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奇书《论衡》，兼谈《说孔篇》
读奇书《论衡》，兼谈《说孔篇》
近日偶然发现一本奇书，名为《论衡》，作者是东汉的王充。
“衡”字本义为秤杆，引申为平衡、衡量之义，王充用《论衡》这把“秤杆”衡量当时的各种言论和学说。
王充如何衡量呢？或解释、或反驳、或辨析、或质疑。
如《论衡》第一篇《逢遇篇》中，王充反驳那些持有“仕宦无常遇”观点的人，认为他们通过溜须拍马的方式寻求重用，不论最终成功还是失败，都不叫“遇”而叫“揣”，即揣摩上意。
在王充眼中，真正有资格谈“遇”和“不遇”的人，一定是坚持个人理想和操守，“不求自至，不作自成”的人。
再如《命禄篇》解读“命运”，《卜筮篇》辨析“占卜”，《骨相篇》质疑“看相”，《订鬼篇》驱逐“鬼邪”……王充的文章有一种“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风格，许多评议直言不讳、有的放矢，读起来非常有趣。
除了对“怪力乱神”的思索外，王充在书中还对各家学说中的一些观点加以反驳。
如《问孔篇》《刺孟篇》责难儒家，《道虚篇》质疑道家，《非韩篇》驳斥法家……有些评述务实中肯，很有见地；有些评述则略失偏颇，几近抬杠。
泛泛而言无益，不如结合《问孔篇》的文本来看。
《说孔篇》开篇即言：“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
王充批评那些一味迷信师长和古人的学者，认为圣贤说的话或写的文章中也存在错误——“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後多相伐者”——因而要学会反思和反问。
无论阅读什么书，保持独立思考和关切现实问题，这确实是有必要的。但如果反思和反问本身就带有预先设定的立场，或只是为了反驳而反驳，这样的阅读方式也不可取。
既然《说孔篇》主要探讨《论语》一书，不妨选取几段文字，一起看看王充如何诘难孔子，同时聊聊其观点的可取与不可取之处。
一、孔子谈孝
《论语·为政篇》记载：孟懿子向孔子问孝，孔子说：“毋违。”当时樊迟驾着车，孔子告诉他说：“孟懿子向我问孝，我告诉他‘毋违’。”樊迟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王充说，从跟樊迟的对话中我们了解到，“毋违”是指不要违背周礼，但孟懿子没有听到孔子的这番解释，难道不会误解为不要违背父母吗？如果樊迟不追问，我们就不可能知道“毋违”的真正含义。
不过在我看来，王充似乎没有考虑到孔子一生述而不作（西方的哲人苏格拉底同样如此）——《论语》并不是孔子所写，而是由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所编，用以记载孔门师生的言行举止。
正因为《论语》本身是一本语录体著作，所以如果跳出文本用实证主义的方式加以研究，就很容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比如在上面这段话中，《论语》清楚地记载了孔子和樊迟的对话内容，而孔子与孟懿子的对话只有孔子向樊迟转述的“毋违”二字，这说明编撰者并不了解孔子与孟懿子交谈的具体内容。
既然编撰者没写，那么王充何以认为，孔子回复了孟懿子“毋违”之后就没有再作其他解释？在这段话中，孟懿子其实只是用来引出后面孔子教育樊迟何为孝这件事。
至于孔子向孟懿子传授的“毋违”之意，或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既然《论语》没有记载，我们就不应该以此质疑孔子并未解释。
更何况，孔子谈“仁”“礼”“孝”等概念的时候，一定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不会告诉所有人同一种定义。
如对樊迟这类人，孔子强调“孝”要遵守礼节；对孟武伯这类人，孔子强调“孝”不要过度；对子游、子夏这类人，孔子强调“孝”是根植于内心的敬爱。
因此有理由认为，“毋违”未必只有一种含义，孔子对孟懿子和对樊迟所讲的内容，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二、孔子论去贫贱
《论语·里仁篇》记载：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王充认为，这里后半句中“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应该改为“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因为“得”字表示得到，只有富贵才该说得到，而贫贱应该说摆脱。
王充的看法有道理，虽然不改也不影响原文的意思，但改之后文法上更准确。
三、孔子嫁女
《论语·公治长篇》记载：孔子谈到公冶长时说：“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他曾有牢狱之灾，但不是他的罪过。”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王充说，如果孔子因为公冶长无辜被囚而把女儿嫁给他，那么孔子嫁女儿看重的就不是品行，而是这人有没有受过冤枉。
王充还补充道，如果孔子因为公冶长有好的品行而把女儿嫁给他，那么称赞他就应该列出他有哪些好品行，而不该说他无辜入狱。
公冶长在当时鲁国应该算是一位“名人”，据说鲁国国君曾多次邀他入朝为官，公冶长一心治学，教书育人，故辞而不受。
由此可知，孔子没有提到公冶长的品行，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鲁国人都知道这样一位人物。但毕竟公冶长曾有牢狱之灾，所以孔子要解释为何愿意嫁女于他。
孔子此言的上文《论语》未写，在不知道公冶长其人其事的情况下，这段话确实令人有些困惑，王充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顺便一提，公冶长无辜入狱的原因是因为他懂百禽之语。这个故事的版本很多，大体上是说，公冶长因为听懂鸟语而最早发现尸体，结果被当成凶手抓了起来。
