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 | 反对景观统治的地理心理学与革命游戏——情境主义国际思潮研究
反对景观统治的地理心理学与革命游戏
——情境主义国际思潮研究
张一兵
作者简介：张异宾(笔名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摘要］资产阶级消费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城市商业化空间结构作为一种客观的地理场境，在日常生活中塑形了人们被动适应景观支配时的单一欲望——消费情感构境。心理地理学就是要打破这种由物性建筑和功能区域场境支配的结构，以及这种物性结构在日常生活场境中塑形的奴役性空间和拜物教心理构境。在主体自身的情境建构实践活动中，也必须通过艺术手段不断地发明新的革命性游戏，其目的在于反讽性地打破资产阶级“一切向钱看”的商业法则。
［关键词］情境主义国际；地理心理学；场境存在；革命性游戏情境主义国际①是20世纪中后期欧洲非常重要的一波先锋艺术思潮，不同于通常的前卫艺术实践，它最显著的特点是决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左翼激进性质。1968年在法国的“红色五月风暴”中，作为一种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艺术观念，情境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一起在西方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第一次成为新型“文化革命”的战斗旗帜。这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逻辑盲区。在这里，本文重点讨论情境主义国际打破资产阶级都市奴役结构的心理地理学和革命的游戏。
本节注释：
①情境主义国际是法国当代左翼先锋艺术运动。1957年，由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1931—1994）发起，包豪斯运动、字母主义国际、伦敦心理地理学协会合并共同创建了情境主义国际。他们继承了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那种以先锋派艺术的方式反抗或改造异化了的西方社会现实的传统，提出今天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不再是传统的政治斗争和反抗，而转换为存在瞬间艺术化的“日常生活的革命”；扬弃异化和反对拜物教变成了艺术家的“漂移”行走实验和心理学意义上的观念“异轨”。这种文化革命的本质就是建构所谓积极本真的生存情境，情境主义也由此得名。情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德波，还有切奇格洛夫（常用名伊万）（Ivan Chtcheglov）、伯恩施坦（Michèle Bernstein）、约恩（Asger Jorn）、瓦内格姆（Raoul Vaneigem）等人。重要的理论文本有德波的《景观社会》（1967）和瓦内格姆的《日常生活的革命》（1967）等。
01
在1957年写下的《如果愿意成为情境主义者，就再试一次》一文中，德波在谈及如何打碎资产阶级传统文化的时候表示：“我们应该走向当下文化的彼岸，通过能够对现存领域的批判，通过将它们统一整合到统一的时—空建构之中，即情境（指环境和游戏行为）的动态体系，这将会实现形式和内容的内部统一。”〔1〕这里对革命情境统一时—空建构的具体说明，正好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整体都市主义客体向度的环境（氛围），二是作为主体向度的行为。前者的基础是心理地理学，后者的精神是游戏。这正是我们此处将要讨论的对象。
第一个方面，是作为整体都市主义的革命实验思想基础的心理地理学（psychogéographie）。这算是一个学科创新。通常，我们可以理解研究人们的主观心理情感现象的心理科学和探索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现象的地理科学，但很难理解主观心理＋客观地理的学问。依情境主义国际艺术家们的解释，心理地理学的概念从思想渊源上可溯至19世纪英国小说家昆西（Thomas de Quincey）。昆西在其1821年出版的小说《一个鸦片吸食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中提出的“西北巷”（Northwest Passage）中，第一次将主观的心理与客观的地理两个维度糅合在一起。