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欧明俊教授：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探源
作者简介：欧明俊（1962—），男，安徽五河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欧阳修研究会会长、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陆游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斯文》副主编、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等。主要从事古代诗文及学术思想史研究。著有《古代文体学思辨录》《词学思辨录》《古代散文史论》《宋代文学四大家研究》等。
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探源
文 | 欧明俊
摘要：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有远源，有近源，有间接资源，有直接资源，应梳理清楚其来龙去脉。姚鼐之前，早已有人提出，论述三者之间或其中两者之间关系，只是表述上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刘大櫆、戴震的贡献最大，袁枚、章学诚也与姚鼐同时甚至更早做出各自独特贡献。“义理考证文章”说的正式“命名权”确实属于姚鼐，不过，他只是对历代文人学者这一命题进一步深入阐发，只是改造，一种新“命名”。可以说他是此说的“集大成”者，是正式“命名”者和“定名”者，但绝不是“发明”者。“义理考证文章”说是历代文人学者的共同创造，是“层累性”创造，姚鼐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自觉受其影响。长期以来，学界多将前人“发明”和成就皆归于姚鼐一人身上，这对前人是不公的。应充分肯定姚鼐的突出贡献，同时对姚鼐以前历代文人学者的成就，也应充分尊重和体认。
关键词：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探源；“层累性”创造；误读
一、引言
许多学者皆认为姚鼐首次提出著名的“义理考证文章”说，时常见到论著中引用。更有甚者，不少学者认为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或“义理考据辞章”说，而实际上这是曾国藩仅凭记忆对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的“误读”。“义理考证文章”观念早已深入人心，长期以来被视为权威“定论”尊奉，当作“常识”接受，确信不疑。其中的合理性一面是首先应该承认的，但仍需重新审视和反思。对“前理解”，应具备反思能力，要不断清理自己的认识，更新知识，更新观念，对学界通行的观点应保持理性的警惕，慎重接受。前此，已有多位学者如石云孙、刘进、任雪山等对“义理考证文章”说进行过探讨，不过，多是解释性评价，正面肯定，溯源和反思不够。王达敏先生《姚鼐与乾嘉学派》一书深刻论证了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说，并辨析了“文章”与“辞章”的细微差异，笔者拜读后深受启发，兹不避浅陋，进一步系统探究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的渊源，并进行价值重估。
二、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的提出
姚鼐（1732—1815）为“桐城派”的创立者。乾隆四十一年（1776），他出长扬州梅花书院。谢子昆时任扬州知府，久慕姚鼐才学，请他为自己诗集作序。姚鼐于是作《〈谢蕴山诗集〉序》，曰：“且夫文章、学问，一道也，而人才不能无所偏擅。矜考据者，每窒于文词；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士之病是久矣。”姚鼐不满时尚，意在纠“考据”“才藻”之偏，以救时弊。所论“才藻”即文章，“学问”即考据，此时用“考据”概念而不是“考证”概念。这是姚鼐最早提出“义理考证文章”说的雏形，不过，他只论“文章”和“考据”两者关系，没有论及“义理”。
嘉庆元年（1796），姚鼐《复秦小岘书》再次说：
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一途之中，歧分而为众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胜，所取之径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执其所能为，而龇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若如鼐之才，虽一家之长，犹未有足称，亦何以言其兼者？天下之大，要必有豪杰兴焉，尽收具美，能祛末士一偏之蔽，为群材大成之宗者。鼐夙以是望世之君子，今亦以是上陈之于阁下而已。
