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清醒，不媚俗，不妥协：米兰·昆德拉的作家人生
米兰·昆德拉生于1929年4月1日。他曾说：“我出生于4月1日。这在形而上层面并非毫无影响。”4月1日是愚人节。仿佛命中注定，昆德拉的写作人生，像是上帝与他开的一个玩笑。
恰逢昆德拉92岁生日临近，不免让人深深怀恋起这位杰出的捷克小说家。由于昆德拉本人的习惯，贴近他的文本材料和现场内容极少，这等于是在喜爱和想要了解他的人与作家本人之间，掘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值得庆幸的是，新近出版的《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为我们提供了越过这道沟渠的一次宝贵机会。在这部昆德拉传记中，让-多米尼克·布里埃以难能可贵的素材与书写方式，为我们尽可能还原了昆德拉真实的面孔与内心。
清醒而拒不回归的昆德拉
文 | 许钧
我们都知道，昆德拉不喜欢在公众场合露面，不喜欢与读者面对面交流，更不喜欢谈论自己，也特别注意不留下与他的文学文本无关的材料。要写昆德拉的传记，困难可想而知。
让-多米尼克·布里埃却选择了迎难而上。他以昆德拉的理论性随笔与文学文本为基础，将昆德拉个人的艺术、文学、政治与精神历程置于大写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同时借助与昆德拉有直接交往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提供的资料与谈话内容，深入探寻昆德拉的写作人生，最终完成了这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让-多米尼克·布里埃 著
雅众文化 |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此前，布里埃已经出版过多部艺术家传记，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属《鲍勃·迪伦：诗人之歌》。这部传记于2015年出版，次年10月，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传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除了传记写作的丰富经验，布里埃还有多重优势：他是记者，对有价值的新闻与材料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和捕捉能力：他是作家，对文学有自己的认识，有进入文本的独特方式；他是音乐家，对艺术有自己的追求，这有助于他更为深刻地剖析昆德拉的艺术观念，以及音乐对于昆德拉文学创作和美学追求的深刻影响。
昆德拉生于1929年4月1日。昆德拉说：“我出生于4月1日。这在形而上层面并非毫无影响。”4月1日是愚人节。仿佛命中注定，昆德拉的写作人生，像是上帝与他开的一个玩笑，充满了误解：
“误解，意味着其他人可能以错误的方式感知或理解他的书。误解，出现在他的小说的人物之间，但有时也荒诞地主宰他们的命运。因此，昆德拉不仅是误解的受害者，而且是误解的制造者。”
读布里埃的《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我们发现，对昆德拉的种种误解，源于昆德拉特殊的历史境遇，也源自昆德拉不妥协的精神品格和反抗媚俗、坚持独立性的文学追求。
作为作家，昆德拉是成功的。在他八十二岁的生日时，久负盛名的伽利玛“七星文库”隆重推出了他的两卷本作品集，共收录昆德拉的十五部作品。这让昆德拉在世时就进入了文学界的“先贤祠”，这是法国的大作家也很难得到的殊荣。
然而，一个饮誉世界的大作家，却在自己出生的国家被长时间地冷落，甚至唾弃。
读《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可以看到，出于种种原因，他先后两次被开除出党；后来他又在精神的层面主动出走，离开捷克，移居法国，按照捷克的传统，一个文人放弃了他的祖国，那就是背叛。
昆德拉的作品早期用捷克语写成，有诗歌，有剧作，有小说，还有随笔，到了法国之后，昆德拉又放弃了母语，用法语写作，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主动割断了与祖国的文化之根和精神血脉的联系。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的作者，以昆德拉的精神诉求与身份认同为出发点，分析了其中深刻的原因。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昆德拉没有迎合政治与制度的变化，也不顾捷克境内出版商和读者的要求，不同意他那些用捷克语写的作品在捷克出版。
有的人认为昆德拉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报复，更是一种背叛。昆德拉对这样的反应没有在意，因为他知道，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应该对历史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应该有自己的精神追求。
他清醒地看到，1989年之后的布拉格，政治让位给了市场，意识形态的控制让位给了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昆德拉说过，“20世纪60年代的捷克文化是20世纪欧洲文化的丰碑。1990年后，它被完全清除了。他们没有保护这些传统，而是说这从未存在过，说1990年之前存在的一切都是坏的。他们想创造完全不同的东西，没有传统，没有几百年里一直延续的血脉的搏动。捷克文化割断了它过去的辉煌，这让一切都变得艰难”。