1957年，德波在《心理地理威尼斯》一文中直接援引了昆西的故事。当然，情境主义国际的心理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不是传统地理学中的自然物性实存，当然也不是关于人的心理现象和昆西小说中的文学臆想，而是将整体都市主义艺术实验中的情境建构，具体到微观的日常生活的城市空间中。在这个意义上，当考夫曼将心理地理学称为“把诗歌引进一种街道、城市的生活经验。心理地理学存在于对都市环境的情感变体的实验中，一种通过在城市四处行走进行系统探索的直接美学体验”〔2〕时，他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诗歌是对革命艺术情境的隐喻，心理地理学是将革命情境建构引入城市生活场境的不同的生命美学体验。
早在1954年写下的《图像与形式》一文中，约恩就在批判功能主义时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实验心理学的生活空间中的心理构境问题，并且仔细分析了建筑等环境带来的心理学功效。这里的心理学功效，正是前述情境主义国际在批判资产阶级都市主义时提及的日常生活中微观氛围的主观构境。约恩认为，这是所有日常生活革命中最关键的层面，因为创造一个建筑意味着建构一种氛围、固定一种生活模式（architecture signifie construire une ambiance et fixer un mode de vie）。在他看来，建筑师只是通过材料塑形房屋和构筑道路，但无形中生成的建筑空间中的行动功能句法却在人们的生活中形成一种看不见的客观场境氛围和特殊的主观心理构境，恰恰是这种随着日常生活场境的发生建构起来的无形氛围构筑起特定的生活方式。〔3〕这是笔者极为赞成的“生活场境论”。
这应该是约恩对1937年前后他跟随资产阶级功能主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学习和实践的反思。在此时，约恩已经意识到，老师柯布西耶的“功能主义（fonctionnalisme）声称，房间是用来居住的机器，厨房是死亡的机器。而这种说法是来自于它的真理。功能主义者创造了对结构和功能的理性分析，他们把形式归结为满足我们需要的最经济的方式，他们因此创造出了对客体和工具的理解”〔4〕。
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建筑学中的表现，也是后来塔夫里重点研究和阐释的问题。柯布西耶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用功能主义的范式建造和塑形起来的都市空间，必定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最经济的方式。然而，资产阶级的“功能主义者，忽略了心理氛围的功能。咖啡馆对人们的健康毫无用处，但是却具有重要的心理价值……住所的外部空间也不应该只反映内部，而是应该建构起能够刺激观察者的诗性感官的来源”〔5〕。这是一段十分有趣的评论。咖啡店作为一幢建筑，它虽然向消费者提供可见的物性的咖啡等饮品，但它更重要的功能却不是喝咖啡的场所，而是人们建立的一个心理交流的空间，在功能主义看到咖啡店的经济功能的地方，约恩让我们更关注这一特殊建筑空间中发生的客观交往和主观心理情境（氛围）。并且，这是德波等情境主义国际艺术家们批判景观意识形态和革命艺术建构诗意情境的入口。其实，从约恩的分析中，我们可初步意会心理地理学的构境意向：在一个特定的物性地理环境中由人的生存活动建构起来的心理场境。这正是我们前面刚刚讨论的整体都市主义实践的思想基础。在前面我们讨论整体都市主义时论及的资本主义现代城市中的商业中心和摩天大楼，不仅是可见的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活动的场所，而且其更重要的作用是在客观场境中同时布展意识形态的主观心理格式塔。在你走进老佛爷或者其他一线品牌商店时，买东西往往是次要的，真正发生作用的是资产阶级消费意识形态所需要的欲望生产，它直接表现为对奢侈品背后的“幸福生活”的无穷羡慕伪境。后来瓦内格姆甚至指认了“我羡慕故我在”（J'envie， donc j'existe）的生存格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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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恩的上述观点，很快得到了德波的响应。在1955年的《都市地理学导论》一文中，德波就讨论了这个不同于通常地理学的心理地理学新概念。他说：“地理学处理一般自然力量的决定作用，如土壤构成或气候条件对一个社会经济赋型的影响，对这样一个社会所拥有的这个世界相关概念的影响等。