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挝湄公（六）：再见，纪念碑

出夏节的开端

一 回到万象

在前往南浦的路上，出租车绕了一小圈，我们再次经过黑塔。这座矗立在曾经的美国大使馆边的塔此刻显得名不副实——本应以炭黑色（在破裂处裸露暗红色砖块）示人的粗燥表面被一层绿色覆盖，半年来充沛的雨水让扎根砖缝间的野草恣意生长。不过十月初已是雨季的尾巴了，枯荣交替的时节不远了。

这是我第六次来到这座城市，每次来都基本无所事事。我眷恋这儿的一些自然场景，在少数几家熟悉的店铺里流连。可这次离开机场才二十分钟，我就迎来了当头一棒。一家就在南浦附近、供应美味的香茅草烤鱼的、永远门可罗雀的餐馆倒闭了。这还不仅仅是简单的倒闭，连整栋建筑都被推倒了。在南浦附近，Amphone是我最喜欢的餐馆。我见证了它内部陈设的改变——停在院子里的老爷车被挪走了，出现了一个咖啡吧台；我也经历了它菜品做法的升级——香茅草烤鱼从带汤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干货。它的墙壁上挂着南部（四千岛）渔民民居的黑白照片，也有朋友在那里第一次提醒我注意tokay gecko的吉祥叫声。

南浦也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喷泉不再运作了，四周大排档风格的一溜餐厅已经人去楼也去。再也不能见到昔日的霓虹灯光，再也听不到驻唱歌手用奇怪的腔调唱着软绵绵的中文情歌——配着湿热的空气及摇曳的椰子树，倒也能让人意乱神迷，不知此处何乡。新上台的寮国政府下决心要加速寮国的现代化进程，其结果是遥远市郊一些无人问津的大楼、湄公河边丑陋的钢筋混凝土铁皮店铺和随时可能跨塌的小摩天轮，以及将南浦打造成一个更繁荣商业中心的努力。通向塞塔提腊大街的路旁，已经砌起了一堵红砖墙。砖块垒得乱七八糟，整面墙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外面的广告语宣称新的中心将于今年11月1日开张。可在万象的这几天里，只有两次，我看到有两名工人慢悠悠地抹灰泥。

十月可能是万象旅游业最为惨淡的季节，这点从Mali Namphu的房价就看得出来（这次是最便宜的一次）。每次来，我都住在这里，一是因为其靠近河边，二是因为它的院子——在摩托车声此起彼伏的“洋人街”，这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场所。最后还是因为附近的一家M-POINT便利店，有AW Root Beer出售（仅仅五千基普！）。哦，边上五星级的LAO PLAZA，则是联合国机构以及各大型国际慈善机构代表来出差时的指定酒店。

趁着这个淡季，Mali Namphu在建设一个新的悬空泳池；泳池不大，却让院子显得局促，其裸露的骨架与院子里的草木和遮阳伞形成了明显的冲突。一天早上，一个侍者和我说，泳池建成后，会吸引更多游客。还没喝够咖啡的我无力反驳；可我觉得，残缺院子造成的客人流失，可不是一个挤上四五个人就像下饺子的泳池可以弥补的。一位生活在万象的中年“寮仔”和我们说，这两三年来，来万象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少了；他们不是北上去“皇家佛像城”，就是南下去“吊床麦加”了。而寮国旅游发展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进入寮国的外国游客数在2016年第一次出现了下降。这个国家缓慢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全跟不上游客的需求。等到昆明-万象的铁路开通，沿线几个城市都会在汹涌的人流中手足无措吧。

二 塔銮边的院子

机构（已经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2018年12月1日注）在塔銮边租了一个院子，主体建筑是一幢两层木屋，三面有平房，面向主街的空地上竖着歪斜的芒果树和椰子树。这儿曾是荷兰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在老挝的分公司总部，它在经营了二十年后终于破产。今年三月，机构第一次以“殖民者”的身份耀武扬威地闯入他们的领地，参与资产清算的时候，他们的法国籍老板还不忘呈上自己的简历。

