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出国以后才知道的事
查看话题 >在英国生活,不再做“哑巴旅客”!
三月以来,海外亚裔抗议种族歧视的话题持续升温。
时事之下,也许很多人意识到自己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些复杂的问题了:生活在海外,我们要如何处理自己作为“外国人”身份?要如何建立健康的身份认同?如何处理和身边外国友人的关系?面对“哑裔”的刻板印象,要如何发声……
(牛)早前写过一篇《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英国生活是什么体验?》介绍了老舍在1920年代来英国伦敦把文化歧视写入小说的故事。
今天,(牛)想聊聊另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蒋彝(Chiang Yee)。
他在1930年代英国对异文化想象最盛之时来到伦敦,不仅成功进入了英国精英文化圈,出版了20余部英文散文集和专著,还赢得了大批英国人的喜爱和支持,被称为是“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与林语堂齐名。
他是如何游刃有余地在英国树立自己的文化身份的?
从中国到伦敦:不懂英语,只好做“哑巴”
语言沟通是每个来英华人必须过的一关。
来伦敦以前,蒋彝是江西省九江县的县长,无奈政途不顺下台,只好四处借钱出国。在九江当县长哪里需要会英文?所以蒋彝初到英国只懂几个单词,根本无法与人沟通。
他自嘲起了个外号叫“哑巴旅客”(The Silent Traveller)。


他看准了要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学习政治。
1933年,他从上海坐船33天经巴黎来到伦敦(没有直飞航班)。不过可惜,他到了伦敦之后发现准备的钱还不够交一年LSE的学费……
于是有了后面的故事。
当时的伦敦是什么社会环境?
1920、30年代,正是英国对东方文化想象最盛的时候。
一方面,中国城的代名词是:鸦片、谋杀、脏乱、犯罪。
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狄更斯,在临终未完成的侦探小说里(《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 1870)把中国城的鸦片馆形容为“鸦片巢穴”(Opium Dens)。柯南·道尔也追随狄更斯的笔调曾让福尔摩斯在鸦片馆中寻找凶案线索。最具有代表性的“黄祸”形象,莫过于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于1913年塑造的阴险狡诈的华人大恶棍傅满洲(Fu Manchu)。

另一方面,也许受流行文化的影响,英国文人圈又涌现对中国文化的学习热潮。
1925年,以布卢姆茨伯里文人艺术家罗杰福莱尔(Roger Fry)带头的几个英国文人开始研究中国艺术。1935年,一场在皇家艺术学院的举办的大型中国艺术展,让更多的英国文人都对中国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好奇。


一边是刻板印象,一边是猎奇崇拜。
蒋彝就是夹在对中国文化冷、热两股浪潮中来的。
那么,蒋彝在伦敦有受过歧视么?
答案可能是……每天都有。
这些歧视有可能不是硬暴力,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侵犯”(microaggression)。
他在其伦敦游记《伦敦襍碎》里写道:
“一个英国朋友公开断言道所有中国年轻人都是共产主义者,所以我也是共产主义者。另外一个英国朋友批判我是顽固分子,或是一个从古老年代来的人。而我跟他仅仅是一面之交,也许还会有许多人好奇为什么我头上没有猪尾巴辫子,或者认为我跟电影里那些亚洲反派角色是一类人!”

正如同20年代老舍来伦敦时,也把自己受到的歧视写进了长篇小说《二马》:
“中国城的名誉差,中国学生当然也不会吃香。稍微大一点的旅馆就不租中国人,更不用说讲体面的人家了。只有大英博物院后面一带的房子,和小旅馆,还可以租给中国人;并不是这一带的人们特别多长着一分善心,是他们吃惯了东方人,不得不把长脸一拉…… ”(更多关于老舍与伦敦的故事请点这里)
这种日常言语态度上的小冒犯,相信许多在海外生活的人都深有体会。
有的是刻板印象的遗毒,有的是对异文化的误解和无知。他们小到不足以大做文章特别回应,又足以让人闷闷不乐搅坏心情。
不过,政客背景的蒋彝深谙时事与社交之道
蒋彝没有因为日常歧视而产生仇恨心理就完全与英国人对立起来。反而是采取一种低调谦和、幽默佛系的外交手段。
他会说会画,还会社交。
说话周全圆滑,懂得利用人际关系,画得一手能逗人一笑的小画,也写得了一些唬外国人的书法。正好迎合了当时英国文人圈里的中国热。

