呈现登山事件在历史和政治中的位置，而个人叙事又能够发出人的声音，看见人是如何在结构中行动和感受的。

另外一位老师提出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就是对于山的文化认同，国际友人和中国的汉族人喜欢登山，喜欢挑战自我，可是在藏民心中，对山更多的是敬畏，他们更喜欢转山，而且一开始在当地，佛教根本不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还是别的，都是佛教，这些分类都是后期文化研究过程中建构出来的。

这一点发现真的有意思极了。

两个当地藏民遇难者的故事

当时遇难的人里，有两位是当地的藏民，虽然他们不算正式的登山队员，但是登山队的协作者。有一位叫林文森，据说是被登山队发现具有登山天赋邀请来协作的，而且登山队抵达当地时，林文森刚结婚，婚礼的照片还是当时登山队的摄影师帮忙拍摄的，听说有一次登山，有四名队员在先头探路过程中被暴雪封住，找不到回来的路，他们是靠着林文森爬上一个梯子，用头顶的探照灯不停指路救回来的。没有想到林文森结婚第二年，1991年最后一次协作登山队，他永远地留在了神山。而另一位藏民，听说他的家非常偏僻，在雨崩村上面更里面的地方，当时全家还住在帐篷里，他是自告奋勇来协作登山队的。

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现在完全不一样，1989年，中日是友好交流国家，昆明有很多学校都跟日本建立了姐妹学校关系，当时国际上兴起登山热，中日梅里雪山登山队，是一个两国共同发起的政治决策，大家当时的期待就是如果能成功登顶这个处女峰，这不管是中日友谊还是两国的国际地位，都是一个提振信心的伟大事件。当1991年山难事件发生后，国家很快做出响应，当时的李鹏总理牵头成立国家搜救调查队，立马派驻人员到云南进行山难人员家属慰问，并且尊称每一位遇难者为“光荣烈士”。

而且因为这次严重的山难事件，梅里雪山从此被禁止攀登。

文化研究的参差参看

这次的纪录片分享，定调在生物多样性，因为今年昆明即将举办国际性生物多样性大会。又今年是梅里雪山山难事件30周年。登山队员遇难时，很多都刚刚成家或者孩子很小，家属面对这种巨大创伤和整个的环境影响，基本上关于山难事件的报道和探究都处于寂声状态，沉默了这么多年，一直有很多或真或假的传闻。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提供一个场景，让很多不同位置和领域的人坐在一起讨论，有一些是遇难者的家属，有一些是梅里雪山和藏族文化研究的学者，有一些是当地人民，还有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的公益人士和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在地实践者，真的非常难得。

组织活动的老师是梅里雪山和藏族文化研究的业界大拿，他提醒我们，最近三星堆遗址的新发现或许可以推动古滇青铜文化研究新方向，古滇的青铜器是非常具有纪录片风格的，而且其渊源或许早于三星堆遗址和商周。

你看，人是活在历史中又被历史形塑的，

这些故事既动人又让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