姚鼐自谦无才能，呼吁“有豪杰兴”，写出“义理文章考证”三者兼备的大文章、真文章。在汉学摈斥理学的大背景下，姚鼐主张“天下学问”要兼“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长，不可偏废，堪称卓识。
姚鼐晚年所作《〈述庵文钞〉序》论述“学问之事”，曰：
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而兼之中，又有害焉。岂非能尽其天之所与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难得欤？青浦王兰泉先生，其才天与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为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此善用其天与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过而害其美者矣。
他又一次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要“善用之”。
对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说，王达敏先生认为，姚鼐真正重视的是“行”，是实践，而义理即理论是第二位的。他据新发现的安徽省博物馆所藏姚鼐《复林仲骞书》中所称“躬行为己，乃士所以自立于世根本所在，无与之并者，安得同列而为三乎”“为学之要，在于涵养而已”等语，论证了“姚鼐以躬行为己作为准的，按义理、文章、考证与躬行为己的远近，来安排其在学问结构中的座次”。论证精辟，发前人所未发。姚鼐主张为学要兼“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之长，将宋儒性道与汉儒经义相结合，考证与文章相统一，其现实针对性十分明显，是为了纠正“汉学”轻视“义理”和“文章”之偏。同时也为了纠正宋学重义理而轻视考据、词章之偏。
姚鼐所谓“义理”，主要即为儒家经义，特别是程朱理学。义理是思想内容，是道的层面；考证是基本功，属于文献功底；文章是文辞，属于学术思想的表达艺术。三者是学术的三个层面，是一体三面。文章只是学术的一面，不是现代意义上独立的“文章”或“散文”。一般认为姚鼐是站在“古文”立场来阐述其理论的，这是将其狭隘化理解。其实，姚鼐是站在“学术”立场创立“桐城派”，开辟一条学术新路子，引导时人的学术方向。他认为，作为一个学者，要追求思想，义理最重要，所以放在第一位，义理通过文章来传播，文章也要美，不能像汉学家那样只知考证，文章写得支离破碎。“桐城派”的内在特质是，文章是用来阐发宣扬程朱理学的，是为义理服务的，是末而非本，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姚鼐是站在更高层面来论述三者的重要性，而不是现在所理解的仅仅是为了写好“文章”或“古文”。
姚鼐从只论“文章考据”，到“义理文章考证”，再到“义理考证文章”，有一变化过程。嘉庆元年（1796），《复秦小岘书》中提出“义理文章考证”说，是最早明确、系统的文字表述，晚年反复提及此说，“义理考证文章”说可视为姚鼐晚年“定论”。
学界通行观点，姚鼐首次提出“义理考证文章”说，他真是“义理考证文章”说的“发明”者吗？这应让历史事实说话。
三、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的远源
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完全创新，而是有渊源的，有远源，有近源，有间接资源，有直接资源，应梳理清楚其来龙去脉。
“学问三分”观念，古已有之。《论语·先进第十一》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儒家学术由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方面构成，四者共为一个整体，合则为圣人之全体，类分之则为四科，此即“孔门四科”与“学术三分”。
先秦时，道、经、政、教、学、术、文本为“一”，“道术”是古人对宇宙本原和事物变化规律的认识，具整全性、整体性、周遍性。先王之整体“道术”，春秋战国时分裂为百家“方术”，由“道术”合一变为“道术”分立，学术由“混沌”状态发展为分化状态。庄子忧心“道术”往而不返，希望重回“道术为一”，《庄子·天下》曰：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他感叹各种学术从大“道”中分裂开来，由“合”而“分”，最早反思“道术分裂”之弊。
