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挝湄公（五）：沙湾巴黎

夜幕升起

一 姐妹

Xay女士眼睛很小，总是在笑。她在忙家务的同时还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客人聊天。待我在接待大楼（一幢摇摇晃晃的木质建筑）二楼的阳台上坐定——右侧院子里的绿色已经流淌到了桌面上——Xay马上给我端来了一壶茶。她说，“你们中国人是这么喝茶的吧？先倒一点水到杯子里，暖一下杯子，然后倒掉。从第二杯开始喝。”我回答不了这问题，我不知道这是因为餐馆配的餐具太脏，还是喝普洱茶的习惯如此。不过Xay泡的茶确实解暑，一壶过后，路途带来的疲惫已经洗涤净尽。

Xay好奇我是不是在万象工作；虽然在沙湾拿吉有一些中国公司，但是专门来此旅行的中国人，算得上珍稀动物了，她记得客栈上次来中国人大概是在两年前。这种在亚热带没有主题、节奏缓慢的闲聊自带有一种温情（再想象一下挂在壁上或吊在天花板下半死不活地转着的白色电风扇），让人短暂忘记眼前的目标为何，并告诉自己躺上个三四天也不错。来之前，我在地图上标出了城中几个寺院——有老挝的、中国的、越南的——的地点，一份我自认为必须要去造访的景点名单。可是在抵达客栈半小时之后，这名单就被我抛诸脑后了。坐在一旁的比利时人加入了闲聊，他的目光停留在手中书本同一页上已经很久了。他已经在客栈待了两天，等待着新的泰国签证。他说他在清迈生活，但如今办长期的工作签证已经越来越难了。因此，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短暂离开泰国，前往第三国再度申请签证。这个周末对他来说显得特别漫长。本来他期望在周五（12月2日）就能提交申请，但不幸的是那天是老挝国庆节，当地的泰国领事馆放假。紧接着是个周末，他还要继续无所事事地熬下去。

我自己最关心的则是恐龙博物馆——1990年12月，在沙湾拿吉附近的村子里首次发现了两亿年前的恐龙化石；现在被挖掘出来的遗址一共有五处。坐车从万象南下，在接近主城区的9号公路和通往泰老大桥公路的分叉口，有一个大转盘，转盘中立着两个伸长脖子的恐龙的雕像。我问Xay恐龙博物馆离客栈有多远。“走路十五分钟。不过今天是周日，博物馆不开门。”后来在新城溜达的时候，我发现几乎所有餐馆都关着门。在老挝，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像一个法国小镇的地方了——周日意味着没有任何公共活动。最后，在越南寺院的对面，我找到了一家还在营业的家庭餐馆。这家餐馆的菜品只有一种——蔬菜猪肉春卷。连同春卷一起端上桌面的，还有一大盘辛辣味的绿菜。我在饭桌上——餐馆只有我一个顾客——确认了之前和一同学说的话。她问我为什么去沙湾拿吉？那里有什么？我说，那里什么都没有。在来餐馆的路上，我见到了声名远扬的“好心”（ໃຈດີ）咖啡馆。它挤在一排低矮的建筑中间，正门面向一条嘈杂的南北主干道。我看到它的时候，甚至愣了一下神。这可不是我期待中的样子——它的地理位置和我所见过的内部场景照片的反差如此之大，我不禁怀疑自己，我走了这么远，就是为了这个吗？就是为了这些永远把ຈ音译成ch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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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 Thongyon客栈隐身在一条小巷内，门口一株九重葛傲然挺立。就像在昆岛的Sala Done Khone一样，这里也有着一栋栋木制平房，环绕着一个苍翠的院子。在门口，还有一个半大不小的污浊池塘。我到的那天，客栈主人的几个亲戚远道而来，当妈的带着孩子坐在池塘上浮着的一个竹筏上。客栈里的另一个较为年长的女性告诉我，这孩子第一次来到沙湾拿吉，兴奋得难以自持。

