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在日本——访谈立木康介（下）

La psychanalyse au Japon：Entretien avec Kosuke Tsuiki

原文：https://www.cairn.info/revue-psychanalyse-2006-3-page-69.htm

上篇：https://www.douban.com/note/801920118/

立木康介 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博士 京都大学人类环境学研究科教授

著有：《精神分析与实在界——拉康/弗洛伊德的根本问题》等（『精神分析と現実界―フロイト/ラカンの根本問題』）

Psychanalyse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精神分析的状况有什么影响？

KT（立木康介）：简单来说，战后的日本的精神分析学以美国为导向。我们国家的整个文明也是如此。

在经历了七百年的封建主义之后，日本在1868年开始现代化，那时正是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为我们提供了所有法律、政治、制度等组织的模式。比如明治帝国的宪法是以魏玛共和国的宪法为基础的，或者今天仍然有效的民法典是来自你们的拿破仑法典，而在1945年战败后，欧洲的理想被美国的理想所取代，或者我几乎可以说前者被后者所被驱逐。美国当时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超级自我，因为正是他们，美国人，拯救了裕仁天皇，尽管他对战争负有明显的责任，而这是为了使日本成为一道屏障，用来抵御由斯大林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巨大威慑力所支撑的gcd!

这和在精神分析领域中发生的事情完全是平行的。在战争期间，精神分析并没有被禁止：它的犹太根源并没有对我们造成什么障碍，日本的分析家们似乎并没有对gczy有任何特别的倾向。战后，美国精神分析成为新生的jpa成员的主要参照，此后从未改变（除了他们对英国学派也越来越感兴趣：过去是克莱因和温尼科特；现在是比昂和梅尔泽）。弗洛伊德现在只能通过在美国（和英国）通用的理论来阅读：例如，自我心理学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参照（几年前去世的jpa的一位领导人，小此木啓吾，继古泽之后日本弗洛伊德主义的领军人，曾经说过他在年轻时被自我心理学所拯救）。他们与坎萨斯州的梅宁格诊所(Menninger Clinic)建立了联系，JPA的许多成员曾在那里实习，其中最有名的是土居健郎，他在1971年写了一本著名的《撒娇（Amae）的结构》，这是一个关于日本人心态的理论纲要，其核心是撒娇（Amae）的概念，即孩子对母亲的持久和社会容忍的依赖性--这是一本精神分析式废话的代表作!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精神分析在日本的这种美国化？在这方面，我想提到弗洛伊德1930年的一篇短文，《医学评论序言》（Geleitwort zu Medical review of reviews, vol. II. XXXVI），在那里他对当时的美国精神分析进行了概述。弗洛伊德指出，尽管精神分析在美国没有受到抵制，尽管该国有相当多的治疗师对应用分析技术作为治疗手段感兴趣，但事实上，美国人对精神分析的有效贡献非常少。他将此归咎于美国治疗师对精神分析理论没有准确的认识，也没有试图深化他们的知识。按照他的说法，他们所谓的宽广胸怀只是单纯的缺乏判断力!

我可能不必解释为什么我提醒你弗洛伊德的这些话。尽管有70多年的差距，而且日本和美国之间隔着一个太平洋，但它与我国精神分析的现状完全相同。对于拉康的教诲，JPA自然是充耳不闻，甚至是充满敌意的，他们对于弗洛伊德对美国精神分析所发生的事情的批评也是充耳不闻的，他们只是在战争结束后将（美国）精神分析理想化。而这种美国化，我们不要忘记，与我前面提到的分析话语与大学话语的错误同化是相辅相成的。

Psychanalyse：拉康的教学何时以及如何传到日本？

KT：显然，战后在巴黎学习的日本精神病学家中，有一些人听说过拉康的名字。例如，精神病学家和小说家加贺乙彦（Otohiko Kaga）在1950年代曾在圣安娜医院（Hôpital Sainte-Anne）实习，他在某处告诉我们，他被一个叫拉康的人在演讲中的风貌所打动。这些人是在这里最早发现拉康的人，但他们并没有真正介绍他的作品。

为了让拉康的名字为大众所知，我们不得不等待《拉康文集》日译本的出版。对整个文集翻译的工作，是在文学家佐佐木高次（他曾在1971年迎接拉康访问日本）的倡议下进行的，从1970年到1980年分三卷出版。相比起英语的《文集》的全译本直到去年才出版，我们可以说这个日译本完成得相当早，甚至非常早。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热衷于法国结构主义：他们翻译、评论、欣赏福柯、巴特、列维-斯特劳斯、克里斯蒂娃等人。对他们来说，厌倦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接踵而至的本质上是反美的学生运动的喧嚣，旧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变得软弱无力，而结构主义是能够取代旧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曙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拉康随着《文集》的翻译被介绍给日本公众。