汉代，辞赋兴起发展，文学与学术遂分途发展。西汉经学研究出现“义理”之学，指经籍包含的意义和道理。汉代以后，史家将“儒林”与“文苑”分而为二。南朝梁，萧绎《金楼子·立言》曰：“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则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通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总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即散体文章，与“学”“儒”“文”对应，萧绎客观指出学术分类状况，这可视为“义理考证文章”说的最早雏形。唐人道德、政事、文学并称，白居易《唐扬州仓曹参军王府君志铭并序》曰：“古人云：有明德大智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余庆。今其将在后嗣乎？不然者，何乃德行、政事、文学之具美，丛乎公之三子乎？”
宋代，程颐《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曰：“后之儒者，莫不以为文章、治经术为务。文章则华靡其词，新奇其意，取悦人耳目而已；经术则解释辞训，较先儒短长，立异说以为己工而已。如是之学，果可至于道乎？”程颐既反对文学的“华靡”“新奇”，又反对经术之学的泥执立异，独重“道”。程颐清醒地指出：“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唯知道者乃儒也。”又曰：“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程颐站在理学家立场，强调学者做学问应求大“道”即整体性，他特别重视“儒者之学”，将其置于头等位置，而把“溺于文章”“牵于训诂”“惑于异端”都视为“大弊”，与“儒者之学”对立起来，可见他轻视单纯的“文章之学”，认为只有通过“儒者之学”才能复归于大“道”学术。他所说的儒者之学、训诂之学、文章之学，已近似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说，只是“命名”不同。二程担心“文以害道”，文、道分裂，崇道而斥文，走向极端。
理学家构建的“学术三分”体系以朱熹的论述最为明晰：
问：“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别？”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为行，言德，则行在其中，德行是兼内外贯本末全体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见于用者也。”问：“德行，不知可兼言语、政事、文学否？”曰：“当就逐项上看，如颜子之德行固可以备；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于才者。”问四科之目，曰：“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语者，善为辞令者也；政事者，达于为国治民之事者也；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长以入于道，然其序，则必以德行为先，诚以躬行实造，具体圣人。学之所贵，尤在于此，非若三者各为一事之长而已也。”
儒学由“四科”构成，德行是本，言语、政事、文学是末，是“见于用者”，德行为核心，构成虚实并举、体用兼具的学术体系。
理学家和部分正统文人眼中，理即文。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曰：“文章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这是对文章本质特性的认识。义理、文章、世用，即是“义理文章经济”。
陈亮《廷对》曰：
吾夫子列四科而厕德行于言语、政事、文学者，天下之长具得而自进于极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学固由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师以贤得民，亦以当得民之二条耳。而二十年来，道德性命之学一兴，而文章、政事几于尽废，其说既偏，而有道之士盖尝患苦之矣。十年之间，群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伪，而天下之贤者先废而不用，旁观者亦为之发愤以昌言，则人心何由而正乎？臣愿陛下明师道以临天下，仁义孝悌交发而示之，尽收天下之人才，长短大小，各见诸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无一之或废，而德行常居其先。
当“德行”发展为道德性命之学，偏于一得，自然导致文章、政事之学地位下降，所以，陈亮主张止偏去伪，“四科”无一或废。
元代，郝经《去鲁记》曰：“宋兴，欧、苏则为之藻饰，周、邵则为之推明，司马则为之经济，程、张则为之究竟，天理昭明，人心泰定。故羽翼圣人之道者，莫如宋诸公。”“藻饰”指文学，“推明”“究竟”指道学，“经济”指政事，表明北宋仁宗朝以来，“孔门四科”发展并定型为道德、政事、文学的三分体系。
