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哈贝马斯对于现代性的诊断与批判

现代性的根本困境

“现代”是在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中诞生的一种崭新的时代意识：“现代”是前行的、向未来开启的时间概念，是对过去的断裂与克服。这种新的时代意识具有高度的“自我敏感”，面对着不断的“自我确证”的要求，因为“现代不能或不愿再从其它时代样本那里借用其发展趋向的准则，而必须自力更生，自己替自己制定规范”。所谓“自我依据性”（self-groundedness）成为哈贝马斯把握现代性的关键问题意识：“现代”如何能够在脱离了传统与必然的规约之后“自力更生”地为自己创造出规范呢？黑格尔发现，现代性所依据的是“主体性原则”，这包括以“自由”和“反思”为核心的个人主义、批判的权利、行动自由以及用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是贯彻主体性原则的主要历史事件。在哲学上，主体性原则突出地表现为康德通过“先验反思”而高扬理性的批判哲学。这种批判将文化价值领域分裂为科学、道德和艺术等不同的领域，并以先验反思担当这些领域的“最高审判官”。 现代性试图依据主体性原则来为自己确定规范，获得自我确证。但问题是，“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能否产生出这样的标准，它既是从现代世界中抽取出来的，同时又引导人们去认识现代世界，即它同样也适用于批判自身内部发生了分裂的现代。”通过对启蒙时代的诊断，黑格尔发现了（康德没有意识到的）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它虽然生成了自由的主体和反思文化，“但它并不能利用理性来复兴宗教的统一力量”。一方面，主体自由的形成以及自主的反思瓦解了宗教的统一权力；另一方面，现代性打破了生命的和谐，将理性与宗教并驾齐驱，导致了知识与信仰的分裂，使整个生活系统陷于分裂状态，“而这一点又是启蒙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因此，现代性的根本困境就是源自“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片面性。这种挣脱了传统规约的、自作主张的、自力更生的主体性原则导致了分裂与异化。这是黑格尔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至今仍然面对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黑格尔的同时代人。

对于现代性批判思路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给批判理论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寻求从奴役人类的一切环境中解放人类。”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理论来源之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规律，主张通过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解放无产阶级，从而达到解放全人类的目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继承马克思的这一社会批判传统，但他们认为，人之受奴役不仅在于经济体制的问题，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的异化。他们从马克斯·韦伯有关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趋势的理论中获得启发，认为“合理化”导致“工具理性”的泛滥，把追求物质利益和经济效益当作最高目的，这不仅造成“劳动的异化”，使劳动失去了创造性，成为简单的重复，而且造成人的意识的异化，使人成为单向度发展的人。为克服这种异化，他们认为等待生产力的发展无济于事。因为，为提高生产效率所推动的生产关系“合理化”和社会组织“科层化”只会加速人的异化。为此，他们反对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反对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等同于实证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观，而提倡意识形态的批评，希望通过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来克服异化。

哈贝马斯认为，批判实证主义和工具理性固然重要，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它们的批判却使自己又回到了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意识哲学的路线上去。他们为克服异化，强调人原本是自主、积极、能动的，这种自主性、积极性和能动性在于人的主体意识。人能通过自己内在的理性认识什么是真正合理的社会，而不被外在的生产和经济体制中发生的所谓“合理化”即实质物化的趋势牵着鼻子走。哈贝马斯认为，这条意识哲学的路线经维特根斯坦等当代哲学家的批评，已经式微。因为不可能存在脱离生活形式的语言，也不可能存在脱离语言的理性的思想意识。所谓本真的人性、绝对自主的意识和形而上学的理性，都是不存在的。人的理性实际上是在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的过程中发展的。现代社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的功能主义的“合理化”趋势，导致把工具理性当作唯一的理性，挤压了交往理性，弱化了人们在生活世界和公共领域中对有关人生的目的和价值问题的关注和交流。因此，物化问题不能单靠意识形态的批判来解决，而必须结合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通过健全公共领域中的“程序民主”和发扬“协商伦理”的方式来解决。

与生活世界相反，功能化和系统化的社会机制是高度专业化的。哈贝马斯写道：“这种系统机制操控继续依赖于规范和价值的社会交际，即，按照韦伯的诊断，那个目的理性的经济和管理行为的系统已经凌驾于它的道德—实践的基础而自立。”在这种系统机制中，把追求物质利益、经济效益和社会地位当作目标。可以说，这种社会机制是通过货币和权力来编码的，人在这种社会机制中成为货币和权力的筹码。人一方面追求货币和权力，另一方面又屈从于货币和权力。社会生产高度分工，社会组织高度职能化，国家通过法治和税收等手段对社会加以有效控制。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社会经工具理性的谋划达到高度“合理化”。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老一代的理论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批判的社会的合理化所导致的人的物化。

