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看去，就鲁迅一个明白人
越来越发现五四时期进行文学创作的那帮作家，在创作动机上有很大的问题，就连鲁迅也没能免俗。
那时候的文人们很多都是有过留洋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脑子里都是西方的现代化思想。陈独秀、李大钊他们提倡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等文化运动，是想在文化领域内破旧立新，扫除封建文化的禁锢，解放年轻一代。
可以讲，中国的五四运动就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翻版，只不过迟到了三百年。
提倡的民主科学，还有个性主义、人文精神都是当时中国所没有的东西，在这个层面上说，五四运动的意义巨大。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们采取的行动是办报纸，中学历史课本写了，以“新青年杂志社为主要阵地”。
他们想用报纸文章和文学作品对国民进行启蒙，唤醒普通大众心中对个体独立和自由的渴望；或者是揭露现实丑恶、暴露国民性，让世人看看现在的他们有多么麻木和愚昧，进而产生悔过心理，奋发向上。
且不说这些文学作品到底能不能产生效果，就从这种创作动机来说，就算不上正确。带有明显功利性的创作天生带有局限性。
在我国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学完全被政治控制，作家不能够站在个人立场上对社会生活进行审视，他们必须遵从国家的号召，写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
他们的创作就是为了宣传政治思想、讴歌共产党的伟大而存在的。纯粹的功利性质的写作带来的是万里江山一片红，毫无个人特色可言。这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是一种灾难。
五四时期的写作虽然没到达这种程度，但是功利性的倾向与建国后期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不过是没有外界的高压，再加上作家们的个人水平足够高，才让他们的作品显示出了卓越的文学性，没沦为枯燥的说教。
另外，当时很多的作家都盲目乐观，以胡、陈为代表，他们觉得喊喊口号、搞搞运动，中国的改革就成了，只有少数如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对文学在中国的教化作用产生怀疑。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文盲率是百分之八十。在打鬼子的电视剧或者电影中，那些一个人给一连人写家信的场景不是乱编的。
建国时期尚且如此，五四时期更好不到哪里去。一个国家有阅读能力的人只有百分之二十，这里面还有一部分不愿意改革的旧式知识分子，有一部分是参与文学创作的启蒙者，刨除这两部分人，能被新式思想的人能有多少？
那时候的传播能力又差，就算写出了朋友圈爆款文章又有多少人能看到？这些问题都是那时候的实际的国情，可是胡适等人就是没有意识到。
这个时候，就显示出了周氏兄弟二人的清醒和智慧。初期周作人有过战斗精神的爆棚的时候，由于进步运动遭遇挫折，他很快就冷静下来，转向了“闭门读书”。
在他看来，文学最终的归宿是图书馆的一个角落，只有少数人才把它当回事。同时，文学在当时电台、留声机等传统新媒体的冲击下有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因此，他放弃了用文学救世的做法。
我曾经对鲁迅的创作产生过疑惑，一部分是因为创作动机的问题，如上文提到过的那样。另一部分，是我觉得以他的思想水平，周作人能发现的问题他不可能发现不了。
同时，他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本身就应该对文学的启蒙教化作用存疑。鲁迅一方面怀疑着文学的实际作用，一方面又自始至终的进行带有启蒙意义的文学创作，我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以上这些，如果用“为了破除铁屋的希望”来解释是十分无力的。直到最近，在《中国现当代名篇十五讲》这本书上看到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我顿悟了。
对文学价值的怀疑和继续“为了希望”创作，这两种对立的观念是同时存在在那时的鲁迅身上，由此，他心力交瘁，十分痛苦。
可是在他绝大多数作品里，鲁迅始终都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从未露出一丝软弱。唯一暴露他内心的绝望和痛苦的，是《野草》。
在《野草》里，鲁迅多次提到了自己的虚妄，虽然隐晦，可是还是表达了用文字改造社会的不切实际，由虚妄，到绝望。
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感受到了绝望，可是他在感受绝望中提出反抗绝望。
他与胡适这些乐观的人不同，后者最开始没有感受到绝望，他们高高兴兴的去战斗；后来感到绝望后就放弃了自己最初的想法，转而涉足政治。鲁迅早早的就看到了绝望，但是没有被绝望压垮，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可是，乐观和绝望这两种态度都不完全属于鲁迅。
鲁迅不乐观，可是他乐观的战斗着，他也看到了绝望，可是也没有明确的为了反抗绝望而反抗。他的状态是，看着悬崖，心里也清楚前面是悬崖，想要躲开或者回头，事实上他也的确可以这样做。
可是他仍然执着的往前走去，不迟疑，不犹豫，他直面死亡的本质，说：“来吧”。
这是一个跟本质抗争的过程，而抗争本质，是人最伟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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