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的信札释读是研究员水准吗
约半年前，有一个文化人释读了王国维的三通信札（存于日本一大学图书馆），发表在《上海书评》，错误特甚（整段）。我提出了几个关键的谬误，实际上还有诸多小差错未及细说。不料该释读者颇傲，隔许久后复言，说我看的只是初稿，现已修订，你再去看看。言下之意是初稿总会有问题，而今修订了必然闪闪发光。我想的是:初稿尚没有完全把握，为何要急于公开发表？好奇重新去看了他修订后的释读，发现我指出部分还真修订了，然还有若干我没及说的断句问题，依然没有发现。便回去留言，一分钟后就大悔，思之，何苦与人争，我又何必批评人。其能力止此，不语也罢。干脆把之前的留言也一并删除了。这是头一次意识到——当代人释读晚清民国文人的信札已为不易之事了。但于我个人而言，在2012年国图古籍馆（文津街）的抄书生涯中，是遇到像刘先生这样的好手的，有好些学者的能力妥妥在我之上。
今日，又于《上海书评》见到两通信札的问题，作者姓胡，不知何故，他只公开了陈三立致胡先骕一通较短的信札，另一通只有释文，未见原件，故不好作评。但从公开的那一通来看，这位胡先生显然不具备做研究员的基本能力，现将原札和其之释读引于下:
正如作者所言，函文不长，但作者连最基本的几个字都没认明，“犹多闲语”成了“犹多问语”、“怱颂”变“忽颂”、“廿”则擅自改成了“二十”。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方能让读者了解到其中的关键信息——所谓寅恪家信，是其1923年写给陈新午的长信“与妹书”，所以陈三立方有“中犹多闲语可删去”句。另当留意的是:胡先骕、杨杏佛与陈三立是差辈的后生，陈三立用“仁兄”二字，或可体现修养，但于函中称杨杏佛兄，抑或断成“兄何日有便人赴沪”，都似乎有些诡异。也就是说，即使这两通信札出自胡氏后人，亦尚需要做进一步的笔迹对照，方可定真伪（家传或近期购入，未见说明），单从字体结构看该信札似无问题，但从陈三立其他信札的书写状态观，这通信札有若干字多所迟滞，故当更加细致问明——信札来历为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