《宋史》别立“道学”之目，“儒林”“文苑”“道学”遂区而为三，文学与儒学、道学分裂。宋代，“孔门四科”发展出以道德、政事、文学三分一体的学术思想体系，分裂后的“道术”呈现为不同的形态，或为文章、训诂、儒者，或为道德、政事、文学，或为道德、经义、文章，或为道德、气节、文章，或为学问、经济、文章，等等。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道德、政事、文学三分模式，构成一内在自足的稳定的学术体系，元明清三代学术发展，皆在此体系笼罩下。
明邱浚（1418—1495）《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二引用程颐话，并加以阐释：
程颐曰：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词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
臣按：程氏言今之学者有三，谓词章、训诂、儒者也，臣窃以谓词章、训诂皆儒学之事也，词章以达意，训诂以解经，儒者固不能外此以为学，但肆意乎枝叶之文，而不根乎义理，局志于言语之末而不求夫道理，则不可也。
研究儒家经典，需要通过训诂解释经义，然后用典雅、通达的语言表现出来，邱浚强调“词章、训诂皆儒学之事也”，词章（文章）之学、训诂之学皆为儒学服务，是从儒学立场立论的。
顾清（1460—1528）《道德文章不可出于二论》曰：
愚读书，观三代之盛与汉唐而下之人才，未尝不感世道之变也。何也？三代而上，道德之与文章出于一，而汉唐而下者出于二也……何谓道德？人之所共由，我之所心得，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是也。何谓文章？得之于吾心，宣之于吾口，书之竹帛以垂示于无穷。
顾清强调“道德之与文章出于一”，反思分裂之弊。名儒陆深（1477—1544）《北潭稿序》坚持“文章、政事本出于一”，他说：“文章之可施行者即谓之政事，政事之有条理者即谓之文章。”王慎中（1509—1559）《与汪直斋》称曾巩之文“文词、义理并胜”。所论文词与义理，即文章与义理。陶望龄（1562—1609）《潜学编序》曰：
所言即所用，所用即所明，施之成务而即谓之道，语之成文而即命之经，道德、政事、文章之涂常出于一，取之有要故不烦，为之有方故一成，而后世无以尚焉。三代而降，道丧术乖，而汉诸儒犹授受一经，依以敷言，持议断狱决疑，于时政治醇固，文章尔雅，尤名近古，如故国旧家之余，守其宗器，袭其衣冠，其典刑气象有足术也。又下衰，于是朴学专解诂，词家工藻翰，儒林、文苑画为二辙，况暇语道德、政事之同异乎？
他推崇古代学术“道德、政事、文章之涂常出于一”，反思后世学术分裂。
明末清初，吴伟业（1609—1672）《魏贞庵兼济堂文集序》评价魏裔介：“所谓理学、文章、政事，公殆兼而有之。”“政事”即“经济”，吴伟业强调“理学文章政事”即“义理文章经济”统一。方以智（1611—1671）认为：“道德、文章、政事，出于一也。”“政事”即“经济”即经世致用之事业。《东西均·神迹》曰：
儒之弊也，迂而拘，华而荏；以故鲜能神化，通昼夜而知者寥寥。然循序门堂，道德寓于文章、学问、事功，皆不容以多伪，孰与自欺欺人而无忌惮者乎？……
公是非曰：道德、事功、学问、文章，本一也，后日益分，分则好高。其道愈高，其伪愈多。惟学问九真而一伪，淹洽者、疏漏者，博能约者、博未约者、统博约者，大小精粗，分毫莫掩。
方以智强调“道德、事功、学问、文章”四者合一。顾炎武（1613—1682）针对明嘉靖以来华而不实文风，认为文人不能只会做文章，文章内容必须有关“经术、政理之大”，“文须有益于天下”。强调“经术、政理、文章”即“义理经济文章”合一。
清初，魏禧（1624—1681）《上郭天门先生书》认为：“文之至者，当如稻粱可以食天下之饥，布帛可以衣天下之寒，下为来学所禀承，上为兴王所取法，则一立言之间，而德与功已具。”重视文与德、功关系，是清初经世思潮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邵长蘅（1637—1704）《与魏叔子论文书》云：“夫文者，非仅词章之谓也，圣贤之文以载道，学者之文蕲弗叛道，故学文者必先浚文之源而后究文之法。”“圣贤之文”和“学者之文”皆重“道”，皆是“文”，而“词章”只是“文”的一种或一面。邵氏强调文不仅是“词章”本身，还有更重要的“道”，文是为了“载道”而存在的，强调词章（文章）依附于“道”即“义理”。
万斯同（1638—1702）师从黄宗羲，接受其影响，决定放弃“古文词、诗歌”之学，转向“经国有用之学”，其《与从子贞一书》曰：
