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来自地狱的心理医生

作者：Raymond Tallis

原文来源：The Raymond Tallis Reader,p.284—— p.288

这是针对伊丽莎白·卢丁内斯库(Elisabeth Roudinesco)所著《法国精神分析史，1925—1985》的一篇书评，该书由Jeffery Mehiman翻译，由Free Association Books于1990年在伦敦出版。该译本为卢丁内斯库《法国精神分析史》的第二卷也是最后一卷，原书于1986年由Edition du Seuil出版，标题为La bataille de cent ans: H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2.Tallis的评论以The Shrink from Hell为题发表于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31 October 1997, p. 20. 后世的历史学家在设法解释那些以理论之名实行的惯例化欺诈时，无疑会将法国精神分析师雅克·拉康的影响摆在中心位置。理论家们用含混而经不起推敲的思想和漫无边际又毫无证据的断言编织出属于他们的人文学之网，拉康则是当中身处心脏地带、体形最为肥硕的蜘蛛之一。许多在当代理论中具有中心地位的教条都来源于他：能指统治了所指；词语的世界创造了事物的世界；“我”是一种以从镜像到象征阶段的转变中俄狄浦斯化（Oedipalized）的协商为基础的虚构，如此等等。因此，由他的门徒来翻译这本传记的英文版就成了头等大事。阅读这本书令我备受折磨，但任何人，一旦将对文学、女性主义、自我、儿童发展、社会和生活的拉康式解读强加给学生，就都无法从这种体验中幸免。 拉康于1901年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之后受训成为一名医生。他最初受到神经学的吸引，但很快就将之抛弃，据他的传记作者（她显然十分同情拉康不人道的性格）解释，这是因为病人们遇到的问题都太过“常规”（"routine")。假如伊丽莎白·卢丁内斯库的描述准确无误，那么他肯定把他对神经病学会所做的第一次病例报告给搞砸了：他的病人，她写道，应该患有“假性延髓脊髓紊乱”(pseudobulbardisorders of the spinal cord)——这在神经学上是不可能的（卢丁内斯库在报导任何医疗错误时所采用的无辜态度，使本书对医学生来说读上去格外令人不安）。放弃神经学在事业上显然是明智之举。不幸的是，尽管缺乏成为一名差强人意的医生所必备的所有品质（仁慈、常识、谦逊、临床洞察力和坚实的知识）,拉康却并未完全放弃医学，而是仅仅放弃了它的科学基础。他选择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这样他就不必再阐释诊断，而是可以把它强加给病人。 他死死纠缠住玛格丽特·庞泰纳，一位深受幻觉困扰，并曾企图刺杀一名知名女演员的悲剧女性。根据卢丁内斯库的描述，他和玛格丽特曾有一整年的时间处于“不可分离”的状态（她受到监禁，别无选择）。他精心编造了她的故事，这个故事为他在博士论文中关于病态的灵魂的一整套理论奠定了基础。在精神分析的伟大传统中，“他只听从”，卢丁内斯库写道，“那些证实了他的假说的真理”。更确切地说，只有证实了他的假说的才是真理：在她的病例中，“他不仅投射了自己有关女性内在疯狂性的理论，还有他的幻想和对家庭的偏执”。凭借这种精神强暴，他赢得了博士学位，同时他的声誉也得以树立。在她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她仍然为他对自己的利用感到悲愤。那是有道理的：拉康的古怪理论——部分夺取自萨尔瓦多·达利——很可能导致了她的监禁时间被延长。雪上加霜的是，他“借走”了她所有的文字和摄影作品，并且拒绝归还其中的任何一件。

此后，拉康极少发表他自己的案例。他代之以回收弗洛伊德的一些著名案例，宣称要重拾弗洛伊德思想中他认为已被弗洛伊德派背弃的真理，并开始追求这一目标。没有数据的约束，他得以放飞自我，自由地发表那些大而无当、不可验证而又晦涩难解的思想——连梅兰妮·克莱因也无法理解这些太过艰涩的思想——它们使他成为国际巨星，为他的追随者所钟情，也被理论家们视为基础。尽管不熟悉其他作者的学科，他却挪用他们的学说——他常常不承认这一点——把它们混杂在一起,包装在借来的行话和含义模糊的新词里。他的教义就像是罗夏墨迹，从中可以解读出任何意义。拉康的写作风格使他的思想对批判性评价绝缘，据卢丁内斯库说，在这种风格中，“在场与缺席之间的辩证和空间与运动的逻辑交替出现”。

然而，他的教义最强有力的支柱，是围绕在他身旁的光环。拉康是位英俊的花花公子，而就像许多外表迷人的精神变态一样，他有能力命令对方付出无条件的爱。他将这种能力利用到极致，以满足他对财富、名望和性的无边胃口。他让他的门徒，那些“对他像上帝一般崇拜，并将他的学说视为圣经”的人， 时刻处于被逐出门户的恐惧当中：拉康的缺席是一场本体论灾难，其严重程度等同于上帝的缺席。任何被大师的咒语迷住的人都将他们的批判意识弃置一旁。

他说自己被敌人包围，不得不和他们斗争，以此为自己的知识恐怖主义辩护。有一伙敌人他明显没有与之斗争，那就是二战期间的德国占领军。尽管留在了法国，他还是要求自己的生活绝对安全和绝对舒适。据一位名为Jean Bernier的仰慕者称，他认为，“历史强迫着他去面对的事件不该对他的生活方式造成任何影响，这也是一个卓越的头脑所应得的”。作为一名医生，他拥有许多特权，也充分地利用了它们。因而他一生中的重大战役都发生在和平时期，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同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IPA）的斗争，最终他于1963年被该协会除名。

