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孩儿塔的传说与猜想——一则被濡涵化的小传统叙事

最近听说嘉兴重建了“孩儿塔”。这不由钩沉起一段我儿时的记忆。

关于孩儿塔，有着不同的层累传说，犹如自然形成的土层，不同时期，各有各的形成逻辑。 最初孩儿塔并不叫孩儿塔，而是叫“铜官塔”，据说，是因为表彰某位采铜的官员的业绩，建有此塔。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铜官塔逐渐演变成为“铜棺塔”的传说。据《至元嘉禾志·卷二·坊巷》的记载：“遗爱坊有普宁王庙，古传嘉兴县令有善政，天降一铜棺盖自开，令入焉，吏挽留之，遂折臂。故名遗爱。”在这则故事中，虽然情节已经发生更替，带有奇幻色彩，但是关于这座塔建造的指向还是接近的，因为无论是采铜的官员还是县官，都是在表彰一个地方官员。

至少在元朝之前，这个故事还是一个积极正面的。

但是到了明朝年间（我估计），关于这座塔又一次发生了情节更替，这次并不是一次谐音歧变，而是被民间被称之为“孩儿塔”。之所以称之为孩儿塔，还有一个更为生动丰满的民间传说，说是一个亲妈（嘉兴话“奶奶”的意思）带着一个孩提之龄（二三岁）的孙子在街坊里游玩，幼不更事的孙儿言语间对亲妈多有冒犯，据说还不时掌掴亲妈的脸颊。正巧，一个县官路经此间，见到了这一幕。当即召唤爷孙二人前来，严正质询原委。亲妈护短，辩解孙子幼不更事，爷孙二人是“吵白相”（玩耍）。县官不以为然，差人拿来一勺盐一勺糖，命孩童择取，小孩子自然是选择了一勺糖食之。见此，县官大怒：彼既舍咸取甜，何谓幼不更事？子曰：为人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今虽孩提，已如此忤逆，日后年长，必为祸乡里。随即命人处死了这个孩童。后来，因为家人疼惜这个孩子，在此建造了一座塔。由此被人称之为“孩儿塔”。据说，每到阴雨天的夜晚，一个穿着红肚兜的小孩鬼魂会出来嬉戏（网络上所有对于这个故事的描述情节无差）。

这两天我又将这个故事反复的想了几遍，感觉其中多有蹊跷，似乎并不是我们从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带有倡崇孝道的警示喻义。

从情节上来说，关于这座塔故事的第三季，依然延续了之前的人物设定，即一个地方官员。但是不同于前两季，第三季中的官员，变成了一个两可之间的人物，表面上来看，这位官员主持公序良俗，似乎是义正辞严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细究起来，可以发现故事中三方，呈现的却是一赢两输的负面结局，孙子被处死自然是最大输家，而亲妈原本在享受天伦之乐，但转眼间白发人送黑发人，同样承受巨大的痛苦，只有县官享受着某种官方意识形态的声望红利。

自从人类学提出“大传统”和“小传统”的二分法之后，打开了各种视野，学者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正创新解释。在孩儿塔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羸弱的反抗，这个痛抱丧明的亲妈，她完全找不到一种正当性为自己的孙子辩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乏理之人”（“乏理”背后是“乏力”，没有“力量”，就难以形成“理”。），受制于一种朝廷的意识形态、精英的意识形态、具有书写能力的意识形态，承受着被打脱牙和血吞的惨剧。

县官所做的判断依据，看似精明，实则也是非常粗暴。孩童是否选择吃糖，只是动物的感官层面的生理偏好，远不能上升到等同于人的社会伦理认知判断层面。与其说，我们看到一个维护伦理秩序的地方官员，不如说看到了一个不顾地方的具体人情风俗，以经典教条恣意断案，借机立威，造成人伦惨剧的酷吏。而且就故事的结尾而言，似乎进一步暗示了县官决断的负面性。因为这个据说生前顽劣的幼童，被处死后，并没有为妖作祟，而是延续了生前的童真。这不禁有理由让我们怀疑这个故事的形成和流传，背后是否隐含了一种朝廷与地方的意识形态冲突，也许最初的传播逻辑，是因为某任嘉兴知府，上任之后，为了立威，做出一些专断之事，民间颇有怨言。于是，利用原来的埋于塔下的铜棺传说，编排出一个悲剧故事，来隐射这个知府。是一种“小传统”叙事的抗争。

但是令人费解的地方在于，这个流传几百年的故事，竟然没有人意识到，这里的县官处置结果明显过当，人们不断重复着一种宣扬孝道的警示喻义——即使到了今天也依然如此——哪怕中国的刑法体系已经不再以礼法经典为依据。这不禁让人疑惑，为什么人们没有生出一种违和感？如果我之前的猜测正确，那么这则故事的演化传播过程中，则存在一个濡涵化的过程。即朝廷权力在教化百姓，而百姓亦被一种路径驯化的去主动适应这种教化。

在这里，我们需要意识到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接受逻辑，同样符合生物繁衍逻辑。当暴力垄断了资源，人们为了获取资源需，就要遵照暴力所指定的规则，也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规则，促使人们和暴力达成和解。尤其是暴力垄断的政治生态下，心态上越是恭顺，越是容易获取资源；反之，做不到和解的，那么相应的，获取被垄断资源的机会也就更少，几代之后，血脉自然式微，而剩下的就是一群亦步亦趋者（虽然演化传承中也可能因为社会结构变动，发生意识形态裂变松动，但这里只是指出一般的静态传承逻辑。至于动态变动，虽然更为复杂，但是暴力、资源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是没有差别的。无非是人在政府、民粹、资本三者间选择。），个中权衡，并不难想见。因此，文天祥、顾炎武、黄宗羲等备受瞩目的皓月遗臣，也只是选择了有限的抵制，而没有效仿孔子所说的“贤人”伯夷叔齐。

换句话说，几百年以来，没有人去同情那个故事中的小孩童，是因为他们都习惯于某种可计算感知的利益获取路径去以是以非。人们犹如皇帝新衣里的观众，只是趋利避害的传颂着县太爷的刚正，而忘记了那个躺在冰冷铜棺中的孩童。

在此我无意去抗辩这则故事背后的权力逻辑，虽然就这则故事，我可能保持着某种清明。但并不代表我在所有事情上，也能做到一以贯之的自觉。毕竟人是碳水化的生物，那就决定了我们就会因为某种默会的生理需求来调适我们的心理，以适应外部环境。

后记

孩儿塔的故事，是我小时候，听爷爷娓娓道来的。但因为彼时我和故事中的幼童年岁相仿，不可避免的将自己代入情节中去，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对我来说，这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故事，而是带有强烈规训意味的紧箍咒。直至写就此文，方才觉得卸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