夫吾之所为经世者，非因时补救，如今所谓经济云尔也。将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为一代之规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吾窃怪今之学者，其下者既溺志于诗文，而不知经济为何事；其稍知振拔者则以古文为极轨，而未尝以天下为念；其为圣贤之子者又往往疏于经世，意以为粗迹而不欲为。于是学术与经济遂判然分为两途，而天下始无真儒矣，而天下始无善治矣……愿暂辍古文之学而专意从事于此，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灿然于胸中，而经纬条贯实可建万世之长策，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始为儒者之实学，而吾亦俯仰于天地之间而无愧矣。
他批评学者“溺志于诗文，而不知经济为何事”，“学术与经济遂判然分为两途”。
康熙十五年（1676），黄宗羲《离别海昌同学序》一文曰：
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三代以上，只有儒之名而已，司马子长因之而传儒林。汉之衰也，始有雕虫壮夫不为之技，于是分文苑于外，不以乱儒。宋之为儒者，有事功、经制改头换面之异，《宋史》立《道学》一门以别之，所以坊其流也。盖未几而道学之中又有异同，邓潜谷又分理学、心学为二。夫一儒也，裂而为文苑、为儒林、为理学、为心学，岂非析之欲其极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已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短长。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
黄宗羲告诫诸生：
诸子之在今日，举实为秋，摛藻为春，将以抵夫文苑也；钻研服、郑，函雅正，通今古，将以造夫儒林也；由是而敛于身心之际，不塞其自然流行之体，则发之为文章，皆载道也，垂之为传注，皆经术也。将见裂之为四者，不自诸子复之而为一乎？
原始儒学演变为儒林、文苑、理学和心学，“一儒”而“裂之为四”，学者竟然“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黄宗羲承认学术发展，“析之者愈精”，但他深刻反思，“逃之者愈巧”，弊端日显，决心将分裂的“文苑、儒林、文章、经术”四者“复之而为一”，知行合一，经世济用，改变理学、心学脱离实际的严重状况。
康熙四十八年，张伯行（1651—1725）《濂洛关闽书集解》曰：
词章之学，如司马迁、班固之类是也；训诂之学，如郑康成、孔颖达之类是也。此虽非异端而浮华鲜实无适于用。若儒者之学，则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自有大道存焉。故欲求道，舍此学不可，若词章、训诂，皆其末流，无足务也。
张伯行阐释词章之学、训诂之学、儒者之学三者之间关系，近似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说。
综上所述，历代文人学者所论，构成了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的学术资源，这是远源，或者说是间接渊源，姚鼐自觉或不自觉接受其影响。
四、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的近源
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更有近源。据王兆符《望溪文集序》，方苞（1668—1749）早在25岁时，在京师与姜西溟、王昆绳论“行身祈向”，即自称“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方苞自认为是理学家，于时号称学者，他治学宗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程朱“义理”与“文章”统一，目的明显服务于当代政治。刘大櫆（1698—1777）以“义理、书卷、经济”的“行文之实”扩大“言有物”的内容，“书卷”近似考据，“经济”即经世济民致用之学。这是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的先导，可以说，姚鼐之说直接源自于刘大櫆，姚鼐之论即在刘大櫆所论基础上修正创新。
鲁曾煜，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约乾隆元年至八年（1736—1743）间任教敷文书院山长。《〈穆堂别稿〉序》曰：“古之学者出于一，今之学者出于三，曰道学也，经学也，词学也。”此三分，经学和道学都是“义理之学”，“词学”即文章之学，作者不满本为一体的学术分裂为三。