我以为这位年长的女性是Xay雇佣的员工，因为我看到她干的杂事比较多，从给客人登记、叫嘟嘟车到在池塘边除草。她略微发福，说话的语气更为温和，办事更是一副慢吞吞的样子。定义当代老挝人性格的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其宗教信仰——除了佛教，还有约半数老挝人信奉的是万物有灵论（这可以一路追溯到西藏的苯教和早期的萨满信仰）；二是其与世无争的豁达态度，表现在他们的口头禅“ບໍ່ມີບັນຫາ”（意为“没问题”）中。但在日常交往中，我却很少听到老挝人说这句话。（可见所谓的研究报告和现实生活的距离有多么遥远。“我们对外都这么教，但自己却很少那么说。”）而这位带我去房间、告诉我门该怎么关的Phetsopha，是在我四次老挝之行中第一个对我说“没问题”的人。

12月6日晚上，在二楼阳台上，我看到有一个陌生的面孔出现。这个我猜测为邻居的女性年龄和Xay不相上下；她寡言少语，无论走到哪里，都背着一只箩筐，带着她的宠物——一头小山羊。在她们吃完饭，悄悄地商量什么紧急事件时，那头小山羊就坐在藤椅的垫子上。那个晚上，空气有些阴冷，蚊子在我脚边盘旋，院子里虫鸣阵阵；没有月光，客人都已经外出，一盏微弱的日光灯照亮着厨房。Xay和邻居先行离开了，山羊跟在她们后面（邻居对它说“回家吧”，它就站起身，跳下藤椅）。过了一会儿，Phetsopha走向我，要求我帮忙看一下门，招呼一下别的客人。厨房里有热水，我可以自己泡咖啡或者茶。

她说：“我要去看一下邻居。他年纪很大，病得很重，已经十天没吃东西了。”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对门邻居家这几天到半夜都是大门敞开，灯火通明。总有一大帮人坐在院子里闲聊，还有小孩子在周围嬉戏。他们已经预见到了一位老者即将到来的生命终点，并在为此守候。

二 皮埃尔

这个城市简直是要躺倒在河边了，或者说，它从来就是一副睡醒惺忪的模样。第二天中午，我从老城区一家咖啡馆出来，走到广场上，四周看不到一个行人。这个广场是老城区的中心，东西长不足两百米，南北宽不过三十米，正东是纯白色的圣特雷莎天主教堂，西面则是将泰国和老挝隔开的烂泥色的、彻底躺倒的“湄南公”。广场周边的几家餐馆都关着门，一条带着嘴套、瘸着后腿的黑狗来来回回不安地走动着。（后来，我在老城区周围见过它好几次，它永远以相同的低头姿势缓慢而坚定地走着。它是这个城市的夏先生。）

在意外闯入省邮局并如计划参观完省博物馆之后，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开始在我体内滋长蔓延。这种乐观情绪的诱因，则是感受到了彻底没有他人在场的自由。在省博物馆，只有我一个人；在Sooksavan咖啡馆（这家咖啡馆有个中文名“南极茶室”），只有我一个人；在旅游信息中心，还是只有我一个人……我决定进一步拥抱这种自由，撒一点野——在正午骑车去十三公里之外的英杭佛塔，绝对是个好主意。

但留着光头、趿拉着拖鞋的皮埃尔显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在这个沉睡在过往时光中的城市，在没有生命力的午后时分，应该躲在房间里玩足球经理。

在广场北侧，我找到了一个租自行车的地方。一碧如洗的天空，乳白色的墙面，浅蓝色的窗框和大门，门口停着两辆轻便型城市自行车。

皮埃尔从屋里走出来，问我想去哪里。“英杭佛塔。”我说。

“啊。你要走哪条路？”

“9号公路。”

“那还好。9号公路路况比较好。如果你走那条老路，灰尘漫天，坑坑洼洼，你得骑摩托车才行。”

调低座位，试骑了一下之后，皮埃尔接着说道，“你沿着9号公路一直往北，会路过长途车站。然后继续往北，到达一个路口，你能看到一个牌子，指示着英杭佛塔的方向。”

“就是那个可以买去万象车票的车站？”