其次,他非常会挑室友。
蒋彝刚来伦敦就住到了富人区Heampstead Heath,室友是熊式一。熊式一当时已经是伦敦文化圈里已小有名望的中国学者、戏剧家。
蒋彝有了熊式一的领路,不仅出入画廊开幕酒会,广交朋友(非常会networking),还通过展示自己的画作逐渐树立了“中国画家”的形象。
他有空就会去伦敦人喜爱的公园,画画景色。从落魄政客摇身变成艺术家,非常讨喜。



对英国公园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可阅读《英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公园吃三明治的》。

如此精准的英国酒鬼图,简直虏获了英国人的心。对英国小酒吧的读者可阅读《英国酒馆与中国客栈有什么关系?》。
站在英国人的角度来说,一个外国人能用较为诗意的视角描绘出本土景色,难道不喜闻乐见吗?
乘势进入英国文化圈一时无两,名声大噪
在熊式一的介绍下,蒋彝认识了刚从中国回伦敦的汉学家庄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没错,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英语老师。
当时庄士敦在东方学院(London’s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SOS,今日的亚非学院SOAS)做中文部门的主任,就顺带把蒋彝招到部门里做“初级古代汉语”的老师了。
蒋彝正式进入英国文化圈。

同时命运也很眷顾蒋彝。
1935年,英国出版社Methuen想推出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专著,熊式一就直接向出版社推荐了蒋彝。


也就是说,蒋彝刚来伦敦两年就被邀请撰写第一本英文专著!这本专著就是当时名声大噪、引得更多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中国画》。
聪明的蒋彝意识到,向英国人介绍中国文化,是一条可以顺畅滑行的职业道路。
于是他快马加鞭,三年后又出版了第二本英语专著《中国书法》,又大获成功(三年抱俩啊)
读到这里,你可能有一个疑问:英国出版是以严格闻名,至少也得经过九九八十一道审稿。而今日中国留英学生,别说出版英文著作,就算写个英文作文也需要一段适应和学习的阶段—— 蒋彝这个30岁才开始学习英语、开始写作的中国县长,竟然能三年出版两本英语专著?
真相是,蒋彝的许多文章是中文先写,再翻译成英文,再交由他的“写作伙伴”翻译编辑而成的。
蒋彝背后的的女性:鲜为人知的“写作伙伴”
她的名字叫 Innes Jackson,中文名叫贾静如。
她是牛津大学英语文学专业毕业的大才女,对中国文化历史深感兴趣。牛津毕业后转到东方学院专攻古代汉语,师从庄士敦。她不仅多次到访中国,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还翻译了《唐诗三百首》。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蒋彝的第一本英文著作《中国画》其实是与Innes合作完成的。(但只有蒋彝成为了“作者”)
Innes 是真心对中国文化充满热诚,她把蒋彝当作是中国文化的启蒙者,把这本书的出版当作是她与蒋彝之间的宝贵合作。
她让英语不好的蒋彝先用中文写,再一起翻译成英文。她无私地每天和蒋彝一起伏案工作到深夜,推敲琢磨每一个字和概念,超级耐心和认真。不断改稿,让整本书对中国艺术的介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文字流畅。连最后书稿的校对、打字、与出版社交付,都是她一手完成。
最终,《中国画》在文字表达、视觉设计、文化趣味都以超高水平成功出版,首印在第一个月即售罄,后又加印九次。

这本爆红伦敦文化圈的《中国画》,蒋彝请来了伦敦文化圈当红学者熊式一(S.I.Hsiung)写序言,自己成了独立作者。Innes收到成书之后,完全找不到自己的名字!
那么,为什么只有蒋彝成为了作者?
蒋彝对Innes解释说:出版商认为只用中国作者名字会更好卖。(哈??)

