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眼中的格雷厄姆·格林
查看话题 >格雷厄姆·格林，一生都在用写作治疗自己的躁郁症患者
格林自小就受躁郁症的困扰，他说躁郁症跟爱情一样，叫人不可自拔。因为忍受不了校园生活，他尝试过割腿，喝过定影液、花粉热药，吞过颠茄果、阿司匹林。1923年，19岁时他还找到哥哥的左轮手枪，因为有六个弹巢，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就玩了六次俄罗斯轮盘赌。第一次玩的时候，像人生中第一次做爱一样狂喜，但渐渐就没有效用，最后一次玩的时候已经变得像吞阿司匹林一样无动于衷。就这样，格林不得不去寻找下一个“俄罗斯轮盘赌”，而这也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01，去最危险的地方旅行
1935年，格林前往西非利比里亚开始了一场改变自己人生的旅行。那时候他已经写出了成名作《斯坦布尔列车》。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欧洲，并且对非洲除了文学上的印象外并没有太多了解，他后来也承认这场旅行并不理智，至少是轻率的。为了缓解这种恐惧，他还邀请了自己的表妹一起同行。这场旅行慢慢变成了灾难，尤其当格林患病的时候，只想着尽快结束。但结束之后，格林又无比怀念这场旅行，“对我来说，那场旅行非常重要——它打开了我对非洲的爱，这种爱一直留在我的内心”。
这场旅行对格林还有一个重要之处，是他第一次转变“信仰”。在某个因为患上疟疾难以入睡的夜晚，格林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原来对生是如此渴望，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渴望的是死亡。（但晚年的时候，又说比起诺奖，他更渴望死亡。）他说：“我之前从未体验过信仰的转变。我没有皈依某个宗教信仰。只是被特定的言辞所折服，相信那信条存在的可能性。”
这也是格林对他天主教信仰的看法，严格来说他并不是天主教徒，只是相信它的某些教义，相信那超自然的存在也许真的存在，但他从来不会用天主教的戒律去要求自己。就像他在《安静的美国人》里借福勒之口所说的：“自幼年以来，我便从不相信永恒，但我又渴望永恒……我羡慕那些信仰上帝的人，但我也并不信任他们。我觉得他们是依靠某种不变的、永久的寓言来维系着自己的勇气。”
利比里亚之行后，格林就将自己的足迹几乎踏遍了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每个危险之地。现在人旅行时一直考虑的安全，恰恰是格林最不想要的。1938年，在墨西哥宗教迫害时期去了墨西哥，后写出了《权力与荣耀》；1941年，由姐姐介绍进了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派往塞拉利昂做间谍，后写出了《问题的核心》；1951—1955年，在越南进行反法战争时，四次前往报道，后写出了《安静的美国人》；1953年，去肯尼亚报道茅茅叛乱；而后又去了哈瓦那、刚果、巴拉圭，写出了《我们在哈瓦那的人》《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名誉领事》，等等。
有人说格林是体验派作家，因为他写的小说大多都来自于亲身经历。其实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至少，格林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写作。在《逃避之路》里，他说：“造访扰攘不安的地区成了我的习惯，我的访问不是去寻找写小说的素材，而是去重新获得不安的感觉。”但他又承认这些经历或多或少变成了他的写作，或是小说，或是报导。
格林热衷冒险，最初的原因是他小时候读过的那些冒险故事。他说：“我们这代人是读着冒险故事长大的，我们错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巨大失望，所以四处寻找冒险。”但后来，就变成了为安抚自己日益严重的躁郁症。对冒险之旅的渴望，以及对生与死的憧憬和恐惧，成了格林病态般为之着迷的毒药，也是解药，“在那些地方……害怕受到伏击的心理，对我来说，其效用并不亚于左轮手枪，确是对付毕生躁郁症的良药。”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刺激过后的那片刻宁静。
