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女-读书笔记（一）

可他对此没有提及。“主夫”很少，不仅因为具备供养主夫的经济能力的女人很少，还因为愿当主夫的男人很少，这不过是因为，男人们早已知道，不仅主妇，主夫也是处于不利位置的。其实，尽管对家庭收入毫无贡献却并不承担家务的丈夫，从来就有，只是没人把他们称作“主夫”而已。从来没人主张过，有赚钱能力的男人必须承担供养经济弱者女人的义务；不仅如此，弱者女人为了“被供养”，付出了一切努力和牺牲以求被有经济能力的男人选上，这个事实也没人指出过，赤木出示的不等式为：强者男人(工作+)>强者女人(工作+、家务-)>弱者女人(工作-、家务+)>弱者男人(工作-)。在这个奇妙的不等式中，“弱者男人“居于最下位，可是，“最弱者女人”，即非婚无业的女人、在不利条件下工作并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被有意识地从这个序列中排除掉了。同时，收入与男人匹敌的“强者女人”，不但是绝对少数，婚后还要在压力沉重的工作之外承担家务(工作+、家务+)，这一点也被他忘记了，而且，他还没有意识到，如果“弱者女人”和“弱者男人”都有“(工作-)”这个共通项，那么，没有家务负担的“弱者男人”，或许还处于优势。赤木的论述漏洞百出，可见他对女性的现状既无理解也不关心。

人种亦为历史建构的产物，这已经成为常识。人类是一属一种，无论任何人，99%的DNA是相同的，但却偏要制造出“人种(race)”的概念，用肤色把人区别开来。所谓“性别”，就是通过排除“非男人(未能成为男人的男人和女人)”来维持分界线，使男人作为男人得以实现主体化的装置。与此同理，所谓“人种”，就是(发明了人种概念的)白人通过排除“非白人”而定义“何为白人”的装置。白人研究〔藤川编，2005〕将这些真相接连不断地暴露出来。“身为白人”，意味着拥有支配劣等人种的资格，在历史上，人种概念是与帝国主义支配世界的意识形态同时出现的

集团中的“男人名誉”的问题。 关于同性恋憎恶的原因，米歇尔•福柯〔Foucault，1976〕认为，是缘于“插入者”与“被插入者”之间性行为的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不是指阳具之有无的解剖学意义上的实物差异，而是指主动与被动、性的主体与性的客体之间的不对称。由于这种非对称性，“处于女人位置”就成为男人的精神创伤，被称为“女性化(femninization)”。所以，同性恋男人成为“女人化了的男人(feminized man)”的符号，而且，如果男人集团中混有同性恋男人，就意味着其他男人有可能沦为那个男人的欲望对象而被“女人化”。男人必须排除这种可能导致男人地位失落的危险，所以，同性恋憎恶在男人集团中成为一种严厉的规则，而且，如塞吉维克指出、基思•文森特〔ヴィンセント等，1997〕亦强调的那样，正因为每一个男人身上都潜藏着对男人的色情欲望，这种排除便必须更加严格，而且还必须是一种自我审视和自我检阅。

酒井顺子在《败犬的远吠》〔2003〕一书中告诉我们：女人有两种价值，自己挣来的和别人给予的，只有一种是不充分的；在这两种价值中，后一种似乎被认为高于前一种。东电女职员，就是处在被这两种价值割裂的状态之中。这种割裂，即使不是东电女职员，男女雇佣平等法”之后的女人，都体验过的吧。 可是，如果我们再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两种价值，不都是“被男人认可的价值”的别名吗？作为“父亲的女儿”，A子想像男人一样在公司里出人头地，希望被称为“女强人”；同时，她又渴望像个女人，作为性欲对象被男人选上。无论她的哪一种欲望，男人都处于“给予认可者”的位置。 而“给予认可者”自身的悖论，则是对“寻求认可者”的深刻而无奈的依赖。男人们因为对这个悖论懂得彻底而憎恨女人。所谓“厌女症”，不就是男人的这种憎恨的代名词吗？

这里的前提，是家庭中“父”与“母”的不对称的性别关系，“母亲”总是抱怨自己的不如意，不断对孩子尤其对儿子念叨“别像你父亲那样”，所以成为“不满的母亲”(亦可称“抱怨的母亲”)；而“父亲”则是不讲理地支配母亲的“支配的父亲”。在这种家庭中，产生了“母子关系紧密”的扭曲的日本版“俄狄浦斯故事”。

这是男人为了夸耀：我的性欲不是随便就能满足的，满足我性欲的女人需要花这么多钱来维修保缮。在美国，这被称为“花瓶妻”(trophy wife)，是胜利的奖赏，于是，富人妻要孜孜不倦地花钱美容保养着装，因为那是衡量丈夫地位的指标。她们通过这种方式，证明她是与丈夫匹配的女人。给丈夫赋予价值的，是她自己。

这是因为，母亲一代在结婚前有过办公室白领职员的经验，她们深入骨髓地懂得，在需要集体协作的职业领域，是没有女人的位置的，所以，她们劝女儿去寻求只要有了资格便能单干的职业。 随着少子化现象，女儿成了“长着女人面孔的儿子”。在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家庭里，很可能只有一个女儿或都是女儿。在这种情况下，对子女的教育不会有性别差异。事实上，像儿子一样被期待、被精心养育、接受着像儿子一样的教育投资的女儿们为数不少，大学升学考试落榜后再次挑战的女生比率上升，也是这个原因。 可是，女儿还是与儿子不一样。女儿要回应母亲的双重期待，既要像儿子，又必须做好女儿。

起初看到佐野的书出版时，我就对由男性纪实作家来调查这个事件颇感怀疑；书读了以后，谜不但没被解开，反而更深了，佐野原本是一位有强烈正义感的作家，他的这本书，结果成了对冤案事件的追究。 顺便说一句，佐野在书中称被害女职员为“OL”，这是不确切的。OL，为日式英语office lady的略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用来取代原有的BG(business girl)一词，“BG”因含“女人的生意”即“夜里的工作”之意而被人们逐渐回避，当时，无论是BG，还是OL，在公司里都处于男职员的辅助地位，主要工作是端茶、复印等杂务(70年代尚无复印机!)，不管年龄多大，都被当作“女孩子”[2]。

语言世界先于个体而存在，每个人都只能后来降生于那个先已存在的语言世界里。语言不是自己的东西，属于他者。“女人”的范畴在自我诞生之前已经存在，个体从他人那里接受“你是女人”的指名。“对，我是女人。”当个体如此自我定义之时，“女人”就诞生了。正如阿尔都塞所言，当一个人回应“喂，那个女人”的质询(interpellation)时，女人的“主体”就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