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间带走，把切尔诺贝利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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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往死城的小巴

从鲍里斯波尔（Boryspil）机场办好电话卡走出来已经是深夜，六月的基辅凉意森森。满眼都是看不懂的西里尔字母，操着蹩脚英文的出租车司机个个都希望狠宰一刀初来乍到的外国游客，于是我掏出手机打开了Uber。

这个在许多国家如过街老鼠的软件在乌克兰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不出十分钟，一辆车身上印着“UBER”大字的私家车就停在了面前，我甚至不需要辨认司机和车牌号，或是苦恼万一找不到司机该怎么办。

我们沉默着驶过宽阔的大街，两边是同样沉默的破旧筒子楼，如同八十年代的北京。夜已深，家家户户没有灯光。街道两边经常种满了梧桐或枫树，我没有去过莫斯科，却去过加盟共和国的首都之一塔什干，基辅和塔什干的林荫道都是社会主义模式。

新开业不到一年的宜必思基辅中央火车站酒店，在漆黑的街道上看起来格外灯火辉煌，一切都是标准化的微笑服务。从房间窗口望下去，是玻璃满是破洞的厂房和锈迹斑斑的铁轨，但车站依旧繁忙，裹着貂的妇人和拉着皮箱的绅士，报刊亭贩售饮料香烟口香糖，熟悉的景象。

乌克兰不讨厌胖子。酒店对面就是24小时营业的全国最大连锁自助式餐厅Puzata Hata（“胖子之家”）。一个肉菜、一个素菜、一碗红菜汤、一点主食、一份小吃、一杯阔绰的扎啤，只有六七十元人民币。来这个国家旅行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为人民服务的馆子。

旅行时我不爱拉紧窗帘睡觉。虽是初夏，四点多天已大亮，不能完全打开的窗口有凉风和鸟鸣传入。六点半，酒店门口的转盘已车辆云集，都是能坐一二十人的小巴，车身上有不同旅行社的招贴。他们的目的地一样，都是距首都基辅一百多公里的切尔诺贝利。

2、亲身探访的意义

在切尔诺贝利，有人献出生命，有人失去名利，有人埋葬真相，而我们这些普通的游客无非是丢下一条裤子或一双鞋，上面也许沾满了放射性的灰。我们从出口扫描全身离开的时候，像是合上了一个装着时光机的抽屉，那些人和事就那么被锁在了里面，任我们逐渐遗忘。

1986年4月26日之后，这个名字就被刻入了人类的历史。今天它已变成乌克兰旅游业的重要一部分，每年有数万游客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怀着探险的心忐忑地踏入死城，军方和旅行社则从中分成，收入流向政府、行业、科研人员和受害者，为远未结束的灾难埋单。

2019年春夏之交的HBO同名电视剧，想必会让旅游业“更上一层楼”。去年大约有7万游客参加团队游，今年有望突破10万。切尔诺贝利旅游从业者协会甚至希望它有朝一日位列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以进一步提高历史地位、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尽管这听来总有些别扭。

很少有一部电视剧能如此精确地还原历史现场。这种还原并非只是单纯的细节上的意义，而是历史正在发生时的气氛，以及那个时间刻度上的群像，它因此立体丰满、形神兼备。在观剧的时候我总是恍惚，仿佛回到那片人类几乎消失的森林里，把手里的盖格计数器贴近土地，竭力捕捉三十年前的蛛丝马迹。

寻找切尔诺贝利的方法有很多种，这个夏天的HBO电视剧是一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是一种，导游在小巴上放映的纪录片《切尔诺贝利之战》是一种，甚至脑洞大开的俄罗斯青少年探险连续剧《切尔诺贝利：禁区》也是一种。

然而，亲身探访就像是最关键的一环，闭合了所有关于切尔诺贝利的想象碎片。此前它像一个触手可及的谜，“无所不在的人类档案中找不到开启这扇门的钥匙”（阿列克谢耶维奇语）。而呼吸过禁区里的空气、踩过死城普里皮亚季支离破碎的楼道之后，无人能原样而返。

3、“离去的人死于悲伤”

导游娜拉是长相典型的乌克兰女孩，金发、身材苗条、颧骨高耸。后来我知道她也曾是一名旅游者，一半是因为兴趣、一半是因为废墟旅游业兴起提供了工作机会，所以投身导游业，每个礼拜跑三次切尔诺贝利，和同一间旅行社的其他导游实行轮班制。