早已获悉命运的员工个个无精打采，真正在干活的，只有他们的财务主管。那是一位干练的小个子老挝女性，万象本地人，她一人忙着和政府的会计核对账务（据她说，老挝的政府官员都很腐败，只要你没用贿赂这一招，你无论怎么做账都是不对的），另外还帮我联系家政公司，以及带我去几个家具市场——被闲置多年的二楼将辟出几个房间作为员工宿舍。当然，住在那样一个清爽的地方是要面临一点风险的，要面对的不仅有蚊子、臭虫，还有偶尔闯入的蜥蜴和毒蛇。

根据UNAIDS在2016年公布的数据，寮国目前存活的HIV感染者大概在一万一千人左右，HIV疫情所造成的孤儿（零至十七岁）人数大约有三千人（这些孤儿自身不一定是HIV感染者，只是父母死于艾滋）。寮国的医疗水平相当落后，稍微一点大病就要跑到湄公河对面的廊开府去治疗。HIV治疗情况就更糟了，没有足够的药物，几乎没有母婴阻断服务（更不用谈PEP和PrEP了），没有足够敬业的医生。我曾和万象一家政府医院HIV科室的主任打过交道，她是这样向我介绍她手下的病人的：“这个病人治好需要XXX美元，那个病人治好需要XXX美元……”至于这些病人得了什么样的机会性感染，她说不上来。

Mahosot医院的一个医生告诉我，他所知道的就有二百多名感染HIV的孩子没有得到治疗。前几个月里，机构在万象的团队（由一位常驻万象的台湾医生带领）走访了万象周边的几十户家庭，收集了六十三名儿童的资料。可当机构和万象的同事、儿童的亲属以及村长谈起集中照顾的问题时，他们都表达了反对意见。“在寮国，从来没有人这么干过。”“政府没有相关的政策。”寮国卫生部性艾中心的主管和我说，“要政府出台相关的支持性政策，再等上个两三年吧。”所以，到目前为止，机构在万象只接了三个女孩，在办公室后面的一排平房中辟了一个房间（就在厨房隔壁），弄了几张床位，有一名阿姨负责照顾他们（她是其中最小一个孩子的妈妈）。她们现在本地一所学校上学。在不远的未来，机构还要布置一间阅读室。

在The Spirit Catches You and You Fall Down里，Anne Fadiman记录了一个患癫痫的赫蒙族女孩的故事。信奉万物有灵的赫蒙人认为癫痫是通往萨满的道路，是一种最高的祝福；因此这个叫做Lia的女孩的父母与她的美国医生就如何进行“治疗”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最后双方都输了的战争。作者评论说，赫蒙人的世界观是最非笛卡尔的，而这个地球上又没有比美国医学更笛卡尔的事物了。在帮助另一个女孩获取治疗的过程中，机构也遭遇了类似的观念冲突。那个已经七岁的女孩依旧在踮脚尖走路，可能已造成脊柱和其它关节的变形。机构的工作人员把她和她父亲一起带到了廊开府的一家医院，医生建议先做核磁共振检测。检测之前先要注射显影液，父亲拒绝了；同事无法说服他，最后只能让他把孩子带回了万象。机构所接触的孩子，有些住在离万象城中心很远，家访无法当天来回，也许机构已经进入了周边赫蒙人的社区（在以前财务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一排三个黑衣赫蒙人的照片）。

************************************************************************************************************

我们在不经意间赶上了出夏节。僧侣们结束了三个月的结夏安居，即将走出寺门；小商贩们提前一周霸占了河边，印象中微型的夜市已经蔓延到了南浦的边缘。学校放四天假，两个年纪较大的女孩回家去了，只有九岁的Neen和她妈妈留守。Neen是三个女孩中适应最快的，也是最活泼的。回到办公室的第一个晚上，她就开始带着我们跳舞（那种慢悠悠的动作，是早上十点之后就该准备睡午觉的当地生活的再现）；第二天，她跟着我们去万象最贵的Rimping超市购买中秋晚餐需要的食材；最后一天，我们带着她和妈妈去了Senglao咖啡馆（那是老挝啤酒老板家的产业，其家族别墅就在对面）来了一顿意面大餐——在前去的路上，她拿着我的手机盯着地图，给我们带路。

