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鞅变法与秦之统一 》陈再明21、5、7

秦的统一，虽然得力于张仪的连横、范睢的远交近攻、及白起、王翦的战胜攻占；但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建立，则是由商鞅变法所奠定的基础。

商鞅于秦孝公元年(前361)入秦，旋为孝公所用，即行变法。孟子约略与商鞅的同一时期，去見梁惠王，但孟子未尝得一行其道；而秦国则守商鞅之业，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有坚决的政治作法，遂有可以程日计功的效果；则商鞅死后117年(前221)而秦统一天下，并建立专制政体，无宁是想当然之事。

商鞅变法与秦的统一，依照徐复观的研究，有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两方面的意义。先从消极方面的意义来说，即″以静生民之业″为主。在当时，生民之业是流动的；因为是流动的，人民无久长之计；不安心于垄亩，土地必归于荒芜。所以《商君书》一再強调“去莱″、″垦草″和″田不荒″。因为人民是流动的，国力也因之不能凝聚起来，立国的基础便无法巩固。所以商鞅第一个着眼，便是要把流动的社会，使其在职业上稳定安静下来。此即所谓″以静生民之业″。

商鞅时代，在流动的社会中，流动性最大的莫如商人。商人的财富，也因之是流动的，非某一国所得而有。且商人因流动而得利，即会影响到其他农民。商鞅为了要把流动的社会安静下来，所以特别要打击此一流动性最大的商人阶级。再加以相司连坐之法，把人民都钉住在乡土之上。所以自商鞅变法后，秦可以诱三晋之民入秦耕种；但未闻有秦国的人民向外流出。这在立国的现实基础上，显较六国为巩固。由此可知，商鞅的抑商，也是"以静生民之业″的。

商鞅变法的积极意义，归纳起来有7个方面:

第一，商鞅变法的所谓法，是规定对人臣及人民的严格要求，及为了达到此种严格要求，所使用的信赏必罚的手段。在信赏必罚中，实际是罚远超过于赏。军法中的相司连坐，在商鞅是用以禁奸的，奸中最重要者莫如逃亡。所以这里面，含有秦民不得轻离乡土，而必定要住于一地。

第二，彻底抛弃了封建建制度中，由身分而来的统治结构，代之以耕战为中心的统治结构。它对当时各国強弱兴亡的競争上，有重大的意义。

第三，整理前后出现参差不齐的地方政治机构，使成为单一的以县为单位的政治组织，以便于政令的推行。

第四，以军事组织为社会组织，这是管子治齐国时巳经实行过的。但商鞅的″令民为什伍″，除了便于战时动员外，更为了平时便于"相牧司连坐″。换言之，这一方面是军事组织，同时又是刑法组识，刑法控制。

第五，使人民的职业出于耕织之一途。并开阡陌封疆，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耕种面积；一方面是让生产能力强的，因不受传统的经界限制而可尽量发展。这是对生产的鼓励，由开阡陌而可以扩大耕地。

第六，人民平时生活的组织，即采用的是军事组织；而耕与战，又完全结合在一起；甚至鼓励秦民的战争勇气，更适于农耕。蔡泽谓商鞅治秦，″是以兵动而国广，兵休而国富″。

第七，从《商君书》看，他是反对人民有人格独立的教养，与信奉法令以外的知识的。因为这样的人，会逃避农与战。″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所以商鞅要加以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