四、孔子责骂宰予
《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宰予在白天睡觉。孔子说：“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杇。对宰予这个人，责备还有什么用呢。”孔子又说：“以前，我对待别人，听了他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待别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我是因宰予的表现而改变了对人的态度。”
王充不认可孔子对宰予的评价，他质疑道，一个人白天睡觉，与品行好坏有什么关系呢？凭白天睡觉来指责一个人，这难道正确吗？
王充还指出，凭宰予言语上的成就，即使他行为有缺陷，也可算有一技之长，孔子这不是求全责备吗？
的确，白天是否睡觉与品行好坏没有关系。但王充认为孔子批评宰予的原因是宰予白天睡觉，这种观点恰恰是大多数人的误读、误解，可惜王充自己也没能幸免。
这段话的逻辑其实很清楚——孔子之前“听其言”就“信其行”，现在由于宰予的缘故，孔子还要“观其行”。
因此，宰予之前很有可能向孔子保证过他不再白天睡觉，孔子听过后就相信了宰予，结果宰予之后继续白天睡觉。
我认为孔子生气的原因不是宰予白天睡觉，而是他言而无信。宰予若做不到不昼寝并坦诚地告诉孔子，孔子不会如此生气，但宰予自食其言，这才是孔子怒斥宰予的原因。
宰予的阳奉阴违和出尔反尔，当然不应予以赞同。王充说什么求全责备，与这里涉及的品行问题根本不是一回事。
五、孔子见南子
《论语·雍也篇》记载：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南子是宋国公主，后嫁入卫国，但名声不太好。孔子周游卫国的时候，她曾希望见孔子一面，孔子推脱不掉只好去见（见《史记·孔子世家》）。
子路对老师的做法很不高兴，孔子于是发誓说：“我假若做了什么不对的事，天厌之！天厌之！”
王充据此怀疑孔子的誓言不诚心，因为历史上还未曾有过被天厌弃的人。
王充说，如果孔子发誓“雷杀之”、“水溺之”、“火烧之”，“墙屋压填之”，子路还可能相信；孔子说“天厌之”，子路怎么会消除怀疑呢？
我觉得王充这番话恐怕有点抬杠了。“天”在孔子心中的地位何其之高？王充可以认为一般人对天发誓未必可信，但孔子难道是一个随便聊“天”的人吗？
再说，历史上当然有被天厌弃的人。“天厌之”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完全可以表现为“雷杀之”、“水溺之”、“火烧之”这些具体情况，那些亡命、亡国之人不也可以说是为天所厌吗？
六、孔子从政
《论语·阳货篇》中曾记载三位家臣——阳货、公山弗扰和佛肸——召见孔子，他们虽是家臣，其实都是一些僭越礼制、专横跋扈的乱臣。
孔子对待他们的态度并不相同，《论语》记载：“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佛肸召，子欲往”。
王充对此评价道，既然三个人都是乱臣贼子，为什么孔子愿意去公山弗扰、佛肸那里为政，却不愿去阳货手下当官？
王充还说，孔子曾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却要去乱臣贼子的封地上为政，这不是违背道义、不讲礼法的事情吗？如此观之，孔子岂不是一个虚伪的人吗？
这番质疑非常尖锐，王充甚至直接对孔子本人的品行提出责难，想对此作出回应是很难的。
不论如何，我们无需讳言，孔子确实想为政一方，施展政治抱负。但从现实来看，孔子的一生持正守义，并未入乱邦从政或为虎作伥。
阳货执掌国政的时候，鲁国上下僭越礼法，背弃正道，孔子退隐治学，著书育人。
后来阳货被赶出鲁国，公山弗扰反叛鲁国大夫季氏（季氏也不是好人，两方狗咬狗），孔子虽然对他的邀请动心，可最终还是没有去。
到鲁定公（鲁国国君）请孔子入朝为官时，孔子才真正步入仕途，他从中都宰做起，最后官至鲁国大司寇（刑部尚书）兼摄相事（宰相）。
孔子从政期间，鲁国道不拾遗，礼制严明，四方来客宾至如归。（见《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在位期间做过的最重大的事情是“堕三都”，即摧毁鲁国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的私邑，以防他们犯上作乱。
在“堕三都”期间，公山弗扰发动叛乱，孔子令大夫申句须、乐颀出击，公山不狃战败后逃奔齐国。
由此可见，孔子不仅没去公山弗扰那里从政，还在“堕三都”期间挫败了公山弗扰的叛乱，身体力行地维护了他尤为看重的周礼。
孔子曾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孔子希望从政，但是否从政还要看邦国是否有道。
从《论语》上看，孔子是动了心的；但从现实中看，孔子没有为当官而求官。我认为这更体现了孔子的贤明和可敬。
因此，王充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孔子的品行也禁得住质疑。
这些天看《论衡》有感，便选了《说孔篇》中的一部分评述写成此文。王充的不少思考和观点挺有意思，有些见解时至今日仍有启发。
据说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曾出访江东，蔡邕的友人发现他自江东回来后学识大进，猜他可能得了奇书，便去他居处寻找，后来果然发现一本书，友人抢了几卷就走。
蔡邕急忙叮嘱友人：“此书只能你我共读，千万不要外传。”让蔡邕如获至宝的这本书就是王充的《论衡》。
如果偶有闲暇，我推荐大家看看这本奇书，应该会很有乐趣。
北京丨2021年4月
公众号丨天义云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