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车轮从我们头上碾过,在心灵和肉体上留下道道痕迹
姚鄂梅老师的《基因的秘密》由三个中篇所组成,《基因的秘密》《旧姑娘》《狡猾的父亲》,关于这个作品的写作故事,我们听听姚鄂梅老师的讲述。
姚鄂梅:《基因的秘密》收录了一个中篇、两个短篇,《基因的秘密》是个中篇,名字用作了这本书的书名,《旧姑娘》和《狡猾的父亲》是我比较喜欢的两个短篇。我的缺点是不太擅长介绍自己的书,自己的某一篇作品。
主持人:故事本身是特别吸引人。
姚鄂梅:《基因的秘密》讲了一个家庭里面厄运代代相传的故事,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起伏都是社会现象的投射,大环境的一次小小调整,落实到个人身上,往往会改写一生,甚至影响几代人。所以这个标题有点像个反讽,代代相传的厄运其实并不是基因,而是时代的车轮从我们每个人头上隆隆碾过,在我们的心灵和肉体上留下道道痕迹。
《旧姑娘》是从女儿的视角来讲述一个单亲妈妈的故事,妈妈是个很独立的女人,后来得了乳腺癌,想到孩子还没成年,一边治病一边不动声色地为孩子物色监护人,首先想到舅舅,然后已经再婚的前夫,发现这两个人都不靠谱,这时候她已经很紧张了,但还是装得若无其事,以锻炼独立生活能力为借口,把孩子提前赶出家门,让她学会如何一个人面对黑夜、面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如何跟人相处,小到如何安全地应付送货上门的快递员。生命的最后阶段,她来到女儿的学校,跟校方签了一个协议,把家里的房子委托学校打理,收入用于孩子的教育和寄宿,非常冷峻非常智慧地解决了孩子成年以前的生活和教育问题。之所以起名《旧姑娘》,是因为这个妈妈很欣赏一个女人作为未婚姑娘时的状态,她希望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妈妈,又不希望自己沉溺于妈妈所特有的琐碎日常,她希望自己即使老了也还是个姑娘,一个变旧了的姑娘。
《狡猾的父亲》,一望而知是关于父亲的故事。母亲去世后,原本跟孩子们就不是很亲密的父亲倍感孤寂,他渴望从孩子们那里亲情和经济支助,又不想主动伸手去要,只能旁敲侧击,比如,他希望孩子们能够时不时地回去看望他,但他说出来的话却是另一种味道。“听说最近颁布了一项法律?关于子女必须定期回家看望老人的法律,这就是国家的不对了,那些身在国外的孩子,怎么可能定期回家看望老人呢?即使不在国外,离家太远的话,也不可能,路费多贵呀,工作又忙,但是不回来的话,又违法了。我觉得这条法律不好,真的不好。”因为常年处于这种对话方式,再加上父亲还交了女朋友,父子关系让人头疼。后来,父亲得了癌症,却没有让孩子们知道,身边只有他的女朋友,弥留之际,才把孩子们叫回来,作最后的告别,孩子们痛悔莫及,问父亲,他们该拿他身边这个女人怎么办?父亲说:忘掉她。他不想给他的孩子们增添任何负担。
主持人:姚鄂梅老师这部《基因的秘密》是我编的,所以我对故事情节有感触。姚鄂梅老师刚才说到了几部小说在写作的时候主要着眼于什么。其实当一部小说完成,到达读者那边,读者所感受的,从他自己的生活经验,侧重点方面的感受不一样。
比如《基因的秘密》,我感受到的是一个家庭中弱者成全强者的法则。比如说一个家庭有姐姐、有弟弟,几乎是全部的家庭资源向弟弟倾斜。一个家庭为了使得到专宠的弟弟最大限度地释放聪明,全家不假思索、理所当然的奉献,想成就儿子的成功,实际上过于强烈的寄予可能使得这个人承受过重的压力。
这两天网络上有个叫做一得的孩子,他的父亲对他的教育中,从来没有对儿子说过“不”字,父亲的一生也都是围绕着儿子转,从来说一不二,儿子的任何事情都支持,可能是过于沉重的爱,使得孩子不堪重负。
无论是《基因的秘密》中弟弟的故事,还是《旧姑娘》中身患绝症、来日无多,但是又想为未成年的女儿安排好一条稳妥路的单身母亲,或者是《狡猾的父亲》,这是姚鄂梅获奖最多的短篇小说,这部小说写出了普通人遭逢命运的各种不公时,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利益,在与家人的情感平衡之间,做出的一种自愈性的选择。