心理地理学可以独自地建立对地理环境特殊影响和准确规律的研究，这一地理环境可能是有意组织的也可能不是，并研究个体对此的感情和行为的活动。”〔7〕准确地说，这里的心理地理学并非真的是研究自然环境的地理，不会考虑土壤等客观自然条件对经济赋型的直接影响，而是将地理学构式挪移到城市生活的建筑地理环境和场境空间中，特别是关注与人的行为互动同时发生的特殊情感和心理的微观场境氛围。在德波他们看来，资产阶级消费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城市商业化空间结构，如果作为一种客观地理场境存在，无形地在日常生活中塑形了人们被动适应景观支配时的“单一情感”（sentiment simple）构境。因为，资产阶级建造的现代城市建筑与街道等“环境可能结合的多样性，类似于在无限多的混合剂中的纯粹化学制品的混合，它引起的感情像能够唤醒的景观的任何其他形式一样既分化又合成”〔8〕。资本主义现代化城市商业中心的展示—销售建筑群落和街道，会引起置身其中的消费者在情感上的欲望冲动，如约恩所说，创造一个建筑意味着建构一种氛围并且固定一种生活模式。这就是物性景观生产和控制的场境的秘密。这里的物性景观，是笔者对心理地理学批判构境的一种概括，它的意义是区别于德波通常使用的视觉场境中的影像景观。在一定意义上，因为在建筑和其他物性设施中行走和居住而生成的微观支配氛围，其无形的统治作用可能会超出直接的视像景观。其实到这里，前面对我们来说十分陌生的微观氛围的概念背后的构境意向逐渐清晰起来了。对此，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由城市建筑中的单元住房和公共交通工具建立起来的劳作循环时空场境，它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支配和奴役人们的地理和心理场境。这种年复一年的生活运转意味着一种无法改变的客观地理环境和心理构境，它暗示：这就是你的命运和生活。二是当人们走在刻意营造起来的商业街道、商店和大型购物中心时，平面媒体或电视画面的景观直接由奢侈品实物和线条优美的模特现场展示，你可以通过直接视觉甚至远距离触摸来实现与欲望对象的对接，即便大多数人根本买不起那些一线品牌的奢侈品，也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占有的欲望和财富至上的情感心理氛围。在今天，这种商业化的心理地理氛围则是由电子商业网站来构序的。比如，如果人们在某商业网站上购买口罩，第二天打开电脑时虽然他没有点击商业网站，但电脑屏幕四周全是推荐各种口罩的图片和介绍。在一些商业网站上，人们已经可以不进商店，用电子模拟的方式试穿自己想要的衣服。资本通过网络信息手段，已经实现了对人的消费心理氛围的超真实构序。金钱化的心理地理已经转换为每秒30万公里速度抵达的电子心理地理氛围赋型。在情境主义国际的艺术家们看来，这正是资产阶级通过建筑物性景观制造出来的奴役性心理。当然，这也是心理地理学革命的对象。整体都市主义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物性建筑和功能区域场境的支配结构，以及这种物性结构在日常生活场境中塑形起来的奴役性空间和拜物教心理，它会通过新的建筑和城市功能区划改变资产阶级的交易关系场，这就是心理地理学指导下发生的革命。
在1957年的《关于情境构建以及情境主义国际倾向的组织和行动之条件的报告》中，德波分析说：“心理地理学研究——对地理环境确切法则和具体效果的研究——无论是否有意组织的，都直接作用于个体的情感行为，因此都会具有双重意义：对今日城市地区的积极观察以及建立在一个情境主义城市结构之上的假定。”〔9〕这就是说，心理地理学的真正焦点是透过物性建筑空间找到资本通过物性景观支配人的情感的生活细节，从而让革命的整体都市主义落到日常生活场境空间的真实改变上，真正作用于个体日常生活的主观情感的心理构境。
1957年，在创立情境主义国际之前，约恩与德波二人在24小时内结合报纸拼贴、文字、墨水和不同颜色的泼迹等方式共同创作了“哥本哈根的终结”（Fin de Copenhague）。据说，这是破境资产阶级景观控制下的日常生活场境、再构这个城市的革命性心理地理漂移路线图。德波和约恩不是回溯革命历史，而是展望革命的前景。在他们制作的终结资产阶级的哥本哈根城市新蓝图中，情境主义所主张的心理地理学就是要彻底消除那些按照消费意识形态逻辑预先设定好的城市建筑设计和功能区域划分，通过构建新型的建筑和功能性活动场境，突显一种革命的他性空间。在其中，金钱化的物性景观控制失效了，革命的他性空间让“人们丢掉了他们的关系，丢掉了他们的工作和娱乐活动，丢掉了惯常行动的所有动机，任由自己被所遭遇的场所吸引”〔10〕。我们前面提到的无产阶级日复一日的劳作空间和围绕商业利益建构起来的摩天大楼都会“终结”，而这个真正为了每个人自由生活的新型的建筑——功能活动场所——就会构序出情境建构的新型心理氛围。德波甚至具体地解释说：“这种新建筑（nouvelle architecture）将不会——在今天的‘抒情抽象’绘画使用这些词语的意义上——首先对自由、诗性的线条和形式产生影响，而是会对房间、走廊、街道的艺术氛围效果产生影响，也就是与它们所包含的行为相联系的氛围。建筑必须将令人动情的情境当作主题，而不是将令人动情的形式当作用于创作的素材。”〔11〕