“没错。”

我低估了这次骑行的难度。在路过车站，买了几天之后回万象的夜卧车票之后，我终于感受到了盲目乐观带来的坏处。我以为过了车站之后，英杭佛塔就近在眼前了；但实际上，那只是一场漫长旅程的开端，在中途我甚至萌生了放弃的念头。继续坚持骑了很长一段路之后，我拿出手机查了下谷歌地图，我想知道我离那座佛塔还有多远——它告诉我刚才滚过的那段距离只有五百米。

在出发之前，皮埃尔还问我知不知道英杭佛塔节。阴历每年正月的月圆时分，当地佛教信众会在那里举办佛塔节，今年佛塔节开始的日期是12月8日。不过皮埃尔说，准备工作现在应该已经开始了，你会在那边看到不少人。（我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在旅游信息中心搜集宣传册时，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幅英杭佛塔的照片，在节日期间，似乎整个城中心的人都去凑热闹了。）可等我真的走近那座佛塔，我只看到寺院四周围着一圈铁架子，在未来几天这些铁架子会变成一个个小铺位，向来瞻仰佛祖遗迹的各类人等出售各种家庭自制的小吃和饮料。但现在，只有微风吹过树叶传来的沙沙声，以及路边几个烤鱼摊飘过来的糊味。

英杭佛塔矗立在寺院的正中间。如此近距离地观看，让我反而觉得没有那么高大，其灰不溜秋的表面让我想起了在万象市中心的黑塔。相传佛祖曾经造访此地，在他当年斜靠树干休息的地方，后人建起了这座佛塔。有人声称这座塔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更为可信的说法则是它初建于十六世纪中叶，最后一次大规模修复是在1930年（当然是法国人干的）。这个佛塔还保有佛祖的舍利——这使得它得以跻身老挝最神圣的宗教建筑行列。不过那天下午在那个寺院里，我觉得这些传说都离我太过遥远，佛祖不太可能来过这里，这座其貌不扬的佛塔可能只是当年塞塔提腊王（是他将澜沧王国的首都从琅勃拉邦搬迁到了万象）继承父辈的遗志，想要民众转信佛教所做出的努力之一，而那些企图将佛塔神圣化的传说则是皇宫的史官们编纂出来的。几十个世代过后，编纂的传说变成了真实的历史。

皮埃尔的预测错了。寺院里没什么人，我依然是唯一一名游客。几个僧人在大殿里蹲坐着闲聊，有人通过高音喇叭发出持续不断的类似吟诵经文的声音，时不时还传来一阵闷闷的笑声——听单口相声时想乐但又不好意思大声笑出来那种感觉。而我自己，对于这种类似教师授课式的独白还是熟悉的。我曾在万象塔峦附近见证了一场还俗仪式。一群穿着藏红色或黄色僧袍的僧侣站在大殿的左前方，他们身着白衣的女性家人则占据着大殿的其它空间，坐在临时铺好的长条草席上。在大殿的主席台上，一个男人就是以那种抑扬顿挫的腔调滔滔不绝。在台下，当然也没有几个人在听他到底在说什么。大殿外面，雷雨交加，狂风肆虐，黑压压的云朵直逼塔峦的金色尖顶。（二月的万象经常被短暂的雷暴侵袭，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全城停电。）待到他的独白告一段落之后，那些僧侣迅疾地脱去了僧袍，换上了家人带来的俗家服装。短时的僧侣生涯结束了，一些小男孩还拿到了家人带来的特别礼物——裱起来的穿着僧侣服装的照片。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将来必定还会反复进出寺院，实践自己作为老挝人的基本信仰——而这个信仰，则是塞塔提腊王的父亲菩提塞拉王当政时期确定的（菩提塞拉王上台后即宣布佛教为澜沧王国的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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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车还给皮埃尔的时候，他告诉我，这是第一次有人将这辆自行车骑到那么远的地方。以前，别人租这车最多只是在城中心转转。而下次，我应该骑那个家伙——他用手指着门外停着的一辆笨重的摩托。