《狡猾的父亲》中的父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伟岸父亲,不是一切为了儿女的父亲,这个父亲确实狡猾,我觉得他是老奸巨滑。如果生活平顺的话,妻子健在,子女孝顺,也许能像一般人家那样平安度过一生。但妻子的故去让他感到了危机,他在自己步入老年、儿子们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为了自己后半生的情感依托,开始跟自己的儿子斗智斗勇。可是当他得知自己身患重症,即将不久于人世时,根本没把一心一意照顾他的中年女朋友放在眼里,这时候他的感情完全向儿子们倾斜了,当孩子们问他要怎样对待那个女人,其实就是想要报答或是明确身份的意思,他不假思索地说:忘掉她!他的举动对儿子自然是伟大的父亲,但是对于那个女人来说却是一个渣男。
普通人的生活并没有满是鲜花或者阳光,在遭受命运的不公,或是必须承受的时候,人的本能是为自己要考虑一些,但是在亲人方面,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向儿子倾斜的时候,姚鄂梅老师写出了人性的本真,这个也是非常的令人感慨。 所以文学不是可有可无,很多时候是从别人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由于工作原因,我经常看各类小说,我也经常看几位老师的小说,也编过几位老师的小说。几位老师都是六七十年代生人,在你们的童年、青年期恰逢文学的繁盛时期,之前并没有从事与文学相关的工作,甚至没有学习与文学相关的专业,比如说几位老师学管理、学财会,后来从事的工作是教师、行政管理者、会计等等,到现在都不约而同奔赴了文学的星辰大海,在这个过程中,是怎么样的心理过程?现在奔赴之后,是否觉得文学还是之前所想象的星辰大海?
姚鄂梅:我是初中开始作文突然写得比较好,经常被老师拿去当范文,慢慢就培养起了虚荣心,不允许自己写得不好。追根溯源的话,我觉得我对文学的兴趣可能正是源自于那个时候的虚荣心,虚荣心促使我深深地埋下了一颗种子。
但是真正开始写小说却是很久很久以后,那时我已经工作很多年了,突然对写作有了强烈的兴趣。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人民文学》发表第一篇小说。那个时候寄稿不像现在可以发邮箱,都要打印出来通过邮局寄过去,现在想想真是很对不起我的单位,因为我蹭了好多次单位的打印机。那次是寄给《人民文学》一个短篇,编辑看了以后打电话给我,说:“我觉得如果改成中篇感觉会更好。”真是个了不得的好消息呀,当天下班以后,饭也来不及吃,就开始改写,很快就全身心投入进去,中途还把自己感动了一把,以致于必须中断一下,这时才发现,已是凌晨3点多钟。但是情绪仍然鼓胀着,那就接着写,终于结束的时候,已是早上六点多钟,该准备去上班了。一个晚上把一个万把字的短篇改成三万多字的中篇,这种事情我再也做不出来了。
在我看来,爱上写作这件事最动人的地方,是我可以无数次模拟别人的人生,体味别人的生活。我曾经在《收获》上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婚纱》,那篇小说最让我得意的是,我居然替那个人物设计了一款婚纱,从创意到画图到寻找材料到制作,最后穿在身上,很详细地正面描述整个过程,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做这个。后来我一直都比较注重细节,一篇小说一定要有很多扎实的细节,而不能仅仅用一些约定俗成的说法、一些很大众的形容词就把它敷衍过去。
我的起步算是蛮晚的,发表第一篇小说已经28岁,我觉得我是属于没有天分的那类人,但是,我不记得是谁说过,走到半路,即使有天分,也消耗得差不多了,这时候就要靠脑力和耐力。
主持人:你是从事财会工作,或者是办公室的事务性工作。后来为了写作,有一次不辞而别,一个人恨不得诗和远方,也没有和父母、单位说,只跟闺蜜透露一点行踪,然后接到单位恨不得开除的决定。
后来回来以后,也是单位相对比较宽容,只是给你调了一下岗位。八九十年代还是文学的黄金时期,各个单位对有这样才能的人是不是比较宽容?当时单位出了你这样一个文学人才,他们对你的态度是怎样的?是比较鼓励,觉得荣光,还是侧目以视,觉得耽误了工作?