可以看到，德波这里所讲的情境建构中的新建筑不是形式上现代化的房屋或者街道，此处的“建筑必须将令人动情的情境当作其主题”，指的是在日常生活功能上解构资产阶级交易结构、塑形全新的自由生活的艺术氛围和心理构境的建筑，这是资本主义物性都市化中的重新整体性革命。德波甚至提出，要建立拒斥资产阶级旧都市商业规则的“情境主义城市结构”（structure d’une ville situationniste），这当然就是革命的整体都市主义了。遗憾的是，德波和约恩的心理地理学实验只是停留在美术革命和热烈的学术研讨之中，他们无法真的去炸毁资产阶级的高楼大厦，并且也没有钱去实际建造体现革命情境和反商业心理地理学的城市空间。1971年，约恩在意大利的阿尔比索拉建造了一个建筑综合体，他改造了老式建筑，在原有的房屋空间中加入了各种艺术雕塑和绘画元素，把传统功能性的楼梯改成不规则的样式，房间内种植了树木和不同的断壁残垣，以建构一种打破都市主义的商业凝固空间结构的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的空间。然而，这只是一个展示物，而并非真的改变了资产阶级的都市主义关系。
03
第二个方面，作为整体都市主义革命主体实践活动本质的游戏精神。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来解释游戏、狂欢和节日为什么成为情境主义国际的革命手段了。早在字母主义国际的艺术实践中，德波等人就提出过：“建构情境将会是在持续地实践一场被特意选择的伟大的游戏。”〔12〕革命成了游戏，这可能是听惯了有断头台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一声炮响的“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常不能理解的。也许，在突然面对游戏般狂欢的“红色五月风暴”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必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对此，我们来作些具体的分析。
对于情境主义国际来说，除去在建筑和生活环境实践中的努力，即让建筑本身成为实现革命情境建构功能和心理构境的物质构序载体，也要在主体自身的情境建构实践活动中通过艺术手段不断地发明新的革命游戏，目的在于反讽性地打破资产阶级“一切向钱看”的商业法则。这里的“游戏”，显然不是日常生活中孩子间的玩耍或成人的商业游戏，而是作为一种革命存在论变革的情境建构的大写游戏。这应是前述先锋艺术实践中那种非政治祛序的“捣乱”的另一种精神升华，与反熵式的行为艺术不同的是，游戏本身也是构序的，只是这种游戏规则的构序是临时的和无功利的秩序。
应该说，情境主义的观点自然受到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Homo Ludens，1938）的影响。在《游戏的人》一书中，赫伊津哈讨论了无功利的游戏先于社会文化秩序的历史现象，以及游戏高于功利性生存的存在论意义。①与动物的自由玩耍不同，作为人的本质属性，放松身心的游戏也是一种负熵的构序过程，但与通常社会生活中的构序和构式不同，游戏的负熵是人自由的创造性的场境活动，游戏的本质是一种自由生命释放的诗意情境。所以，它可以通过游戏中非功利的活动实现一种暂时的、有限的完美，打破世俗功利的竞争秩序。这很像莫斯—巴塔耶对世俗事物和圣性事物的划分，只是用游戏的自由状态代替了神性空间。游戏的构序并不对象化为客观存在的实际改变，这种主体活动不像劳动生产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活动，它没有任何物性的实得，却在一种自由的创造性场境活动和非支配的主体际关系中，让人的存在面向神性。这是因为暂时建立的纯粹游戏构序和主体际关系消除了交换价值，实现了人对人的真诚和直接关联，达到了生活本身的本真共在意义。这种摆脱功利关系的超越性的游戏精神，正是情境主义国际建构革命情境的方向。笔者注意到，列菲伏尔的不少观点也受到《游戏的人》一书的影响。早在1955年，德波在《建筑与游戏》一文中就指出：“赫伊津哈认为能够和‘日常的生活’（其特征是责任感）相对抗的就是游戏活动的临时和自由的领域，我们也认为，这是唯一可能的真正的生活……我们现在的行为都是在尽力创造有利于这一游戏的自由领域全面发展的条件。现在我们必须做的就是，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后者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任意习惯。”〔13〕