三 姐妹

老人走了。12月7日傍晚我回到客栈，还没走进大门就嗅到了一股不同往常的气息。我注意到大厅中老人躺着的床铺不见了——在前几天，这张挂着蚊帐的大床一直摆在大厅的正中。在屋外流连的老者开始多了起来，我拉开门栓，看到那头宠物山羊正在啃草。山羊的主人迅速抱起它放进背篓内，默默地走向了邻居家。回房间路上，我遇到了Phetsopha。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的邻居去世了？”她惊讶地回答：“你发现啦？”我准备走回客栈门口继续观望一下对门即将到来的葬礼，Phetsopha拉着我说，“来吧，没事的，我带你一起去。”

我并不抵触葬礼，也乐于参加各种祭奠或招魂的仪式。2011年8月14日，我和几个朋友在大理的青索村见证了一场盂兰盆会的仪式。在村中的石拱桥上，两侧各拉着一条麻绳，上面挂着黄、绿、粉、蓝色的人形剪纸。村中的女性老者聚集在一起，在日落时分点起香，敲着鼓，唱起了超度的经文，像是在呐喊，又像是在请愿。在桥下，通往洱海的河道上，出现了一片小舟。船头有个人在撑竹蒿，另外一排四个人将竹篮中一盏盏烛灯轻轻放入水中，让它们随着水流奔向洱海，帮助溺水的亡魂照亮回家的路。那晚月光清澈，在路边能清晰地看到海中渔民和渔舟的轮廓。一个朋友的脸色难看，想尽快离开现场，他承认，他在这些场合感到非常不舒服，从小就是。我记得当时是这么说的：“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意外随时会来临，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可能在下一秒死去……”

在云南的山村，一个葬礼通常持续三天。前两天是宾客瞻仰遗体的时间，最后一天遗体才会被拉去火化。（2010年9月，在昌宁县，我们参加了一个同事父亲的葬礼。他的父亲死于意外，他失足掉进了一个滚热的石灰坑中。事发当天下午，这位医生同事陪同我们在城区边一个中学组织活动，主题是HIV和性健康。在提问和回答环节，项目的英国志愿者G注意到他老是板着一副面孔，便悄悄对我说，“如果我们想让这帮孩子接受我们，那么就绝对不能表现得过于严肃。”我表示同意。但当我得知发生了什么事之后，我对于这位同事没有马上告诉我们然后回家感到难过。我也因为我们的傲慢而羞愧，我们并没有去考虑会不会发生了什么，而是倾向于批判——实际上他在尽最大的努力实践自己的工作职责。一周之后，他的父亲过世了。G和我说，他经历了来中国后最大的文化冲击，因为他发现这里的葬礼居然是一个如此欢乐的场合，充斥着嬉闹、白酒，以及永远打不成的牌局。）而在这里，沙湾拿吉主城区外一个小村子里，村东是平整的肥沃田野（沙湾拿吉在老挝语里意为“金色大地”），老人曝尸家中的时间非常短暂。家人们抬出早已准备好的黄色棺材，一些家庭成员笑眯眯地盯着我瞧。在盖上棺木之前，几个亲戚轮流蹲在旁边，和老人来一张最后的合影。没有任何人的脸庞显露出悲痛的表情，在封上棺材的过程中，旁观的只有我一个人。家庭中的两位男性成员——一位中年、一位青年——用类似黏土的东西（粉色和浅绿色）封住了棺材盖四周的缝隙，并在棺材一个侧面上画上了一个叉——以示意死者头部所在的位置。在外面的院子里，一个简易的棚子已经搭建完毕，家中的女性成员开始为今后三天的丧事准备食物。从客栈大门望过去，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宽大黑暗的隧道中，远处并排挂着的两盏圆形白炽灯提醒我，这段隧道只是两段生命时空之间的连接。