姚鄂梅:没有单位会鼓励这个,人家会觉得你身在曹营心在汉,你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干私活,所以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利用业余时间,如果有什么文学活动需要请假的话,那可真是绞尽了脑汁。
至于年轻时候那些任性之举,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可能是青春期延迟了,一般人十几岁会迎来逆反期,我发育迟缓,二十多岁才开始逆反,做了很多不计后果的事。但现在我对那段时间的看法又变了,我觉得那个状态可能是我的写作准备期,内心深处的文学在觉醒,情绪在抬头,没有那一段,可能就没有后来安安静静待在家里,利用一切休息时间写东西的状态。
主持人:所以要有说走就走的勇气,才能够成就今天的姚老师。
听起来的话,要从事写作的话,任何时候都不晚。滕肖澜老师、姚鄂梅老师是从初中时候,作文异军突起,受老师重视,浓烈的兴趣,并且发表的门槛都不低,杂志社、出版社打电话等等,顺其自然往上走。
薛舒老师是30岁的时候,家业都已经有,孩子也已经有了,所以走了这条路。所以只要对生活和文学有这方面的天分和兴趣,任何时候都是开始。
薛舒老师也说到了,之前在做别的工作的时候,比如做老师的时候写作,写出来是欣喜若狂,被认可的一种喜悦。真正成了专业作家之后,成为一种职业之后,好像兴奋和痛苦的比值发生了变化。
几位老师的作品,每人都发表了几百万字,可能写的是更多的几百万字、上千万字,这么多的题材容纳了五花八门,光我看的有限的一些,天上地下,多类人的生活都有所涉及。以个人的人生经历来说,比如我从事什么职业,在什么样的家庭,本身是什么样的性格,只能接触到和我差不多,以及和我生活相距不远的人和事。你们作品中涉及那么多的人物,并且对这些人物的生活、心理,和他们命运的剖析,都非常睿智。
这些人物、故事的来源,是怎么获得的?并且怎么样转化为笔下的小说?
姚鄂梅:你不可能经历所有的人生,但这并不是说你只能写你经历过的生活,写多了之后,你慢慢会获得一种本领,你可以用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加上你所有的知识储备,去推演别人的生活。
主持人:会不会有时候这种推测也不一定是那个人的生命轨迹,更多是自我的认知和他人的生活,自我感觉是不是能够表现他们的状态?
姚鄂梅:这就是写作的动人之处,明明是我眼里的他人的生活,但读者看到的却仿佛是一个原生态的人,跟作者本人没有关系,就像我们去看木偶戏,好的木偶戏,你不会觉得这个抬手是有人在往上提线,那个踢腿是有人在往下扯线,你会觉得那是个有生命的木偶,甚至你都不会觉得他是个木偶,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人。
读者提问:之前姚老师说过,28岁在银行工作,后来去写作,银行不高兴摸鱼。还有那种叛逆期,姚老师也说感觉特别酷,也有很多题材描写人性,有些叛逆、违反常规,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
现实生活中,如果有这样的人,比如他有一种冲动,不想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想跟所有人对着干。不说他的行为是什么样,或者故事剧情怎么发展,这种人如果想做出一个选择,我们到底应不应该鼓励他有这样的选择?
姚鄂梅:顺其自然吧。打比方说这个人是你,现在不想工作,如果有人把你按在这儿,你也会不开心,效果也不会太好,好在还年轻,有机会试错,而且对错本身也是相对的。
我那个时候没有酷这个概念,那时候最多说这个人太疯狂了,就是根本不管人家的看法,说走就走,说干就干,头发一边长一边短,衣服也是怎么不严肃怎么穿,各种固执、不听话。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么一阵吧,经历过了,就风平浪静了,就踏实了。事实上,那段时期过后,我变成了一个勤奋、专注的好员工。
读者提问:你做这个选择之后,毕竟过程当中也给公司造成了影响,家人也会担心,心里会不会愧疚?
姚鄂梅:以我那时候的心智,应该想不到那么多,如果我能想到,可能就不会那么做了。
读者提问:我正好去年刚辞职,也算是顺从我的内心了,否则我会受不了,感觉人生要被毁掉,所以就去做了。
对公司还好,但是家人在过程中经历一些担忧,其实是很愧疚的,您是没考虑这个问题直接做了,我是考虑到这些问题还是做了,所以有些困扰。
姚鄂梅:不知不觉话题变沉重了呢,值得一提的是,我当时那么做,其实还是有个底线的,实在不行我回到家里,所以你也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即便所有的试错都错了,要有个可以回来的地方。
读者提问:您刚才说八九十年代是文学黄金时代,如果现在不是文学的黄金时代,那你们有没有预测下一个文学黄金时代会在什么时候?
姚鄂梅:我从没感受过什么文学的黄金时代,我是86年参加工作的,那时候我才19岁,还不算一个文学爱好者,就算80年代有过文学热,传到我那个小地方时,也已经不热了,何况那时我还是一个门外汉。所谓的黄金时代,应该是指80年代中期就已经成熟起来的一批作家们,他们那时候的确写出了很多好作品,作为90年代末才试着动笔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黄金。你若想选择这条路,就要耐得住寂寞和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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