她的首要任务是消除我们心中的恐惧。“其实在里面待两天，和坐几个小时飞机，接受的放射性剂量差不多。”娜拉说，旅行社十年前开始组织废墟游，到现在只出现一个游客鞋子被污染而无法清洗干净的情况。“所以他最后赤脚回了基辅，第一件事就是去了一间鞋店。”

小巴里的各国游客非常配合地笑了起来。剧集里支支吾吾、无论如何都不肯说出核泄漏的年代，至少在乌克兰已经过去了吧？我和后座一个英文水平十分有限的中年男人攀谈起来，他生于冷战时代的东德，对于大规模的谎言并不陌生。

从基辅开往切尔诺贝利大约两个半小时车程，足够车里的悬挂电视放完一整部纪录片《切尔诺贝利之战》，全面、详尽、触目惊心，人人都有点不知所谓的沉默。按照旅行社事先在邮件里发来的叮嘱，每个人都穿上长袖长裤，最好还有双适于丢弃的旧鞋，这也是乌克兰军方的要求。

一条水泥路通往看起来毫无人烟的密林深处，在哨卡每个人都必须交上护照供士兵检查登记。卖纪念品的亭子旁是当年清理核废料的履带式铲车，一只养尊处优的花斑狸猫在人群中蹲着。手续办完后小巴接着往里开，就进入了当年划定的30公里隔离区。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见到Babushka，这个在俄语里意为“头巾”的单词，指的是那些仍然居住在隔离区里的原住民大妈。前些年定点接受游客看望的一位Babushka去世了（也许正是来自辐射诱发的疾病），导游并没有带我们去见其他妇女，禁区里的东正教小教堂空无一人。

这些女人当然是自愿回来的，不合法，但没人能拦住她们。经历过大饥荒、纳粹和大清洗、古拉格时代的女人们，并不惧怕那些肉眼无法看见的“敌人”。她们仍在这片全世界受污染最严重的土地上放牧、耕种、自给自足，这些场景在电视剧里有所呈现。一位Babushka对媒体说过，“留下也许死于辐射，但那些被迫离开的人更糟，他们死于悲伤。”

4、就像灭霸打了个响指

在电视剧《切尔诺贝利》里，负责处理核事故的高级专家Legasov诘问那个国家，什么是谎言的代价。我的导游娜拉说，切尔诺贝利是导致苏维埃帝国最后垮台的原因之一，但不是这场事故本身，而是国家在事故发生前后所做的一切。

尽管入口处十几个团挤在一块十分热闹，但分散到数百平方公里的禁区里，一切又只剩下风过林稍的沙沙声，本质上这是一个人类已经消失的世界。游客们踏足的外围“景点”，首先是一些被弃的村庄：人们仓皇离开，瓶子里的酒还没喝完，抽屉里的钱带走了、但笔记和挂历散落在桌上，棉被摊着没叠，没有一样东西是整齐的。

世界就像被灭霸（Thanos）打过一个响指。而我们就像在非洲大草原上参加Safari的游客，全程乖乖跟着导游，闲着没事不要乱碰任何东西尤其是金属和土壤，看到森林深处发射性的警告标志后切勿再往前，相机及其它任何物品不要放在任何表面或是地上。

很少有人会忘记阿列克谢莫维奇《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开头那个消防员，在HBO的电视剧他的故事完整地予以观众重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却被派去灭火，他最后的身体肿胀而破碎，四处渗血、骨头摇摇晃晃，咳嗽的时候内脏从嘴里涌出来。他们几乎是第一批最快死去的人，在事故发生几天后。

在禁区里的消防局（是的，现在仍然有消防局在运转）门口，我们看到了这些人的雕像。他们已经葬在了莫斯科，躺在永久封存的水泥棺材里，即便是尸体也可能具有高度放射性。天气太好了，好得大家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雕像里也有矿工。后来在电视剧里，我们看到了他们赤身裸体在地下挖掘通往反应堆的隧道。西装革履的官员请求他们冒着极大危险去拯救这个国家，这些眼里有光、肺中有尘的劳动者轻蔑地瞧了瞧他，二话不说、扔下烟头、上了前线。

“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不是我们就是别人。我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我们应不应该这样做？现在来评判都太晚了。我一点也不后悔。”那些消防员、矿工、连夜不休的医务人员、走进现场的科学家、拍摄纪录片的记者和摄影师、飞到反应堆上空灭火的军人、内心有正义感和道德底线的政客，都是苏维埃最后的英雄。