第二天傍晚，僧人来了，举办了一场短暂的超度仪式。三排亲属跪倒在地上，每个人的左前方都放着一个小铁盘，盘上立着两支细小的蜡烛。我站在窗外，在他们的背后，聆听诵经的声音。Phetsopha又发现了我，招呼我进去。再一次，人群中传来了微弱的笑声。我躲在最后一排。没过多久，伴着一阵高亢的经文，家属们将面前一小瓶矿泉水慢慢注入一个玻璃杯中。水瓶空了，玻璃杯满了，轮回得以完成，老人的灵魂已经在另一个地方进入了一个刚刚呱呱坠地的婴儿的躯体。僧人们鱼贯而出，老者将跟随他们回到寺院，进行另一场仪式。年轻一辈的人留守家中，邻居们开始回家。那是我在沙湾的最后一天，Phetsopha特别嘱咐我，一定要等她回来，她会给我安排一辆嘟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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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Xay埋怨自己搞错了客人预定记录的时候，在Phetsopha感慨自己记性不好老是记不得该找多少钱的时候，在那个山羊主人呼唤宠物的声音中，我找到了一些共同的东西，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离开之前，我想和她们多聊一会（主观上），但对眼前事物的焦虑攫住了我（客观上兼主观上）——前一晚我吃坏了肚子，急性肠胃炎击垮了我，第二天下午我在一个私人诊所打了三个小时的点滴。治疗结束后，热心的医生开车把我送回了客栈。在这之后，我担心的是千万不要在回去的班车上再度出现上吐下泻的情况，那样就会极其难堪；更何况在车上，我要和一个陌生人共享一个铺位（夜班车是一个大床铺挤两个人）。Phetsopha把我送到门口，一遍又一遍地纠正我的发音，直到我能准确地说出“我会想你的”这句话，然后消失在巷口。

回家之后，我在网上搜索关于这家客栈的信息时，看到了一篇短文，我才知道这三人是亲姐妹。Phetsopha是其中的大姐，自年轻时起，她就在为两个妹妹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而拼命工作。Xay成为了一个工程师，Souvanna（养着宠物山羊的那位）成为了一名教师；在两个妹妹出人头地之后，Phetsopha大姐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机会——她成为了一名母婴保健的护士，投身于老挝的卫生教育和发展工作。在走遍老挝的旅程中，她收集了很多当地的工艺品——如今在客栈的院子里就能见到。

四 皮埃尔

我坐在躺椅上，我快要睡着了。皮埃尔问我当天还有什么计划。我说没有，他马上给了我一张餐馆的名片，说，你可以去那里吃个晚餐。那家餐馆在城南大概两公里，有着漂亮的临河露台。皮埃尔还和我强调，我会受到很好的接待。而结果呢，我并没有受到很好的接待——首先，在转进通往餐馆的巷子时，我受到一群狗的围攻。路边有一户人家不知怎的养了二三十条狗，我无法想象它们全部冲出来后的结果。紧接着，我发现我找不到餐馆的大门，直到收垃圾的小货车来到，餐馆才为我们打开了紧闭的铁门；最后，我闯入了餐馆，径直走到河边的露台上，太阳的一半已经落入到泰国的地平线之下；我准备挑一个座位，并没有发现餐馆没有任何在营业的迹象。最后，一个穿着白色制服的小哥走过来，用夹杂着老挝语的英语和我说，周一不营业。我也想用夹杂着老挝语的英语和他说，那这一次旅行，我们的缘分已尽。

我并没有因此对皮埃尔产生任何负面印象，这只是他的一个小失误而已。他给我传达的其它信息，都是准确无误的。比如Khounsavan影院和Lao Chaleun剧院的建造者和建造日期。如果没有他的指点，我永远不会注意那个我路过过无数次的地方，永远不会料想到在那个角落里还曾经有一家豪华剧院。如今那家剧院只剩下破砖碎瓦和摇摇欲坠的顶棚，不过其整体架构依旧存在，我依旧可以想象它在巅峰时期人头攒动的景象。对于一个如此小的城市，这家剧院的规模却异常庞大。我想，一旦有电影或演出，整个城区的居民都会在这里吧。八十年后，影院的一楼已经沦落成了周边邻居的养鸡场，在楼梯上，还能见到一卷卷被抛弃的电影胶片。在正门口，有几个居民在做着手工活；在二楼的平台上，有两个来自泰国的中学女生在拍照，头顶是灿烂的蓝天，四周是闷热而干燥的空气——西边的湄公河并没有分享一点点它的水汽给这里的居民。