显然，赫伊津哈的游戏本体论观念是情境主义国际的游戏概念的重要思想缘起。游戏不同于资产阶级日常生活中的由商业价值构式起来的凝固规则，它往往是在交换原则之外建立起的临时的、自由的活动时空和革命情境，这种没有铜臭味的游戏精神正是情境主义国际的革命艺术家们所向往的唯一可能的、真正的生活。
在后来《“游戏”的情境主义定义》一文中，德波进一步分析说，革命的游戏正是为了摆脱资产阶级那种为了占有所有物的紧张关系。游戏情境中没有任何不变的所有关系，没有商业活动的功利目的，在对象化的资本构式中，人在占有物性财富的同时，也被物所占有，游戏的可贵之处之一就在于它没有任何粘黏物，没有刚性的外部资本逻辑筑模，它只是临时发生的非及物性的场境活动，游戏开心地发生了，这种富有神性的场境存在也会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情境主义国际建构的“‘游戏’的新阶段，应该是以竞争的所有元素的消失为标志”〔14〕。情境主义国际关于游戏的新定义，明确地是以消除资产阶级商业竞争构式，建设一种临时性的、自由的流动式生命状态为目标的。这一观点后来影响到阿克塞洛斯。1969年，也是“红色五月风暴”爆发的第二年，他出版了《游戏的世界》一书。
本节注释：
①参见〔荷〕胡伊青加：《人：游戏者》，成穷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04
第一，在情境主义国际的艺术家眼中，革命的游戏恰恰是打破资产阶级商业化的日常生活规则的重要祛序手段。一是在游戏状态中，资产阶级的经济交换原则和拜物教魔咒——每天沉浸于巨大的经济怪物构序起来的花花绿绿的商品和财富世界，所有人都被锚定在物性的占有关系之中，人的劳作是依资本赚钱节奏发生的异化场境——失效了，而当人们通过进入游戏的临时和自由的领域，就会彻底摆脱景观制造的商业场境和拜物教心理构境的支配，在一种非及物的、非占有的、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情境中建构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的生活。当然，就像不能将德波的“永不工作”当作真不去做事一样，这并不是说要让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变成游戏，而是要用游戏的自由、临时性的解放状态去破除金钱逻辑下异化场境中的日常生活。二是游戏的自由竞技精神将打破资本主义社会中相残的商业竞争法则。在资产阶级的商品市场王国中，人从一清早起床就开始算计物，在“他人对我即是地狱”的信条中，梦想在商业交换链中大鱼吃小鱼式地从底层拼到高层，从一无所有到成为亿万富翁。金钱的逻辑构式是经济动物式的厮杀。而情境主义国际所主张的游戏情境，就是要让人从紧张的“狼群”争斗中逃离出来，在金钱关系失效的临时游戏规则下，使人复归人性的善良友好，共同创造无功利的自由天堂。所以，我们在情境主义那里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竞争的元素应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关于游戏的、更加集体性的概念——共同创造嬉戏的环境。我们应该要超越一种根本的区分，那就是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区别，把游戏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和暂时的例外。赫伊津哈写道，‘在世界的不完美和生活的混合中，实现了一种暂时的、有限制的完美。’日常生活——此时其前提条件是维系生存的问题——可以被理性地支配，这种可能性处于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冲突的中心，游戏——和有界限的嬉戏时间和空间彻底断裂的游戏——应该占据整个生活。这种完美不应该被终结，除非是这种完美代表了与生活相反的、静止的建构。可是，我们能够建议将生命的最美丽的混合推至它的完美。”〔15〕