我的寮语水平还远不足与Neen展开有效的对话，还需借助谷歌翻译；我发现她的阅读能力相当了得，已经能很快读出上面的一长串文字，还会读给他妈妈听。（当然，寮语是一种拼音文字，会读不代表肯定知道是什么意思。）Neen的聪颖程度也令我们感叹——在拿到我的手机之后，她很快能找到YouTube，切换到寮语输入法，找到舞蹈的视频乃至泰国的肥皂剧。偶尔地，她还会跟着我们说上几句中文（她的发音很不错）。在完全无法沟通的时候，她还去和一个泰国同事说，希望她帮忙翻译。

寮国尚未在《海牙跨国收养公约》（全名：Hague Convention on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Co-operation in Respect of Intercountry Adoption）上签字，政府也于2012年2月20日叫停了跨国收养——直到建立一套合适的收养程序（在这之前，寮国有着极其宽松的国际收养规则，没有任何监督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如今，对于很多像Neen的孩子来说，在学校里出类拔萃，并争取掌握一两门外语（她自己也说过想学中文），应该是最好的出路。作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寮国有很多国际援助机构驻守。尽管这些机构大多腐败无能，但对于放眼世界的年轻人而言，这也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在一部关于UXO Lao的纪录片Waste Land里，我看到在AusAID和MAG的支持下，一批年轻人开始从事沙湾拿吉省和万象省内的炸弹清除工作；这工作虽危险，但他们从中获取了自豪感和村民的尊敬。其中一位晋升很快的年轻寮国女性，已经开始在团队中教授更年轻的一辈关于各种炸弹的分类和解除引信的原理。我希望，Neen将来也能争取到类似的机会。

三 阿刀先生

在万象的中国人分为两类。一类以三江市场为中心，是一群在国内找不到出路的流亡者。三江市场及邻近的Asean路，是各种犯罪行为的温床，而受害者和施害者通常都是同胞。一天晚上，为了寻找一家在地图上没有标注的中餐馆（湄公一号），我们沿着Asean路走了半小时。离开桑森泰路，经过皇冠酒店，转入Asean路后，我们就感觉到了诡异的气氛。路灯光像是卡布奇诺表面一圈浮起的奶泡一样向下滴落，沿街挤着玻璃上积了一层灰、看似倒闭而实际只是生意惨淡的餐馆；这里就像任何一个云南的小镇，居民打扫卫生时仅仅是把垃圾扫到隔壁去。那也是一个车祸频发的地段，酒驾司空见惯。机构一度想在那里设立一间办公室（因为那里的人健康意识淡薄，也因为那里有红灯区），但后来意识到最好不要和那群人混在一起。

另一群人则散居在万象各个角落，他们是华侨和定居的台湾人（有太多台湾人喜欢寮国）。就像推倒骨牌一样，我先是认识了其中一人，然后就在短时间内认识了很多人……这群人过着各自的生活，相互之间没有什么生意往来但又很熟络（一些人即使没见过也已活在传说中了）。他们都是慈善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另外，他们都喜欢寮国菜、福满楼（三江的一家“巨型”高档中餐馆）和一对韩国夫妇在万象开的一家冰店（Café Kream，如今已有两家分店）。与其中几位接触的感受是——尽管我在之前和他们从未谋面，也完全不了解他们的背景，他们很快就和我拉近了距离。而这并不是一种程序化的社交套路，我们不一定认同对方的观点，但至少愿意给对方足够的表达机会。这是一个包容的小圈子。（我突然想起，在第一次去万象期间，我遇到一个在南浦附近开二手书店的中国人。我问过他两个问题。我问他有没有繁体字的书？他问我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我说都不是，我云南的。他接着质问我为什么要看繁体字的？我继续问他有没有Hobo版的万象地图？他说，他生活在万象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