将“义理考证文章”说明确作为一个命题提出，集中在乾嘉年间。袁枚（1716－1797）《散书后记》云：“辞章与考据，一主创，一主因；一凭虚而灵，一核实而滞；一耻言蹈袭，一专事依傍；一类劳心，一类劳力。二者相较，著作胜焉。且先有著作而后有书，先有书而后有考据。以故著作者，始于‘六经’，盛于周秦；而考据之学，则自后汉末而始兴者。”认为“辞章”即“文章”创作最重要，而考据研究注释前人，乃因袭之学。袁枚《与程蕺园书》说：“古文之道形而上，纯以神行，虽多读书，不得妄有摭拾，韩、柳所言功苦尽之矣。考据之学形而下，专引载籍，非博不详，非杂不备，辞达而已，无所为文，更无所为古也。”袁枚说：“尝谓古文家似水，非翻空不能见长，果其有本矣，则源泉混混，放为波澜，自与江海争奇；考据家似火，非附丽于物，不能有所表见，极其所至，燎于原矣，焚大槐矣，卒其所自得者皆诙烬也。以考据为古文，犹之以火为水，两物之不相中也久矣。”袁枚还引经据典说：“《记》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六经’、三传，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郑笺、孔疏，考据之祖也，皆述者也。苟无经传，则郑、孔亦何所考据耶？《论语》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为己；考据家代人辨析，近乎为人。此其先后优劣不待辩而明也。”“圣作为考据，明述为著作。形上谓之道，著作者也；形下谓之器，考据是也。”袁枚《〈随园随笔〉序》明确划清词章与考据之间界限：“著作之文形而上，考据之学形而下，各有资性，两者断不能兼。”袁枚把学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创作，即“作者”，是形而上的；另一方面，考据是“述者”，是形而下的。高下优劣，他分得很清楚。
袁枚《与程蕺园书》分析以考据为古文之弊：
近见海内所推博雅大儒，作为文章，非序事噂沓，即用笔平衍，于剪裁、提挈、烹炼、顿挫诸法，大都懵然。是何故哉？盖其平素神气沾滞于丛杂琐碎中，翻撷多而思功少。譬如人足不良，终日循墙扶杖以行，一日失所依傍，便伥伥然卧地而蛇趋，亦势之不得不然者也。且胸多卷轴者，往往腹实而心不虚，藐视词章，以为下过尔尔，无能深深而细味之。刘贡父笑欧九不读书，其文具在，远逊庐陵，亦古今之通病也。
《周易·系辞上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指精神；器，指形式。袁枚借程蕺园索观古文之际，表达了对当时学界“考据热”的不满，感叹“知音甚稀”。袁枚重“辞章”而轻“考据”，“义理”则避而不谈，他认为词章自有其独立价值和地位，根本无需依附义理、考据而存在，文人不必在义理、考据前自惭形秽，他对汉学、理学均不屑一顾。袁枚重视“纯文学”的独立性，他在同汉学家争论时，带有“文学自觉”。他强调文、道分离，文章可脱离“道”而独立，只追求个性、自由，这已接近现代“纯文学”散文观念，但和者不多。
戴震（1724—1777）为朴学大师和思想家，对“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之间关系有系统阐述。早在乾隆二十年（1755），时戴震33岁，姚鼐25岁，戴震《与方希原书》云：
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
“理义”即义理，古今学问分而为三，戴震与乡人方矩论学，与宋代道学家言论如出一辙，欲沟通三者而使之合一，以词章为末，而以义理为文之大本，得圣人之道，才为得文之大本，才可成为至文。重视义理的传统，由来已久，戴震明确阐述了义理与文章关系，将古今学问分而为三：理义、制数、文章，“制数”近似“考核”，即考证、考据，三者之中，文章虽系“等而末者也”，但可以载道。至于制数、义理，汉儒、宋儒各得其一端，都不能完“圣人之道”，戴震认为义理与制数二者不可偏废，应相辅相成，二者只有结合起来，才能睹此“天地间之钜观”。戴震是汉学大师，主张理义、制数、文章或义理、文章、考核三者结合，最推重考据，但并不死守考据，考据和义理并重，而比较轻视文章。
戴震最初把义理、考核、文章看作并列平行关系，后来进一步认识到考核的作用是“以明理义”，文章的目的是“求其本”，追根溯源，是为了寻求圣人之道，即义理。戴震明显偏向义理，认为三者有轻重、主次之别，而以义理为“源”。也就是说，姚鼐之前，戴震即明确提出“义理考核文章”说。戴震《答郑丈用牧书》曰：
今之博雅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如南北朝人所讥，“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亦未志乎闻道者也。
单纯致力于文章之学、考核之学是远远不够的，只是学问之末，“闻道”最为重要。
段玉裁（1735—1815）为戴震弟子，其《东原年谱·著述辑要》提到：“先生初谓：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后数年又曰：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义理又何源哉？吾前言过矣。”段玉裁《戴东原集序》曰：“始，玉裁闻先生（即戴震）之绪论矣，其言曰：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戴震强调义理为文章之源、文章之本。段玉裁《东原年谱·著述辑要》称：“先生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知无所蔽，行无少私，浩气同盛于孟子，精义上驾乎康成、程、朱，修辞俯视乎韩、欧焉。”戴氏欲沟通三者而使之合一，认为如此“文章”才是真正的好文章。