5、Vintage娃娃和防毒面具

复古玩偶和防毒面具，是切尔诺贝利禁区里装置艺术的两大象征物。走进一所废弃的幼儿园，除了那些色彩斑斓的家具和宣传意味浓烈的招贴画，桌上和儿童床上总是摆放着很多娃娃。有的缺胳膊少腿，在锈迹斑斑的铁丝床架上斜靠着，像恐怖片里的某个镜头。

防毒面具是核子战争时代的常备。作为世界上拥有核弹头最多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苏联建设了大量的核掩体，也为公共设施和家庭备下了大量防毒面具。不想核战争没有爆发在铁幕两侧，而是以灾难的形式降临在第聂伯河畔的土地上。

进入切尔诺贝利的附属城市普里皮亚季，常常会见到防毒面具。在某一栋教学楼的地面上，堆满了成百上千个面具，都是当年处理核事故时丢弃的，也不知是哪一个携带艺术细胞的潜入者（Stalker，指非法潜入禁区的探险者）从别处挪来一尊娃娃，头戴面具坐在其中，这是全世界其他地方无法效仿的装置作品。

普里皮亚季是短时间内突然出现在森林中的城市，由苏联政府出资建设，提供给切尔诺贝利的工程师们及其家属居住，是彼时为国家服务人员受到优厚待遇的示范。电视剧里的片场极为真实，官员和科学家解决核事故时入住的高级宾馆，就矗立在普里皮亚季的市中心，和市政厅比邻。

当时这里的人口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我们造访了一座大型自选超级市场，和现在的大超市没什么两样，标着不同商品的分类通道，一模一样的手推车散乱地放着，还有一箱箱崭新的没开瓶的汽水。潜入者在墙上画了熊和鹿，我总觉得楼梯尽头有人影一闪而过。

娜拉把我们带到所有旅行团解决午饭的地方。那真是时光倒流的布景，和记忆中八十年代的大型厂矿职工食堂几乎没有区别，就连钢制餐盘和装汤的搪瓷碗都好像是三十年前贩运过来的。娜拉说，所有食材都从禁区外无污染的环境而来，大家可以放心地吃。

6、残酷的读数游戏

盖革计数器不骗人。在开往切尔诺贝利的小巴上，它只有零点几的读数，而开入禁区没多久就蹿到了1以上。当我们站在所谓的死亡森林边缘，遥望着那个据说因为辐射而变成了红树林的角落，计数器的读数滴滴乱响地变成了十几。

这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在娜拉翻开一块不起眼的水泥板后达到了顶峰，我们争先恐后地把计数器凑近了土壤中露出的一个小孔，读数变成了四十几、六十几甚至是八十几。娜拉说那是魔鬼的气息。可能每个导游都喜欢和游客们玩这个残酷的游戏。

我对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恐怖不陌生。几年前我出于职业需要，在西非埃博拉疫情肆虐时几次进出某个疫区国家，看到濒死的病人、麻木的护士、挤满了人却压抑无声的医院，却看不到埃博拉病毒，那个杀万千平民于无形的凶手。切尔诺贝利的恐惧感，和当时如出一辙。

在行程第一日的下午，我们在小巴上远远就看到了魔鬼本尊，被巨大“石棺”扣住的四号反应堆。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47秒，它炸成碎片。原来的盖子经过三十年风吹日晒和辐射侵蚀已不堪重负，娜拉说，前几年来这里常能看到表面的裂缝，计数器读数也很高。

当年的核辐射污染云飘到了北欧和英国，如今欧盟再也不能坐视不理，新的“石棺”在2016年盖在了四号机组上方，看起来漂亮、结实，有种金属的纹理之美，据说能再扛一百年。我们在这个巨壳外面站了一个小时，听娜拉把维基百科背了一遍，计数器也没有插过话。

从禁区离开后，我意外地发现切尔诺贝利的旅游业又往前进了一步，已有旅游社推出了进入“石棺”内部参观四号机组的旅行团，游客可以套上隔离服、走到中控室、把手放在那一夜导致最终核爆的紧急停止按钮上，体会30年前的惊心动魄。资本真是无所不能。

7、末日废土的时光隧道

在切尔诺贝利常常能见到规模惊人却充满死亡气息的阵列。我们路过一个墓地，一千多个写着名字的黑色铭牌，一眼望不到头，它们并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而是由于清理污染而被迫撤离的一千多个村落。

