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出版和创作？

——2021新桥“图书┼艺术”市集闻见记

2021新桥“图书┼艺术”市集（以下简称“市集”）是一场集合了图书与艺术品的大型市集，将它放在酷车国际这样一个场所来进行，显然它的意义并不在于交易，而在于交流与展示。集合了图书、文创、设计、展览和沙龙，无疑对青年人有巨大的吸引力。事实上，在这里看到的几乎都是年轻的面孔，年轻的特点就是勇于尝试，尝试的过程可以确立自我，同时也能验证市场。用青年作家成长的话说，他是来看摊儿的。在“摊儿”前，大家的身份是模糊的，出版人和青年艺术家们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方式来接纳受众。

市集的主题是“图书┼艺术”，似乎是两个并无关系的版块搭台，但事实上二者之间的界限随时会被打破。图书摊位除了传统出版单位、出版公司、个性出版传媒品牌之外，还有不少独立出版人和文创工作室。传统出版单位如社科文献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等，出版公司如后浪、华章同人，个性出版传媒品牌如浦睿、未读、捧读文化，独立出版、插画与文创如法小珂、兮得工作室。一面是传统的出版机构，有着优势的出版资源，另一边是单打独斗的个体艺术家们，由于文学作品和艺术品变现具有较高门槛，年轻的创作者们出版画集、摄影集、诗集、小说和其他形式的艺术品需要足够的流量积累，因此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转变作品的载体，把物品与文学、艺术结合起来。他们以单体艺术品的形式出售自己的作品，一页诗稿、一封信、一张当场创作的手绘，一幅花了半个月时间创作的铜版画，一本自印的限量诗集、一块绣制了半年的挂毯、一枚印章，一条用特殊工艺印了版画的丝巾，一套原创的柴烧茶具，一堆自己收集的旧唱片……等等。市集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创作者们的生存状态，即如何走向成功之路。在这里，创作者存在两个困境，一个是表达的焦虑，一个是生存的焦虑。表达的困境在于如何让自己的作品看起来更能打动人，这呈现两种形态，一种是媚俗化，一种是探索更高的艺术道路。生存的焦虑即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说的更直白一点，创作者们都有活下去的焦虑。就像原创话剧《疯狂的粉丝》编剧由芳馨在现场的主创分享会上说的那样，她的父亲认为她的生活一直不好，说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你心里最清楚。由芳馨回应父亲说，我觉得这双鞋可好了，全世界只有你想踩，除了你之外，别人都不踩。就连获奖之后，父亲也是从别人那儿知道的。创作者要独自面对艺术道路上的艰难求生，有时候甚至忘记了分享成功的喜悦。她还说，搞创作的同行为了生活，改行去买保险，结果发现买保险原来那么赚钱，便决定赚了钱之后再来实现艺术梦想。这是一个典型的生存困境的例子。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旦创作者度过了生存困境，攒够了流量，立刻会被更有商业推动力的机构“收编”，从而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事实上，摊位上的不少有潜力的创作者，已经出版了自己的作品，或者创立了颇有市场影响力的自有品牌。反过来，一些出版机构和商业机构也在这里挖掘有潜力的创作者。但是，创作者们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摸索出来的那条路，或者说他们更享受自己的作品作为艺术品存在的小众性，而不是出版物或商品的存在方式。

在这里，生存的焦虑和表达的焦虑交织在一起，从而使一切都生龙活虎，烟火气十足。在这里，文学和艺术不再是云端的东西，交流才是主题，任何一个话题都可以聊半天。为何有的人需要创作？因为我们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自己，表达自己，并以多种形式呈现。豆瓣近两年来的年度上榜书单前十位，也证明了这一切，这并非畅销书单，而是读者通过阅读后选出来的优秀书单。2019年度的前四位，依次是美国大卫•马祖凯利《建筑师》、日本今敏《0PUS作品》、意大利卡洛•罗韦利《时间的秩序》、英国丹尼尔•比尔《死屋》；2020年度的前四位，依次是意大利埃莱娜•费兰特《碎片》，法国迪迪埃•埃里蓬，中国刘子超《失落的卫星》，澳大利亚克莱夫•詹姆斯《文化失忆》。从书单我们会发现，虚构性作品和非虚构作品各占其半，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作者和读者在探索一种可能，即在复杂的世界之中，我们如何自处。这种探索不是哲学性的我是谁，而是立足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记忆，问询自我的位置。以埃莱娜•费兰特的《碎片》为例，这是一部非虚构性作品，涵盖了作家20多年来的书信、访谈和部分散文作品。在书中作者自陈文学探索之路，同时又夹杂了大量有关女性、家庭、城市的思索，和相当多的过往记忆。在展览现场，不止一位女读者拿起这本书，读了几页或者几十页，还有一位女读者与笔者交流了这本书的内容，称这是她近年来最喜欢的书籍，并以此为指引，读了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而日本作家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也是展览现场引起女读者翻阅最频繁的书之一，这与女性的身份困境有密切关系。

市集的另一个展览是“后浪华语原创文学展”，这是一个和我们的母语创作血脉相连的展示。在展览的一块牌子上有这样一篇宣言，不妨摘录一段。“我们，想多做一些新东西，新不是时髦，是超越时代，但这可遇不可求；不希望纯文学、严肃文学被垄断，不想被代表，被代表就是抹杀；不希望纯文学作者，尤其是年轻作者，迎合市场，走向娱乐，但也不希望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自绝于读者。这里一定有一条中道可走；想多做一些华语文学，把中文（华文）写作的空间放大，让读者看到中文写作达到了什么水准，做了哪些尝试，不希望那些好作者、奇特的作品被庞大的读者群无视。”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篇“宣言”是打破市场与创作者之间的指引，是对前文所说的创作者困扰的一个突破。你不得不承认，年轻的群体有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他们有对艺术的渴望，更有对生活的渴望，即成功的渴望，而这一切都以流量积累和商品化来实现。

市集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人文氛围，相较于大型的图书订货会，市集的人员要更加多样化，而不只限于出版行业。市集上没有高音喇叭和大功率音响，虽然有“人多嘴杂”的特点，但是分贝很低，现场画画和创作的人能够集中注意力完成自己的作品，尽管这种创作包含着表演成分，但不可否认它的传播学价值，现场创作本身就是作品的一部分。作品不再固化为一个形体，也包含实现的过程。北京鲁迅博物馆、码字人书店、稲诚及所城市书店也为市集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性，不但展示了不少精挑细选的新书，还有一些辨识度很高的文创产品，也能买到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旧版书，从而给人一种淘旧书的乐趣。

对于出版和创作者而言，前行的道路充满了困难和复杂性，如果只是空想，会觉得自己很牛逼，一旦做起来，会发现前面有一万种困难等着你。市集是烟火气的，但是背后站着一群专注做事的人。他们专注于作品，也专注于成功，专注的人总是令人心生敬意。成功的人，是那些一次又一次突破障碍的人。如果为“我们为什么出版和创作”再增加一个答案，我们想要不一样的生活。

刊载于2021年16期第三版《藏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