戴震所谓“制数”，段玉裁易为“考核”，他对戴震的考据与义理之学做了概括。戴震所谓“义理”，本源于“六经”、孔孟之实，是戴震思想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目标及归宿；它是考核、文章之根本。段氏站在考据学立场，崇尚考核，《娱亲雅言序》以考核为“学问之全体”，并指出“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考核益精，文章益盛”。段玉裁主要继承戴震的训诂之学，他所推崇的只是戴震“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而不大认同戴震的义理之学。
余英时先生《论戴震与章学诚》书中将戴震一生学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以乾隆丁丑年（1757）戴震35岁南游扬州，于卢见曾官署中拜识惠栋，为最具决定性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戴震在理论上以义理为第一要义，考证次之，文章居末。戴震从事考证之学，欲证之程朱义理。此时，戴震在义理方面尚无深切体会，未曾觉得程朱义理与“六经”、孔孟之道的分歧。第二阶段，余英时认为大约以1766年为限。此十年间，戴震受考证影响最大，观点最接近惠栋一派，置宋儒义理于不闻不问。其义理、考核、文章分源论，即代表此一阶段基本见解，将考证与义理地位相提并论，戴震又开始寻求自得义理。第三阶段，戴震一扫中年时依违调停之态，重新确定儒学价值系统，强调义理为文章、考核之源。这一观点，当时汉学家不能接受。戴震晚年更重考证，余英时先生指出，戴震晚年已无“宋儒得其义理”的观点，他所说的“义理”，是他自己由“考核”而得的“六经”、孔孟之道。余英时先生说：“根据现有的资料判断，东原对义理的兴趣远比他对考证的兴趣要浓厚而真实得多。”
关于“义理考证文章”这一命题，戴震习惯表述为“义理考核文章”。戴震当时的学术地位和影响，远大于晚辈姚鼐，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说，明显来自戴震，并非完全自创，只是具体表述上稍有差异，其实无本质区别。姚鼐只是首次把“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统一的观点应用于“桐城派”理论。
与姚鼐同时的章学诚也系统论述了“义理考证文章”说。章学诚（1738—1801）为著名史学家，一代通儒，《文史通义》动笔时间当为乾隆三十七年（1772），时年35岁，乾隆五十四年（1789），章学诚52岁，著《文史通义》内外23篇。《答沈枫墀论学书》曰：
三代以还，官师政教不能合而为一，学业不得不随一时盛衰而为风气。当其盛也。盖世豪杰竭才而不能测其有余；及其衰也，中下之资抵掌而可议其不足。大约服、郑训诂，韩、欧文辞，周、程义理，出奴入主，不胜纷纷。君子观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窥道之全量，而各趋一节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见，而学士所矜为见者，特其风气之著于循环者也。
他所说的“义理训诂文辞”，近似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他批评一般人株守一端，“未窥道之全量”。
章学诚《与吴胥石简》认为：“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安有所谓考据与古文之分哉？学问、文章皆是形下之器，其所以为质者道也。彼不知道，而以文为道，以考为器，其谬不逮辨也。”主张文章、道、学问三位一体，学问为文章之本，古文与考据不可分，文章、学问都是器，写文章目的乃是为道，学问、文章均为道服务。《文史通义·原道下》曰：“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强调义理、博学、文章三者合一，所谓“博学”，即是指考据。章学诚明确指出考据对义理的作用，反对空言义理。《文史通义·诗话》曰：“学问成家，则发挥而为文辞，证实而为考据。比如人身，学问其神智也，文辞其肌肤也，考据其骸骨也，三者备而后谓之著述。”学问、文辞、考据“三者备而后谓之著述”，比较神智、肌肤、骸骨三者对于人身的重要性，文辞已落最后，而“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明白表示轻视词章。