昆德拉不想让他的作品成为政治的注脚，也不想让他的作品成为他个人经历的附录。在根本的意义上，他不愿“七星文库”收录他的全部作品，坚持剔除了应时之作或他认为没有完成的作品。
他不愿自己作品的阐释过于政治化，过于意识形态化，因为这样的阐释完全背离了他写作的初衷与身份认同：他是作家，作品的生命高于一切。如他在《被背叛的遗嘱》里所说：“我深深渴望的唯一东西就是清醒、觉悟的目光。终于，我在小说艺术中找到了他。所以，对我来说，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实践某一种‘文学体裁’：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一种有意识的、固执的、狂怒的不同化，不是作为逃逸或被动，而是作为抵抗、反叛、挑战。”
昆德拉从小热爱音乐，也热爱诗歌，但他没有坚持下去，没有去当音乐家，去当诗人，而是坚定地走小说家的路。如果说昆德拉从小爱上音乐，完全是家庭的影响，那么昆德拉被诗歌所吸引，其原因则要复杂得多，有捷克文化传统所起的作用，也有西方超现实主义诗歌的精神召唤，但最为根本的原因，则源于昆德拉本身：
青年时代的昆德拉，有着革命的理想，而诗歌是激情的诗意表达，是理想的抒情之歌。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我们脑中的昆德拉形象完全不同的昆德拉，了解到昆德拉在他早期的诗歌创作中有着明显的抒情倾向。
一个曾经激情澎湃的诗人，后来为何要断然放弃诗歌呢？布里埃在书中向我们说明：这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命运有深刻的关联，与斯大林时期的残酷现实有直接的关系，但昆德拉的觉醒是最为主要的原因：“昆德拉变得清醒，摆脱了自己的革命幻想，于是便逐步放弃了与前一时期紧密相连的抒情性，转向疑惑和怀疑主义，在他看来，怀疑主义不会与虚无主义混为一谈：‘怀疑主义不会把世界变得虚无，而是把世界变为一系列问题。正因为如此，怀疑主义是我所经历的最丰富的状态。’”
放弃诗歌，对于昆德拉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是放弃幻想，但并不放弃思索。他对自己追求与坚信的东西产生了怀疑，他要反思，要把世界“变为一系列问题”，要对人类的存在进行思考。为此，他要告别过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昆德拉不愿意再版他的诗歌作品，其深层的意义在于，昆德拉不愿意也不可能“回归”过去。
走小说家之路，对昆德拉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就他个人的存在而言，这是一条新生之道。他从幻灭、怀疑，到提出问题，并去寻找答案。
他坚持认为，小说家的任务是勘察人的存在状况，是拓展人的存在的可能性。作为小说家，他的任务不是去拯救人类，而是探寻人的本性、人的境况、人的行动、人的命运。
基于此，昆德拉一直声称自己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是一个作家。他多次说过，文学不是“介入”性的，不应该服从于某种政治的、宗教的或道德的需要。
但从昆德拉的小说创作看，无论是他用捷克语创作的《玩笑》《好笑的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还是用法语创作的《无知》等作品，读者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强烈的批判色彩和深刻的反思性。
对于昆德拉，有各种矛盾的说法与评价；对他的小说，也有各种具有悖论性的解读。对于刻意回避公众、“遮掩”个人历史的昆德拉，读者还存有不少的谜团：昆德拉为什么不愿公开他早期的一些作品？他真的做过告密者吗？他为什么把“流亡”看成一种“解放”？他对“媚俗”到底有何见解？他为什么对翻译有近乎苛刻的要求？带着这一个个疑问，去读布里埃奉献给我们的这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我们也许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某些答案。
以上内容摘自《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经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使用
文章内容有节选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作者：[法]让–多米尼克·布里埃
出版社：雅众文化 | 南京大学出版社
译者: 刘云虹 / 许钧
米兰·昆德拉在世界文坛有着崇高的地位，世界各地读者众多，且在中文世界内拥有众多的忠实读者。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学界，还是普通读者，对昆德拉的过去了解甚少。而布里埃的这部传记，为我们了解昆德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开启了多种认识和理解的可能性。
传记作家布里埃倾力写就的这部里程碑式的昆德拉传记，将昆德拉个人的艺术、文学、政治与精神历程置于大写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同时借助与昆德拉有着直接交往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提供的一些公开的和迄今尚未发表的资料与谈话内容，深入探寻昆德拉的写作人生，为读者展现了一个鲜活与完整的米兰·昆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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