在资产阶级的金钱世界中，大鱼吃小鱼的效用性的竞争法则成了塑形人们日常生活场境和主观心理构境的唯一通道，这是情境主义艺术家们深恶痛绝的。时间就是金钱，活着就是为了发财，这是一种不完美的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世界，而情境主义的艺术家们则主张，必须创造一种打破适者生存的竞争性金钱逻辑的游戏，在完美的游戏的生存场境中重新赋型和建构艺术的完美生活情境。这当然是浪漫主义的幻想。现实中的资产阶级的世界是无法用游戏摧毁的。然而，情境主义国际的艺术家们坚持认为，“情境主义国际界定的情境，只可能构建在物质和精神富足的基础之上。这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说，用于情境构建的纲要必须是革命先锋派的游戏，严肃的游戏不可能为那些人而存在，他们在某些点上顺从于政治被动性、形而上学绝望甚或艺术创造力的纯粹和老练的缺席。情境构建是一个社会的终极目的和基本模型，自由和试验性的行为模式将会风行于这个社会”〔16〕。
其实，面对一本正经的资产阶级金钱法则，艺术先锋派总是以游戏来挑战和打破，这是自达达主义开始的前卫艺术精神的本质，约恩等眼镜蛇运动中的艺术家们的美术作品也都彰显着孩子般的游戏反叛精神。而在革命的情境主义国际的艺术家这里，严肃的游戏已经成了先锋艺术实践中革命的游戏，它不是单纯的自娱自乐或者反熵性的“捣乱”以破除商品市场的经济魔咒，还要彻底改变资产阶级在民主自由的骗局中构建的政治被动性和存在论的“形而上学绝望”，情境建构本身就是要构建一个自由的试验性的嬉戏行为筑模。在后来的漂移实验中，我们不难看到这种革命的游戏精神。
应该说，情境主义国际的这种革命游戏精神极深地影响了后来的“红色五月风暴”，左派学生和工人上街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中断资产阶级的劳作法则和由景观支配的日常生活场境，革命的游戏精神体现在整个反抗资产阶级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动乱”之中。相比于传统的社会革命，它更像是一次节日和狂欢。在1965年德波写下的《景观——商品经济的没落和崩溃》一文中，他这样称赞美国洛杉矶造反的黑人：“洛杉矶的黑人反抗事件，是在反抗商品，反抗商品和服从于商品规则的、被等级制划分的劳动者——消费者。”在这种狂欢式的运动中，“真正的欲望就开始在节日的庆祝中、在游戏的自我肯定中、在毁灭的冬宴中展现出来。摧毁了商品的人，才展示出了人对商品的优越性，而不是被禁锢在抽象的形式之中的囚徒”〔17〕。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节日和狂欢的场境中，日常生活也是被突然中断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等级结构和权威关系也会在狂欢活动的情境中被中止。所以，德波才会认为，美国黑人的反抗事件的本质正是摧毁资本主义的商业法则，通过游戏中的自我肯定，在像原始部族生活中非价值的冬宴一样，把资产阶级的财富视作粪土，在狂欢般的游戏和节日情境中，实现生命真正的欲望。而在1969年总结“红色五月风暴”经验的《一个时代的开端》中，德波则热情地歌颂学生和工人们，“是对所有异化的‘总体批判’，对所有意识形态和过去掌管日常生活、热情和联合的组织的总体批判”。这是与情境主义国际一样，对资产阶级景观文化的总体批判，对被资本殖民的日常生活场境异化的全面拒绝，在充满真实热情的革命联合中，开辟一个全新的时代。在他看来，“占领运动，很明显地就是对异化劳动的拒绝。因此‘节日’‘游戏’是人和时间的真实在场。它也是对所有权威的拒绝，对所有专业化的拒绝，对所有等级制的剥夺的拒绝”〔18〕。
“红色五月风暴”表现出了一种对异化的总体批判，它表现为对异化劳动的彻底拒绝，这正是多年以前德波所写下的“永不工作”一语的真正含义。同时，学生和工人们上街游行、构筑街垒的行动，就是拒绝一切权威和等级、生成当下打碎资产阶级商业—市场法则的“节日”和“游戏”，这种随心所欲的狂欢正是人和时间的真实在场。
第二，革命性的游戏也是与资产阶级争夺闲暇时间的重要工具。闲暇时间的出现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一个新的问题，对此，康斯坦特就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由自动化导致的生产所需劳动的减少，将会造成对休闲、不同行为及其本质变化的需求，这必将导致拥有最大社会空间的集体栖息地的概念”〔19〕。劳作时间的缩短，是资本主义现代自动化生产发展的客观结果，它将创造更多的闲暇时间和生活空间，对情境主义国际的新型革命者来说，他们将面临一个从内里重新塑形闲暇时间的争夺战。显然，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们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德波自己说：“我们对行为采取的行动，与一场习性革命之其他令人满意的方面有关，可以概要地界定为对一种有新的实质的游戏的发明。最基本的目标必须是拓展生活非同寻常的部分，尽可能地减少其无聊的时刻。”〔20〕