这种"结构主义者拉康"的形象被固定下来，并被广泛传播，1981年，当时日本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后起之秀浅田彰在一份流行的哲学杂志上专门为他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题目是《作为结构主义极限（genkai在日语也有顶端、无法超越的意思）的拉康》。这是拉康在1980年代初在日本被贴上的优雅标签，它决定了日本人现在对待他的作品的方式。1983年，浅田这篇文章载入到他的《结构与力》一书中，该书是当年在大学的研究者撰写的书籍中最畅销的。当我在1987年当教师时，所有的学生（至少是文学系的学生）都在读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在日本，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从一开始就被隐藏在结构主义这个虚假的标签下，可以说，被排除在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的话语外了。在这个层面上，拉康难道不是对的吗？当他用他那辛辣的嘲讽说："从日本，我不期望什么。特别不会在这里被听到"的时候......。

但我们不要对此过于悲观，因为这种对拉康的高度简化的解读并不代表日本拉康主义的全部潮流。正是在1987年，雅克-拉康的《研讨班》的日译本开始出版。第一个翻译成日文的研讨班是什么？这是关于精神病的第三个研讨班。为什么是这个？这就是问题所在。拉康《研讨会》的译者，后来依次出版了《研讨班》第一、二、七、十一卷，他们都是精神病学家，在发现拉康之前，他们从现象学精神病理学的角度研究精神病，尤其是精神分裂症，这在日本有着丰富、出众的传统，著名精神病学家木村敏的工作就说明了这一点，他甚至在法国也因关于精神病理学和病人经历的不同时间模式之间的关系的理论而闻名。

拉康《研讨班》的译者们遇到了这种精神病理学潮流的限制，这种限制似乎与以下事实有关：他们将精神病患者呈现的各种病理现象解释为主体的此在（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模式的变体，但没有提到他们症状中的结构性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发现了"父之名的排除"，这使他们有一个结构性的视角去克服这些局限。因此，他们对拉康的兴趣是临床和专业上的。我不是精神病学家，但我在京都的老师新宫一成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精神病学家之一。新宫是目前我国最伟大的拉康专家。他出版了许多关于梦、以精神分析为取向的精神病理学、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的书籍，其中最有名的是《拉康的精神分析》（1996年），其中他成功地从特殊与普遍的关系中推导出（在无意识的经验中揭示出），对象（a）出现在遵循黄金比例的严格逻辑。顺便说一句，这位新宫正在编辑第一本《弗洛伊德全集》的日文版，该书将于2006年10月由大型出版社岩波书店开始出版。

Psychanalyse：有参考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家吗？

KT：有的，即使没有那么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几个人，大多数是精神病医生，但也有非医学背景的，他们在法国接受拉康派分析家的分析，有的持续时间相当长。他们其中一些人回到日本之后，不管有没有获得AE（学派分析家）[1]的称号，直到今天也在作为精神分析学家工作着，他们就像法国的分析家一样，有自己的工作室!因为日本对精神分析的具体需求不多，远不及法国，所以一般来说，精神分析学家很难如愿地开设工作室。如果你是一个精神病学家，那会好一点，但还是会有不少的风险。

不管怎么说，据我所知，目前在法国尝试与拉康派分析家进行分析的日本人大概都不超过20人。可以说，他们都在我们国家独立工作，他们没有尝试聚在一起成立一个协会或一个学派。在东京，自2000年以来，有一个名为日本拉康学会（SLJ）的协会，它是由佐佐木孝次创立的，但这是一个在大学的研究者的协会，不太严肃的拉康作品（经常通过齐泽克的作品进行研究）业余爱好者协会，它与精神分析本身的关系甚至比著名的日本精神分析协会（JPA）还小!佐佐木并不是对精神分析一窍不通，因为他说他被土居健郎分析过，后者是我们岛国上反拉康的先锋。但这个SLJ只讨论拉康的学术话语，别的就没了。要想在日本有一个正儿八经精神分析拉康派协会，我们还得再等一等，但你永远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因为总有一些日本人在法国与拉康派分析家进行分析。他们为什么不考虑有一天在日本育成新的分析家，并在一个协会或学派中把他们聚在一起，推进精神分析的话语？谁也不知道!