02，不计其数的花边争议
格林一生中有过不计其数的争议和花边新闻，比如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争议，他的反美斗士形象，他和拉美一些领导人的亲密关系，他的英国情报局间谍身份，以及他大量的不曾断过的婚外情。甚至格林早年还在写影评的时候，还跟20世纪福克斯打过官司。
1937年，秀兰·邓波儿主演的《威莉·温基》上映时，格林在影评中说邓波儿虽是儿童形象，但贩卖的其实是成人情色。“婴儿般的外表只是她的伪装，她的本质更为秘密和成人……她穿着短裙、挂着堕落的酒窝向男人抛媚眼的桥段简直妙极了。成人的爱欲与悲伤在儿童的面具下流淌……”再联想到18年后，格林力排众议盛赞《洛丽塔》，就能发现格林对人内心里的那些小心思是很通透的。当然，这也跟格林非常了解男女之事有关。
格林最吸人眼球的依旧是他的花边新闻。格林一生中有过很多个女人，那些时间长的、短的，重要的或不重要的，格林也在《安静的美国人》中借福勒作了一个交代：“对我而言，意义重要的女人不超过四个，或者说，我对她们有过重要意义。其他的四十多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跟她们在一起。无论是从健康，还是个人的社会义务角度来说，那都是错误的。”还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总是很随便，但到后来则会像他的祖父那样，忠于一个女人。”
格林晚年也确实如这样所说，忠于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当然不是他一直没有离婚的妻子（当年为了追求她，还信仰了天主教），而是陪伴格林一直到他去世的伊冯娜·克洛埃塔（Yvonne Cloetta）。1959年，格林在前往刚果的麻风村采访时，在法属喀麦隆遇到的一个联合利华公司高管的妻子。后来，格林就搬到了法国昂蒂布（Antibes）跟她同住。
格林最著名的情人，还是《恋情的终结》里萨拉的原型凯瑟琳·沃尔斯顿（Catherine Walston），这本书也是献给她的。凯瑟琳与格林相识于1946年，最开始只是喜爱他的小说，而后由书变成了人，这段关系断断续续一直维持到1966年。《恋情的终结》里很多情节都来自这段真实的婚外情，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现实中凯瑟琳的丈夫也跟小说里的一样大度，默许了他们的交往。
你也许发现了，格林大多数的偷情对象都是人妻。格林的传记作者诺曼·谢里（Norman Sherry）说格林喜欢已婚女人的原因是她们对他要求很少，在《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里，格林通过奎因也作了一下说明，他说：“名气就是一服效果非常强的春药。最容易上手的是结了婚的女人。少女怕担风险，但结了婚的女人却已经找到了不冒风险的办法。丈夫在机关上班，孩子们在托儿所，同你我这样年纪的人交朋友，保险不会发生争风吃醋的场面。”
关于格林的偷情，还有一个跟诺奖有关，就是传言他跟某个诺奖评委的妻子也偷过情，该评委放出话来，格林要想获奖，除非从他的尸体上踏过去。至于是不是真的，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关于格林偷情和诺奖的段子怎么写也都显得有理有据。
格林的偷情行为，某种程度上跟他的冒险旅行一样，都是在寻找刺激，安抚他的躁郁症。旺盛的性欲也是躁郁症亢奋期的表现之一。在他的精神最旺盛的五十年代——创作最多、旅行最多——也是他躁郁症发展到最严重的阶段，这个十年是他既非常愉快也非常痛苦的时期（格林语）。一方面他跟凯瑟琳的婚外情幸福又痛苦地进行着，充满嫉妒和恨的莫里斯，可以说是亢奋期的格林的真实写照，而另一方面他又像莫里斯期待恋情终结一样，期待生命的终结，多次想要自杀，但又没有勇气，只好去一个又一个危险的地方找寻别的刺激。
03，在小说里寻找宁静