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下》曰：“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其说并行而不悖也……后儒途径所由寄，则或于义理，或于制数，或于文辞，三者其大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缓其二，理势然也。知其所致为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缓之二为可忽，则于斯道不远矣。徇于一偏而谓天下莫能尚，则出奴入主，交相胜负，所谓物而不化者也。”章氏“义理制数文辞”并称，特别重视综合会通，强调三者并行不悖。《答沈枫墀论学》曰：“由风尚之所成言之，则曰考订、词章、义理；由吾人之所具言之，则才、学、识也。由童蒙之初启言之，则记性、作性、悟性也。考订主于学，词章主于才，义理主于识，人当自辨其所长矣。记性积而成学，作性扩而成才，悟性达而为识，虽童蒙可与入德，又知斯道之不远人矣。”强调“考订词章义理”三者合一，但可有所侧重，既博且专。《文史通义·说林》曰：“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用“义理征实辞章”概念，也近似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他将义理置于最高层面。章学诚《与陈鉴亭论学》曰：“其稍通方者，则分考订、义理、文辞为三家，而谓各有其所长，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纷纷，出奴入主，正坐此也。”强调考订、义理、文辞都是“道”中一事，三者合于一，才能见其大。《与朱少白论文》曰：“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显，故须文辞以达之。三者不可有偏废也。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闲习，皆学也；皆求道之资，而非可执一端谓尽道也。”主张义理、名数、文辞三者不可有偏废。
可见，“义理训诂文辞”或“义理博学文章”或“考订义理文辞”或“义理制数文辞”或“考订词章义理”或“义理征实辞章”或“义理名数文辞”，章学诚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不同表述，对三者关系和内涵作了系统深入的阐述，与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说同中有异。不能明确说姚鼐的观点来自章学诚，但章学诚对“义理考证文章”这一“命题”的独特贡献是肯定的，且具体时间可能早于姚鼐。
翁方纲（1733—1818）《吴怀舟诗文序》曰：“有义理之学，有考订之学，有词章之学，三者不可强而兼也，况举业文乎？然果以其人真气贯彻而出之，则三者一原耳。”又《与程鱼门平钱戴二君议论旧草》曰：“劝同志深以考订为务，而考订必以义理为主”。翁方纲《蛾术集序》强调“考订、诂训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肌理派”追随汉学风尚，使义理实学化，词章朴学化。翁方纲用“义理考订词章”概念，与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说十分相似，其观点也可能早于姚鼐。
上述可见，“义理考证文章”说是清初以来文人学者共同关心的议题，是“层累性”共同创造，姚鼐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自觉受其影响。
五、结论
“义理考证文章”说，姚鼐之前，早已有人提出，论述三者之间关系，或论述其中两者之间关系，只是表述上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刘大櫆、戴震的贡献最大，袁枚、章学诚也与姚鼐同时甚至更早做出各自独特贡献。“义理考证文章”说的正式“命名权”确实属于姚鼐，不过，姚鼐只是对历代文人学者这一命题的进一步深入阐发，只是改造，一种新“命名”。可以说他是“义理考证文章”说的“集大成”者，是正式“命名”者和“定名”者，但绝不是“发明”者。“义理考证文章”说概括性强，影响大，故可视为此命题的“共名”和“定名”，以前的各种“命名”可视为“原名”，以后的各种“命名”可视为“异名”，清代学者对此命题有不同的“命名”。“义理考证文章”说是历代文人学者的共同创造，是“层累性”创造，这是不容置疑的学术史和文学史事实。姚鼐的观点影响大是历史事实，但其成就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上的，他将此命题重新“命名”并“定型”，且推广运用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实践中，成为他创立“桐城派”的理论纲领，对后人学术观、文学观影响巨大，这才是姚鼐的最大贡献。长期以来，学界多将前人“发明”和成就皆归于姚鼐身上，这对前人是不公的。应充分肯定姚鼐的突出贡献，同时对姚鼐以前历代文人学者的成就，也应充分尊重和体认。
——原刊于韩国《中国散文研究集刊》第9辑，2019年12月。
责任编辑：王占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