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与自由：从“基于恐惧的控制”及其崩解到“基于目标的控制”

对于计划，我一般都无法达到较高专注、完全按期执行下去；明明是我自己订立的目标，却时常感到受钳制，永远因为各种原因拖延或解构。这也许与我并未梳理清楚目标与自由的关系有关。

一个能够说服自己、让自己坚持执行的目标，一定需要具有来自于自我的原发性。别管它的价值意义多么高大上、多么接地气、或者多么庸俗，它一定是要经过你自身的认同而非追求外界的强制或认可，在将这个目标价值和其他目标价值经过比对权衡之后定断选择；此时才能够心甘情愿、不带拖延、以完成为小乐、以优秀为大乐地开始工作。

小时候，我热衷于在学业和工作上为自己树立很高的目标，几乎占据所有的时间。尽管这其中并不能完全排除自我的原发性，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决策的缘由都是基于恐惧，害怕家长失落、鄙视的眼神，老师羞辱、粗暴的词汇和体罚等等；曾记得小学二年级时自己仅仅因为不小心没有听到上课铃晚了一点点进教室，就被要求在全班面前站着接受羞辱；同样是小学二年级，一位成绩不太好的同学被老师打骂到要冲去走廊打开窗户跳楼，说“人死了就没有痛苦了”。在这些足以令一个小孩无处脱逃、面临生存危机和肉体痛苦的威胁中，儿时成绩较好的我抓住了在获得优越结果时得到各方恭维、满足补偿性自恋来冲淡不安全感的驱动。兴趣的指引、对于价值意义的认同、掌握将来用以换取生存资源的技术等更符合自我原发性的考量虽然有，但占比不高，烈度更低；于是，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的目标并非出于自我的判断，而是基于极高程度的恐惧或作为安全工具的自恋。

当人针对目标开展行动时，他必然要对自身有所控制，不可能让自己随着流水般的欲念，将最终的结果完全交给随机性；然而当他认为这种目标并不是出于自身的意愿而是外界的强制时，控制就变得不情不愿；尤其是当他发现，无论怎么控制都无法100%达到掌控权柄者的要求，无论怎么控制都不能永远得到完美无瑕的结果以满足自恋幻想，仍然要面对各种定时炸弹的摧残之时——掌握权柄者是予取予求、完全凭心情裁判的，任务基本完成了也可能被批没有做到优秀，做到优秀了又可能被批没有做到更多。这些目标是一种假目标，因为它并不是自主选定，而是无可奈何，这种形式的控制我把它成为“基于恐惧的控制”。长期在这种控制下的孩子，会本能地对自控产生厌恶，他好想获得喘息、好想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

然而，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个体结合现实情况，为了自身生存资源的积累、欲望和生命体验的满足、价值的追求，而设定一系列目标去完成的过程。在这种“基于目标的控制”下，人会根据不同活动的性质掌握相关的执行要求，以完成而非完美为先，同时真正用自律作为工具来达到自由。然而对于长期处在恐惧环境下的孩子来说，即便长大后走上社会看似没有具体的管束，那些系统性的宰制（权力、资本等等）又很容易让他们感受到恐惧而驯服他们的目标。另一方面，即便他们有了自己的目标，在完成过程中一旦感受到需要调控进程、节制欲望，或者面临困难、可能被批评，就唤起了儿时那种彻头彻尾的受宰制感和对无法完美完成的恐惧，他倾向于很轻易的解构掉自己的目标，放弃控制，把他归结到系统性力量（权利、资本等等）的压迫之中，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自主权的缺失”而导致的补偿性崩解。一直被强迫“适应社会”的人反而最无法适应，因为他彻底把“适应性”和“自主权”对立了起来；看不到适应其实是为了自身生存资源、价值追求和体验满足所做的必要忍耐，适应的前提也是满足自身设计的目标的功能要求而已。

必须要说，我绝不是轻忽结构性力量对人自由的宰制，也不是放弃批判；前面在《创伤与复原》的第二篇书评里也提到了，科学理解下的“适应性”，与自主权并不冲突，它并非服务于社会规训的适应教化，而是以自主设定的议程、任务、功能和目标为导向的；而这种适应性与自主权，以及后创伤时代之新自我的内容，只能由个体在与社会的批判性交互的行动中，独立而勇敢地创造。这也就是因此个人简介中写道， 如有不满，不沉溺于情绪，不影响基本功能，经过衡量可以转化为深思熟虑的书写和建设性的社会行动。 希望自己能够向这个方向靠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