格林在自传《生活曾经这样》里写，他有很多觉得自己没有才能去做好的事都放弃了，比如网球、高尔夫、跳舞，而至于写作，他说，“我之所以还在坚持，也许只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就好比一个人的婚姻并不美满却还将就着过，只是由于他怕孤独。”又在另一本自传《逃避之路》里写，“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有时我在想，所有那些不写作、不作曲或者不绘画的人们是如何能够设法逃避癫狂、忧郁和恐慌的，这些情绪都是人生固有的。” 而且跟他通过冒险之旅获得刺激过后的片刻宁静一样，格林也是通过小说里的角色来寻找宁静，但最后都是一场徒劳，求而不得。
格林曾将自己的小说分为消遣和严肃两种，但这两者的界限早已模糊不清。其实一直有一个更好的称呼来指代格林的文学世界，那就是格林国度（Greeneland），用以形容格林笔下的那个充满暴力又肮脏的世界。他笔下的人物大多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一路挣扎着，以期获得某种并不存在的宁静。这种宁静有时候会表现得像宗教意义上的安宁，但考虑到格林对天主教的态度，这种安宁更像是《问题的核心》里，斯考比想要的那种“周围只有嘈杂的雨声，没有爱，也没有怜悯”纯粹的内心的宁静。
《一支出卖的枪》（1936）里，自幼在出卖和仇恨中长大的豁嘴杀手莱文，却是在一直渴望着得到他人的爱和信任，认为“一个人出生以后唯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比降临人世更干净、更利落地离开人世”；《权力与荣耀》（1940）里，威士忌神父在得知死亡又一次延期时，希望他们能马上枪毙了他，以希望得到彻底的宁静，尽管他知道宁静并不存在。
《问题的核心》（1948）里，斯考比“什么都有了，唯一缺少的就是宁静”，尽管身为天主教徒，最后还是只能通过自杀来获得这种宁静；《恋情的终结》（1951）里，想要跟萨拉永远在一起的莫里斯，一直得不到萨拉向天主祈求赐给他的安宁，最后不得不自己祈求天主“我太疲倦，也太衰老，已经学不会爱了。永远地放了我吧”。
在他后期作品里，他的角色越来越变得厌世和离群。《安静的美国人》（1955）里，英国记者福勒想要在动荡的越南置身事外，并奉劝以派尔为代表的美国不要卷入进来，还说，“世间的情况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们去争斗吧，让他们去相爱吧，让他们去相互谋杀吧，我不想卷入其中。”在《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1960）里，格林又更进一步（抑郁期所写），里面的奎里发完了所有病毒，抛弃掉了女人、天主，也没有了爱和怜悯，只身一人来到非洲的黑暗之心刚果的一个麻风病村避世生活，但还是得不到宁静，又借医生之口对他说：“你一直在做一个毫无成功希望的试验。一个人不可能脱离一切独自生活。”
嗯，毫无成功希望。
格林笔下人物一直挣扎着所渴望的宁静，就像是在刀口上舔糖，永远不会让你一口吞下，只能偶尔舔一下，但要承受千百倍的疼痛。格林曾说他享受生活的方式就是去享受痛苦，因而他在小说里将人物内心的痛苦用文字详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像品味其中的千百种细微变化反复咂摸，查看伤口里的每块细肉、每个血丝。也因此，格林的小说都有很强烈的压抑感，往往都很难一口气读完，有时会像热带雨林一样令人潮湿燥热，有时又像悬下来的刀子令人心惊胆寒，不忍卒读。但读下去，你就会发现它又极具腐蚀性，让你沉溺进去。
《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可以看作是格林晚年的一份声明，奎里发完了病毒，但落下了一个名声的后遗症，这也导致了他可笑的悲剧结局。在自传《逃避之路》（1980）的尾声，格林从自己这个角色中抽身出来，发现自己多年来也在寻找着某个自称格雷厄姆·格林的人，并追踪着“那个人”虚虚假假的足迹。他说，现在二十年过去了，“那个人”似乎开始安定下来，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而真正的格雷厄姆·格林，在奔波大半生之后也在这时候安定了下来，在伊冯娜的陪伴下安度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