与资产阶级日常生活场境中的功利实惠原则不同，有新的革命实质内容的游戏活动将彻底打破渗透在日常生活习性中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都市奴役关系。同时，这种新的革命游戏也面对着当代资本主义科技发展和物质生产力水平提高后大量闲暇时间出现的新情况，然而，闲暇时间迅速被资产阶级控制，大量的时间被资产阶级用电视、电影和其他商业景观编织起来的意识形态控制，即便是人们外出旅游，也是由资本的商业路线和消费法则填充起来的，闲暇时间已经成为景观意识形态麻醉人的异化场境和无聊的时刻。在此，被景观支配的闲暇时间与消费意识形态直接同构。所以，在情境主义国际的艺术家们看来，与其让人们的闲暇时间被资产阶级消费意识形态控制，颠倒为异化场境，还不如用革命的游戏情境去引领生活进行“非同寻常”的拓展。在德波看来，“一场关于闲暇的战斗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其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性尚未得到足够分析。直到今日，统治阶级正在成功地利用革命无产阶级借助发展巨大的休闲产业从资产阶级身上得到的闲暇，这种产业乃是通过对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趣味神秘化的副产品使无产阶级野蛮化的一种无可比拟的工具。美国工人阶级无法被政治化的一个原因，也许应该在这种通过电视大量播放的卑劣行径中寻得”〔21〕。
资产阶级正在用电影、电视和其他传播手段，用大量低级趣味的东西填塞无产阶级的闲暇时间，将其变成消费意识形态占领的欲望市场，这将是资产阶级都市主义权力布展的新策略。在德波看来，美国工人阶级无法成为革命主体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通过电影电视景观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控制。为此，情境主义者必须用革命的游戏活动占据我们的阵地，这是对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一种新的深化。如果在葛兰西那个时代，资产阶级是通过民主自由的政治意识形态赋型民众对统治的认同，而今天，则是通过闲暇时间的景观野蛮化造就人们的隐性臣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再回过头去想一下德波的电影革命，他正是将游戏式的反叛注入传统电影生产的过程中，针对电影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蒙太奇控制，通过反画面、反逻辑的断裂，让人从沉迷状态中警醒。所以他会说，“由于情境的系统构建已经产生了先前并不存在的感情，电影将会在这些新激情的传播中发现其最了不起的教育学作用”〔22〕。约恩的眼镜蛇前卫美术运动的本质大约也是如此。杜尚的“泉”和凯奇的“偶然音乐”的断裂式情境建构，虽然也属于这种类型的艺术先锋实验，但没有情境主义这种整体都市主义的自觉政治指向。德波第二个妻子爱丽丝·贝克·胡（Alice Becker-Ho）曾经写道，德波自己设计了一款“战争棋”①，或者也可以叫“战略游戏”。游戏外观类似拿破仑时代兵种的微缩模型，棋盘采用战棋少用的正方格，棋子有攻击值、防御值等。
不过，这里应该指出的新情况是，情境主义国际所指认的作为打碎资产阶级金钱逻辑的革命游戏，在今天也被资产阶级巧妙地纳入资本的魔爪之中，如同杜尚反叛性的“长胡子的蒙娜丽莎”和革命者格瓦拉头像印在T衫上成为商品一样，游戏在网络数字时代正成为最重要的捞金手段。20世纪80年代PC机刚刚进入办公室和家庭的时候，人们最早在DOS系统中遇见纯粹娱乐的编程小游戏，那时，玩“吃豆子”一类的小游戏是人们在工作之余放松自己的开心时刻，电子游戏是赫伊津哈和德波等人指认的神性—诗意情境。可是，资本的眼光是毒辣的，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商品化的机打电玩，然后随着万维网的出现，网游开始成为强大的财富掠取手段。在资产阶级的数字化的景观世界中，原先从赫伊津哈肇始并在德波的情境主义国际的情境建构中推进的游戏情境，彻底异化为一个可怕的奴役性空间：一是今天的电子游戏（单机版和更复杂的网游）已经成为资本获利的重要途径，制作一个成功的网游商品会使人成为亿万富翁；二是电子游戏制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虚幻场境，它通过虚假的欲望满足（杀戮、挖金和色情），使玩家沉浸在一种麻木的异化场境中，从而更好地臣服于资产阶级的现实统治。解放的、自由的游戏场境在当代令人大跌眼镜的情境逆转，会让九泉之下的德波等情境主义国际的艺术家们处于伤心欲绝的反讽境地之中。
本节注释：