哈贝马斯研究生活世界是为了克服工具理性所造成的物化。现代社会机制沿着工具理性的路线越走越远，它在功能上越是合理化，就越挤压了生活世界，侵入了生活世界，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家庭成为抚养劳动力的场所，教育成为培养专业技能的场所，媒体成为推销商品的场所，朋友聚会成为谋取权力的场所。在生活世界中本来孕育的亲情、友情、互助、团结消失不见了，对生活意义的关怀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都被工具理性排挤出去了。人互相不把对方当作自身具有价值的目的看待，而是当作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看待。

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本来应是交往理性的用武之地。由于现代社会人们过分看重经济活动和管理体系的合理化，忽视了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导致生活世界本来可以发挥的有益功能丧失了。只有使交往理性重新在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才能克服社会机制的合理化带来的社会生活的物化问题。哈贝马斯并不一味地反对工具理性和社会机制的合理化，但他认为理性是双重的，理性包括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直到现在为止的现代化的失误与其说在于工具理性的发展和社会机制的合理化，不如说在于它的偏废，在于它压抑了交往理性，忽视了生活世界合理化的要求。只有当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和社会机制的合理化都得到充分发展并使工具理性真正为人的完美生活服务时，我们才会有健全的社会和健全的人。因此，现代化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拾遗

海德格尔哲学进路

哈贝马斯认为，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同样针对着“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但其独特性在于把现代的主体统治放在形而上学内部的历史中考察。整个形而上学的历史造就了一种对“存在”的特定理解，而现代性正是建立在这种理解之中——“我们所说的现代……其自我规定性在于，人成为存在者的中心和尺度。人成了决定一切存在者的主体，也就是说，人成了决定现代一切对象化和想象力的主体。”正是这种对存在的理解驱使着现代性演变为无限扩张的对自然和社会的对象化过程的支配力量。海德格尔的批判包含着所谓“本体论的转向”——将主体哲学的根源归结为对存在的特定理解，而其批判的标准建立在“本体论的差异观念”之上，也就是海德格尔反复强调的所谓“存在者”与“总是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之间的区分，由此“本真的此在”被赋予了潜在的规范意义，并诉诸一个形而上学的“终结”概念。整个形而上学从开端到终结的历史是“存在者被存在所遗弃”的历史，是“远离诸神的黑暗之夜”。从笛卡儿直到尼采，对存在的那种现代的理解被推向极端，也预示了其终结。这种终结是复归“本源”，也是一个“新的开端”的标志，是对形而上学的最终克服，抵达存在的澄明境界。

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批判

哈贝马斯不同意“存在者”与“存在”之间这种假想性的本体论差异。虽然它似乎提供了对主体哲学的批判规范，而且海德格尔声称“存在着一种比抽象思想更为严格的思想”，但仍然受制于自身先验的“内在主义”视角而无法提供一种超越了自我反思的认识能力。后期的海德格尔试图对“更严格的思想”提出清晰的哲学说明，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发展为一种本体论阐释学，用“世界概念”来批判意识哲学。但他错过了（本来有可能开创的）从语言主体间性来把握“共在”的路径，却转而专注于通过（唯我论意义上的）此在的自身根据来理解世界——“此在只有从在存在中为自己建基的范围中为世界建基”。这就把世界的构建和维持追溯到筹划世界的此在的创造性，也就是追溯到先验主体创造性活动的等价物那里。由此，海德格尔回到了“从自我捍卫意志的主体性角度来把世界理解为一个过程”。这种试图在“存在的超越性敞开过程”中落实“此在的本真全能”的努力，反而重新陷入了主体哲学的怪圈。在哈贝马斯看来，海德格尔把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转换成本体论问题，并没有摆脱传统的理论立场。“对存在的沉思回忆”最终是在否定意义上坚持了意识哲学的基础主义，却“只能通过挖掘更深的基础——因而也就不稳定了——来反对基础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的天命观念仍然和它通过抽象而否定的对立面联系在一起。海德格尔超越了意识哲学的视界，却停留在了其阴影之中”。

现象学进路

胡塞尔研究生活世界，最终目的还是回到先验意识中去。因为在他看来，生活世界离人的主体近，客观的科学离人的主体远，在生活世界之后还有一个比生活世界更基本的先验意识的世界。客观的科学起源于生活世界中的人的构成活动，而生活世界中人的构成活动归根结底来自先验意识的构成活动，因此，研究生活世界就成为实现现象学还原的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