拉康将这次决裂描绘为守旧派和以他自己为代表的进步的、真正的弗洛伊德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的结果。实际上这和他的贪婪有关。他需要将他的接待人数最大化，以资助他奢靡的生活（他去世时是千万富翁）。他把访谈（session）缩短至10分钟，而未按比例减少收费。不幸的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将访谈的最短时长设定为50分钟。于是拉康受到了IPA的再三警告。根据卢丁内斯库的描述，他数次在巴黎精神分析协会（Societe Psychanalytique de Paris）发表演说，辩称时长更短的访谈能让病人心里产生一种有益的失落感和疏离感，“使共情关系转变为一种辩证法”和“再生的无意识欲望”。此外，他还就自己访谈的时长对IPA说谎。尽管采用了这种双重保险的办法，他还是被踢出局。

面对收入的损失，他成立了属于他自己的法国精神分析学派，对它握有绝对的权力。它的工作，卢丁内斯库说，“关注于欲望、移情和爱，而这一切又都关注于拉康本人。”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缩短他的访谈时长并抬高价格。即便已经约定了一两分钟访谈，他也会一边做着分析，一边和他的裁缝、修脚师和理发师见面。在最后几年里，访谈时长的缩短终于抵达了它既定的终点，即“无访谈”（non-session），在“无访谈”中，“病人既不被允许说话，也不被允许不说话",而拉康则“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沉默上”。有了“无访谈”的帮助，在他生命的倒数第二年里，他平均每天接诊了80名病人。由于被痴呆解除了拘束，他在访谈中会放纵自己的坏脾气、冲病人发火，偶尔还会殴打他们或拉扯他们的头发，因此，无访谈或许可被算作是一种改进。

他的行医风格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完全可想而知：他的咨询者自杀的频率足以使任何一个自信心不那么坚固的人感到惊恐。他声称这是由他接手的病例的严重性造成的，但这也可能和他会任意地开始和停止分析，并且偶尔不事先告知便抛弃已受他“照料”多年的人的作风有关。杰出的人类学家路西安·塞巴格（Lucien Sebag）在突然被停止治疗后，于32岁时自杀——因为拉康想和他那十来岁的女儿睡觉。拉康博士并非总是被这种精致的道德顾虑所拘束。他频繁地从他训练的分析师（她们特别容易成为受害者，因为她们得仰赖他才能获准成为拉康派分析师）和他的分析对象中挑选情人。卢丁内斯库指出，拉康在咨询室里从未追求过身体方面的事务。人们怀疑，考虑到分析师躺椅的设计，造成这种情况的的限制是力学上的，而非伦理上的。

基于“我欲明，故我信”（credo ut intelligam）的原则，他的门徒们始终相信着他，甚至在他晚年明显罹患多发性梗塞痴呆症时也是如此。他开始执迷于一个被称作“博罗米恩结”的数学图形，他在这个图形中看到通往无意识、性欲和人类本体境况的关键。他在冗长的研讨会上提出的类数学（ quasi-mathematical）的、伪逻辑（pseudological）的幻想——拉康学派拜运输机教科学（ cargo cult science）的顶点——令无力理解它们的集会徒众深感痛苦。他们觉得自己配不上大师。甚至他由小中风导致的失语症发作也被视作“诠释”，在技术上意味着正在表达“被分析者言行的潜在意义”。当他最终失聪，而他的反应和对他说的话也愈发失去关联时，他的追随者为他言行中的意义展开了经久不息的争论。即便当拉康的思维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里变得完全空白时，他依然被邀请至会议，来“为他名下的事业正名”，而”乐于听取建议的人们，听到了他在通过自己的沉默诉说”。

当他于1981年去世时，他的门徒之间爆发了全面战争。十年间，有34所协会宣称自己是雅克·拉康真正精神的唯一代表及其知识财产的唯一继承者。即便是在他去世15年后的现在，这位非凡的骗子依然能够收取弱势者和轻信者的崇拜。卢丁内斯库，尽管举出了足以让拉康吊死十次的污点，似乎因为他作为一名医生和思想家的”天才智慧“而原谅了他的一切。并且她也没有质疑他的任何基本观点，尽管她在这本长达500页的书中既不屑于以连贯的方式对它们加以诠释，也没有为它们提供任何证据：决裂、不和及它们的影响已让她忙到不可开交。是拉康宣布了这些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教义，这显然便足以证明它们是真理。

他的疯狂遗产，也在他对病人们、同事们、情人们、妻子们、孩子们、出版商们、编辑们和反对者们实施伤害的地方之外的远方继续焕发生机。他的反对者们来自文学系，而今他们的同僚甚至开始尝试或者假装理解他那毫无根据的箴言式学说，并强迫迷惑不解的学生们接受它们。阿莱斯特·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20世纪最像拉康的思想家，在死后就没这种好运。

拉康派也许会辩解道，对拉康生平的揭露无损于《选集》（Ecrits）的伟大光荣。对于大师的思想，应当根据其自身的品质做出评判。然而，在缺乏任何逻辑基础或实证证据的情况下，思想的权威性几乎完全来源于人的权威性。于是乎，“拉康是一位来自地狱的心理医生”这一发现就不能说是毫不相关的了。那些毫无辨识力、分不清黄油和人造黄油的老师们，强迫学生们理解他的胡言乱语并为之编造意义，卢丁内斯库的这本传记结果便成为了一部为学生而颁布的解放法案。这份解放法案，由于出自一位门徒之手，因而一定程度上并非出于自愿，也就愈发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