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16

启蒙运动创造了一种坚定的历史进步的信念，甚至是世界即将发生彻底变革的乐观预测。和大多数18世纪的思想家一样，康德真诚且乐观地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世界的状况就会发生革新；虽然康德清醒地知道，变革不可能通过一场破坏性的革命一蹴而就，但他仍非常坚定地认为：只要普遍地培养起公民“运用自己理智的勇气”，“理性王国”终将在地上建成。这种启蒙时代的历史观在十九世纪传播向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明，但纷纷又在短暂的理想蜜月后瓦解。革命的洪水退潮后，留下的却是极权的淤泥。

古代的中华文明则长期坚持着历史退化的观念。无论是儒家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还是道家的“小国寡民”，中国人总是怀有对于上古时代的美好想象，羡慕一种质朴安宁的农耕生活，而对日益复杂化的世界嗤之以鼻，以“人心不古”的万能逻辑来发泄自己对身处其中的时代的愤慨。

西方漫长的中世纪中基督教末世论的观念占据了主导。真正虔诚的平信徒们对于末世审判总是怀着既恐惧又渴望的矛盾情感。自然灾害被解释为神的惩罚，或者清除罪恶的洪水，甚至是审判之日降临前的预兆。在第一个千禧年前，平信徒们坚定地相信，历史的进程必将是天主在地上的得胜，义人得救，罪人受罚。但在漫长的等待中，在一代代的信心考验后，人们再也不能抑制住自己世俗生活的愿望。

两次世界大战催生了对于“现代文明”的大规模批判。在此之后，核战争的威胁，气候变化的争论，直至如今关于人工智能的恐惧，这些没有获得证实却被认为不断迫近的威胁积累起了21世纪的恐惧情绪，人们再次普遍相信，即将发生一场历史的“断裂”。只是不同于启蒙时代，人们忧惧着一场灭顶之灾即将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