游乐园里的摩天轮不再转动，碰碰车像突然没电了一样停在原地，刹车板上有一只鞋。我们穿过了一片森林，才发现它原本是一个足球场，三十年过去，树木遮天蔽日，自然之力重新接管了这个地方。医院的育婴室里两排整整齐齐的婴儿舱，空空荡荡，阳光很好，皮肤却察觉到一层森森凉意。

林子里还藏着更多秘密。Duga-3，苏联时代绝对的军事机密，长200余米、高近100米，是一个巨大的射电天线阵，被称为“莫斯科之眼”。天线阵下的秘密坑道一眼望不到头，办公室里堆满了元器件。然而最讽刺的是，建成没多久就遇上了核事故，很快就被弃置。

那些曾经象征着普里皮亚季顶级生活品质的码头、宾馆、游乐园、学校、幼儿园、电影院、音乐厅、游泳馆、大型马赛克壁画，甚至是公用免费饮水机，散发着一种文字无法形容的末日废土气质。禁区里的社会主义建筑，无不披上了诡异的遗世之美，如一条被历史和人性扭曲的时光隧道。

夜里下榻的旅馆在10公里核心区之外、30公里禁区线以内，周遭是昔日的工人宿舍，低矮的四五层水泥楼房，撤走后开始长满青苔、楼板渐渐垮塌，黑暗中望去像看守所里一排排蹲下的犯人，没有一丝光亮。十点钟开始宵禁，人们不再被允许外出。

黄昏时吃过晚饭，游客们——包括我——就坐在旅馆前面的长椅上抽烟，烟雾夹道缭绕，每个进出的人都被迫在各种肤色各色口音吐出的烟圈里穿行。旁边的狗闷头做梦，我看见它猛地抽搐了一下。

8、把时间带走，把切尔诺贝利留下

禁区里同时还游荡着许多野狗。我们最熟悉的那条叫马什卡，一条疑似拉布拉多品种的硕犬。每次看到娜拉出现，它就非常高兴，站起来趴在娜拉胸口去舔她的脸。娜拉说有时她会给马什卡带些吃的，不过天黑之后她也不知道它会去哪儿。

我，一个中国人，和今天初识的东德佬，对于旧时代其实都有着浓烈的沟通欲望，然而他的英语比我还糟。而架在中间偶尔充当翻译的他儿子，一个又高又胖、看起来不到二十岁、脸上布满雀斑、显然出生于两德统一之后的年轻人，显然对扮演中德文化交流使者毫无兴趣。

1988年春，切尔诺贝利事故两周年的时候，Legasov在家自杀。他的死给了苏联核工业以极大震撼，核事故里电站暴露出来的反应堆设计缺陷得到了迅速确认和修正。在电视剧里他比在现实中更重要一些，但不管现实还是艺术虚构，他的死都是切尔诺贝利的余波之一。

如果没有这一切，切尔诺贝利乃至整个苏联会怎样？2014年俄罗斯青少年探险剧《切尔诺贝利：禁区》，让几个少男少女反复穿越，借时间旅行探讨这问题的答案。像是苏联版的“高堡奇人”，最后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弗拉基米尔·普京”让人眼珠子掉下来。

旅程的最后我回到基辅，那个两天前出发的地方，梧桐树和筒子楼依旧，一如三十年前。从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出发走二十分钟，就到了切尔诺贝利博物馆。进门不是乌克兰，是长崎、广岛和福岛核电站，日本人在这里摆上了祈福的纸鹤和孩子呼唤和平的水彩画。

展厅昏暗的角落里摆着一只让人难忘的怪物，四五只前蹄、后蹄却像鸡爪，是1986年5月在切尔诺贝利产下的畸形小猪。墙上贴了许多照片，被迫离开的老妇人抹着眼泪，受到辐射而离世的十几个孩子，上了前线就再也没能健康长寿的军人。

“亲爱的纳迪亚，此时此刻我很高兴有你这样的亲人和真正的朋友在身边。我活着是因为爱：爱着你、爱着母亲、更深爱这片土地……” 23岁的消防员普拉维科是第一批进入切尔诺贝利灭火的人，1986年5月在莫斯科第6医院去世。

切尔诺贝利真的存在过吗？弗雷德里克·泰勒在著作《柏林墙》里也发出过这样的疑问。人类史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面，常于重大事变或灾难议题上如幽灵般若隐若现。但我只知道，人的灵魂很少有机会在旅行中被这样的废墟埋葬，它是值得被铭记的创伤。

对必须背负着那场灾难和那些谎言过完一生的千万人而言，观看剧集或参加旅行团的我们都已足够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