事实上,不止《中国画》,蒋彝的英文著作几乎都经由Innes无偿翻译、改稿、校对。 蒋彝对Innes的依赖到了什么程度? 当蒋彝在东方学院完成第二本专著《中国书法》时,学院老师明确要求蒋彝:
“不得接受Innes Jackson的任何形式的协助。”

然后呢?
蒋彝的确没有请Innes帮忙,却另请一位了皇家艺术学院RCA学英文书法的女学生(Violet E. Hawkes)……但这位女生无意和闺蜜说了她正在教蒋彝英文和帮做翻译的事儿,蒋彝得知大怒,以至于Violet最终写信跟蒋彝道歉。
“我不想对你的名誉造成伤害。我以为你曾在东方学院提到过我教你英语这件事,所以我不知道原来和几位爱中文的密友提起此事会冒犯到你。没有人会觉得你在利用我,或觉得我在替你说话……”(March 12,1937)
很明显,这不是出版商认为只有中文名字更好销售,而是蒋彝害怕外界知道自己一直有“英语写作搭档”。他一方面对自己的英文写作没信心,一方面又害怕外界知道他一直依赖英国人做翻译和编辑,会破坏他的公众形象和写作职业。
学术性的文化外交不容易,还是做个画画的“哑巴旅客”吧
蒋彝本身不是学者,三年内出两本英文专著是运气也是吃力(而且还是中国画、中国书法这么大的领域)。
他很快发现写“学术专著”这条职业道路并不适合自己,但又想继续在伦敦做文学家。
于是他想:我自称“哑巴旅客”,又四处旅行,不如开始写游记散文吧。外国人喜欢看我的画,那我就边画边写吧!

1937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哑巴旅客”画记《哑巴旅客:中国艺术家在湖区》(The Silent Traveller: A Chinese Artist in Lakeland),以一个更轻松幽默、平易近人的姿态继续打中国文化牌。
“哑巴旅客”vlog 丛书大获成功。
蒋彝随后又出版了《哑巴旅客在伦敦》(1938)、《哑巴旅客:战时画记》(1939)、《哑巴旅客在约克郡》(1941)、《哑巴旅客在牛津》(1944),以及《哑巴旅客在爱丁堡》(1948)。


他只谈艺术不谈政治。 他总是画自然风景、生活细节、植物与动物。他擅长用朴实又充满童趣的画风,去聊一些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话题(比如英国天气,蒋彝真是深谙与英国人交流之道)。读起来是真有趣味。 笔调轻松,中国艺术风味,主题内容又是英国人熟悉喜爱的话题,怎能不成功呢?


今日的我们不需要再做“哑巴旅客”
蒋彝厉害之处,就是他在当时英国对中国的冷热两股潮流之中,既远离了政治种族冲突,又巧妙地迎合了英国当时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他以华人的身份和出色的外交技巧,游刃有余地塑造了一个无害、有趣、又新鲜的“外国哑巴旅客”。
偏见人士把亚裔称为“哑裔”,而他正是以“哑”之名,非常聪明地传播中国文化,并成为了英国人民最喜爱的中国人之一。
今天,来英念书工作的华人们大多英语流利,首先不必自称哑巴。再者,今日我们与本地人或外国人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不必局限在浅显的大熊猫和书法,不必刻意躲避政治,更能直面或打破刻板印象。再再者,今天的我们有更多选择。“文化身份”只是一个人的局部,它既复杂又简单粗暴,它不该是别人定义我们的唯一维度,也不该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唯一维度。
最后,蒋彝这些脍炙人口的文集之所以成功,要重新把一大部分功劳要归到他的“写作搭档”Innes身上。
由于蒋彝要求Innes严格保密他们之间的写作伙伴关系,今日我们能找到关于Innes的资料很少。爱为友人画肖像的蒋彝,甚至从来没有为她画一张小画儿。在这点上,蒋彝对待“搭档”就不太光明磊落,也为他的成就大打折扣。
至于为什么Innes愿意一直默默无闻地帮蒋彝做英语“润色”工作,(牛)也不知道。大概是她真的善解人意能理解蒋彝的顾虑,又或者,与当时英国社会还未能平等对待“女性作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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