①“战争棋”的棋盘格式为25×20，由两个势均力敌的军队对阵，军队包括步兵、骑兵、炮兵、要塞和兵工厂。作战地势为山地，德波制定了具体规则以及进攻和防御系数等。双方的目标是通过部署和战斗摧毁敌人的军队，从而保护自己的资源和通信手段。在这种游戏中，德波建构了两个重要的向度：一个是建筑和地理的空间范围，二是非线性的多维时间，它导向双方共时性的交流。玩家可以进行各种战争策略和战略的排练与演算，在双方的游戏中，可以从占领空间转向争夺时间。1965年，德波为他的“战争棋”申请了专利。1977年他和他当时的出版人热拉尔·勒博维西（Gérard Lebovici）与一家公司合作制作这款棋类游戏。该公司出品了“战争棋”，并且委托技师制作了四五套铜质、银质棋具。在1987年，德波和爱丽丝出版了关于这一游戏的书。参见 Alice Becker-Ho，“Historical Note，”in Alice Becker-Ho and Guy Debord，eds.，A Game of War，London：Atlas Press，2007，p. 7。
参考文献：
〔1〕〔15〕Guy-Ernest Debord，“Encore un effort si vouulez etre situationnistes，”in Gerard Berrery，ed.，Textes et Documents Situationnistes（1957-1960），Paris：Allia，2004，pp.37， 115.
〔2〕〔法〕樊尚·考夫曼：《居伊·德波——诗歌革命》，史利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3页。
〔3〕〔4〕〔5〕〔10〕〔12〕Asger Jorn，“Pour la forme，”in Ge⁃ rard Berrery，ed.，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Fondation de l'Inter⁃ nationale Situationniste（1948-1957），Paris：Allia，1985，pp.413， 413，413，312，750.
〔6〕〔法〕鲁乐·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7〕〔8〕〔法〕居伊·德波：《城市地理学批判导言》，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4、165页。
〔9〕〔11〕〔20〕〔21〕〔22〕〔法〕居伊·德波：《关于情境构建以及情境主义国际倾向的组织和行动之条件的报告》，方宸、付满译，张一兵主编：《社会理论批判纪事》第7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56、56、56-57、57页。
〔13〕Guy-Ernest Debord，“ L'Architecture et Le Jeu ，”in Guy-Ernest Debord，ed.，Potlatch（1954-1957），Paris：Galli[1]mard，1996，p.158.
〔14〕Guy Debord，“Contribution à une définition situation[1]niste du jeu，”in Guy-Ernest Debord，ed.，Œuvres，Paris：Galli[1]mard，2006，p.976.
〔16〕《〈情境主义国际〉第8期编者按：〈在场之先锋派〉》，张一兵主编：《社会理论批判纪事》第7辑，方宸、付满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7页。
〔17〕Guy Debord，“Le Déclin et la chute de l'économie spéctaculaire-marchande，”in Guy-Ernest Debord，ed.，Œuvres， Paris：Gallimard，2006，p.705.
〔18〕Guy Debord，“Le Commencement d'une Epoque，”in Guy-Ernest Debord，ed.，Œuvres，Paris：Gallimard，2006，p.918.
〔19〕〔法〕康斯坦特·安东·纽文惠斯：《别样的城市，旨在别样的生活》，方宸、付满译，张一兵主编：《社会理论批判纪事》第7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0页。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 2021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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