从Lao Chaleun剧院的废墟中走出来，我又回到了皮埃尔那里。他俨然已成为我在沙湾的联络人。不在玩足球经理的时候，他就在看电影，整个一楼都能听到剧中主人公的呼喊和枪炮声。我问他知不知道Chaleun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法语？他说他不知道，但愿意和我一起查查看（“可以干点其它事情总是很有趣的。”）。我们找到了一个摄影师的网站，上面有这家剧院的大幅照片。在另外一个网站上，我们找到了对这个名字的解释：繁荣。以老挝的尺度来看，沙湾确实挺繁荣的。它总人口超达十二万，是老挝的第二大城市；它的大名是凯山·丰威汉区（Kaysone Phomvihane District）——这个国家的第一任主席就出生在这里。他的故居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但四周的栅栏将其围得严严实实，已经很久不对外开放了。但这样的政治重负和普通百姓的生活距离很远，在日常交流中，哪怕是和不苟言笑的海关官员，从来不会有人使用凯山·丰威汉区这个说法——这得有多可笑啊。

皮埃尔来自巴黎，今年是他在老挝的第三年了，前两年他待在万象。他没有在做任何商业项目，也没在做什么学术研究，他只是想在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待足够长的时间。他所工作的客栈，名字叫Viva Nouk，是一幢新近装修过的老建筑，隔壁就是Dao Savanh餐馆。仅有的几间客房都在二楼。皮埃尔带我在整个客栈逛了逛，客栈内部是他参与设计的；在二楼，有一个露天卫生间。这可能是整个老挝唯一一个故意设计有露天卫生间的客栈了。不过皮埃尔说，没有亚洲人会喜欢这样的设计。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无时不刻都在老大哥的照顾之下，不想在放松自己的时候还被别人看到。我问皮埃尔有没有关于沙湾历史的书可以推荐，他说他只知道一本，但是是泰语的。我注意到，在客栈一楼和二楼，分别有一个小书架，存着一些老地图和画册，有马蒂斯的，还有布列松的。皮埃尔抄起一本书说：“我想，这是你们国家的吧？”我看了一眼，是插画版的Tao Te King。

客栈的一楼，白色的墙面，浅绿色的木门，浅蓝色花纹的地砖，深褐色的天花板下挂着电风扇。墙面上，书架上，巴黎随处可见——画作上、海报里、明信片中。这不禁让我怀疑，皮埃尔对沙湾的爱从来都是半心半意的，而我也打算把这个地方叫作沙湾巴黎。

在沙湾的最后一个傍晚，目送僧人离开之后，我回到主城区，打算对这个小城进行一次告别。圣特雷莎天主教堂、夜市广场、湄公河岸。我第十次路过那家已经倒闭的餐馆，外面的黑色招牌上写着“Miss You”的字样。我意识到我已经走遍了沙湾一切有趣的地方，而如果真的选择在这里生活，想必马上会感到百无聊赖的吧。如此一来，我发现我理解了为什么皮埃尔会整天足不出户，在这样单调的环境中必定很快就会生起乡愁的吧。皮埃尔因为忍受不了巴黎的喧闹而来到了这里，现在则因为忍受不了这里的无聊而想念巴黎。昔日殖民时期给这里带来了不少遗迹，教堂、学校、铁路、码头、邮政、咖啡，甚至整个城市。很多法国人带着对过往时光的怀念——虽然他们中绝大多数不可能经历过那段时光——来到了这里，但是吸引他们的最本质的东西，那种生活方式，早已湮没在历史中。我突然想到在昆岛遇到的那对德国夫妇。每天中午，他们会骑车半个小时前往岛上最南部的老法国码头。在码头上，有一家小餐馆，他们会待在那里一直读书，直到黄昏来临，渔舟唱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