五十多岁的阿刀是机构撞到的第一块骨牌。头一次给他打电话，我就问他要钱，因为需要清扫办公室、布线、购置家具——当初他简直是机构在万象的现钞（基普）提款机。在之后的一次饭局上，他说以为我是一个骗子，“哪里突然冒出来一个人，知道了我的名字，就问我要钱的？”阿刀在市郊开了一家机械厂，修理汽车配件和车床之类；作为一家比较大型的私企，工厂没有雇佣任何财务人员。阿刀说，“反正政府总会找茬的，我就干脆问他们要多少钱，要他们给我做账就好了。这反而比雇佣一个财务便宜。”尽管近十年来，万象的薪资水平水涨船高，但普通人过得还是很辛苦。国际企业/慈善机构大量入驻，其员工的高薪资推动了本地物价的上涨，而城市里的人又不像农村人一样可以自给自足；阿刀厂里的一些员工，家里只有一个人在挣钱，又有老婆孩子要养，所以每到月底，就有一些要预支下个月的薪水。

阿刀的家就在工厂隔壁，他和太太和大儿子都住在那三层楼的院子里；花梨木茶桌和凳子、摆在柜子上的二十年前的旧照、突兀在客厅一角的略显陡峭的楼梯、有顶棚的院子——他的家让我同时感到宽敞和局促。在客厅的书柜里，有很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流行文学，泛黄的封面总是被一两张脸蛋填满。那些书已经躺在那里很久了，如今阿刀的主要娱乐是看《花千骨》、《仙剑奇侠传》之类的电视剧。他说，这些要比《战狼》什么的有趣多了。

我们与阿刀及家人的交流基本上都在饭桌上进行，食物因此也是一个重要话题。在他眼里，寮国菜（以糯米饭为代表）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而中餐是比较糟糕的，在万象的中餐馆则是其中最糟糕的。从湄公一号回家后，他就开始抱怨那里的所谓火锅（羊肉的膻味搞坏了一锅汤）；次日下午在Café Kream吃冰的时候，阿刀的太太陈女士还特意和我们确认：“那边的菜你们觉得怎么样？”得知我们和他持有同样的看法后，阿刀明显松了一口气（“在饭桌上我不好意思和你们老板说。”）。

************************************************************************************************************

出夏节后的第二天，河边的摊位开始撤离，路上留下了一层垃圾，以其数量之众，恐怕等到塔峦节都清扫不完。河滩不再是一个踢足球或观赏日落的好地方了。阿刀驱车带我们穿越城市，来到了一家越南人开的烧烤店（Bar B Q Dome）。它离中国人帮寮国建的国家会议中心不远，对面是一片野草横生的空地，白色云团低悬空中，下落的夕阳给它们抹上了粉色。阵阵微风轻抚，气温缓慢下降，夜色中的餐厅圆顶有如倒扣的赤素馨。

在阿刀和陈女士眼里，这是万象最动人的时刻。在一瓶老挝啤酒的助兴下，阿刀寥寥几句谈起了自己的往事。原来他并非台湾人，而是寮国的华侨。他出生在万象，二岁的时候还见过即将下台的寮国皇帝上街巡视；1975年，他加入了流亡的大军，在台湾获得了难民身份，一住就是二十年（这也是他台湾腔的来源）。他有一个朋友在流亡过程中被困在了公海上一艘没有动力的船上达三个月，到最后不得不吃死人肉。阿刀坦言，他从小就是个“小寮仔”，说着很纯正的寮语，因此一直等待着回来的机会。在他永远气定神闲的表情上，我看出来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他要一直待在这个城市，甚至连台湾都不想回去看看。

四 再见，纪念碑

同样在南浦附近的Monument Books是我喜欢万象的另一个理由。此番旧地重游，发现它已搬到了西孟寺对面Monument Toys的二楼。新店址空间小了太多，原来整排的小说书架不见了，关于寮国文化和历史的书籍很多也不知所踪，Traditional Recipes of Laos和A Year on the Mekong这两本常年有货的书也第一次离开了书架。

在Monument挑完书后，穿越塞塔提腊大街，去Le Banneton喝上一杯咖啡，曾经能耗去我一个下午的时光——如今这种乐趣只留存在记忆里了。离开万象前的最后一个下午，我们先去了UXO Visitor Center，然后再经过西孟寺沿河岸回南浦；S终于成功举起了那个原来已经断头、最近拼接上金身的沉重而光滑的石头佛像，而我则连回头再看一眼Monument的兴趣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