Psychanalyse：2006年日本的精神分析的发展状况如何？主要问题是什么？

KT：如果日本的精神分析没有受到任何黑皮书的攻击，至少不像法国那样受攻击，那只是因为它远远没有在法国那样受欢迎。在今天的法国，精神分析是文化的一部分，而在日本，精神分析坚持其边缘化的存在，没有为了特别创造精神分析的需求而让公众听见它的声音。这就是它的目的，创造对精神分析的需求!

日本的精神分析的历史，正如我详细叙述的那样，可以说是精神分析的本质被稀释的历史。我说的是古沢他们自1950年代以来产生的所有恶果，他们试图混淆分析话语和大学话语，使后者明显受益。如果今天在日本，没有人知道要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家，必须做过个人分析，那是因为这个双重协会JPA/JPS完全忽视了自弗洛伊德以来的这条铁律，几乎四十年了，直到它激起了与IPA的深刻不信任。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精神分析在日本的发展就没有希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1993年的冲击[2]唤醒了长期处于虚假和平的惰性中的JPS成员，这是上帝的礼物。JPS建立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教学体系，非常忠实于国际精神分析的标准，庞大的JPA不再知道如何处理其2000名成员。这很搞笑。事实上，IPA自己为临床家设立了一种培训装置，给他们一个"JPA认可的心理治疗师"的头衔，其目的如果不是为了更加淡化精神分析的本质还能是什么？现在，JPA正在培训分析家（自1996年改革以来，它已经培训了大约10名分析家），JPA提供的这个头衔很简单地证明，带有这个头衔的临床家不是精神分析家！

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分析话语，或者说今后追寻的适当的分析话语，即JPS的话语，开始从大学话语中分离出来，今后由JPA单独持有。当然，这种分离从一开始就需要对什么是分析话语和什么是大学话语进行双重拷问，这应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了精神分析在日本的任何可能的发展，有必要从分离这两种话语开始，这两种话语必须是相互异质的，但战后在日本却奇怪地被混淆了。而这种分离，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已经开始了。但这一点还没有充分实现。只有在完成了这种分离，分析话语得以一鼓作气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才能在更广泛的背景下谈论其他问题，比如说在更广泛的语境下，今天日本的精神分析似乎与其他国家的精神分析一样。也就是说，在全世界日益统一的政治-社会-文化形势下，主体精神经济的明显变化，精神分析概念和理论的庸俗化，在心理健康领域引入逻辑性评估，人类心理的概念日益简化，等等。这就是我对日本精神分析的现状的看法。

Psychanalyse：你认为在日本的文化、语言和写作中存在着抵制精神分析的具体要素吗？

53KT：是的，我愿意相信，但这些要素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一遍遍地问过自己，却没有找到任何精确的答案。是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在日本进行分析？还是在我法国的分析中，我对自己的"日本性"还没有足够的加工？无论是哪一种，关于这个抵抗要素的问题，我目前只能勾勒出一些初步的想法，或者说是猜测。

我将用一种方式，绕开拉康所说的日本主体的"不可分析性"的问题。对此我很抱歉，因为肯定会有读者期待我对拉康现在著名的公式进行说明。关于这一点，我向你推荐新宫一成的清晰的文章《日语书写与无意识》（« Écriture japonaise et inconscient »），载于Daruma, Revue d'études japonaises, number 6/7, 2000, É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关于拉康所聚焦的的日语的特殊性问题，你不会找到任何更好的解释。

我的话就先说说另一种层面的问题：在我们的语言中，没有sujet（主语/主体）。你可以听到这最后一个词在语义上的模糊性，但它首先是语法意义上的"主语"，与"谓语"或"动词"相对应。没有主语是我们语言的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在日语手册中解释说，在这种语言中，主语经常被省略，不指明句子的主语的陈述是很常见的。但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理论问题。说我们"省略"了主语，就是说主语还是被假定的，主语的位置在任何有效的陈述中都存在，至少在听起来是这样。这是一种欺骗，不能反映我们语言的现实。语法上的"主语"是一个源于西方的概念，没有什么可以证实这个概念以及构成"语法"的整套概念确实适用于日语。专家们对此仍抱有怀疑的态度。

当然，我们也会说一些明确主语的句子，这些句子或多或少可以用西方的语法概念进行完美分析。然而，总的来说，日语中的主语比任何的欧洲语言都更少被需要和被宣告出来，或许可以说，以至于人们怀疑在我们的语言中，似乎最终占据主语位置的东西，与西方语言中被叫做主语的东西是一回事。让我们看看著名的《枕草子》的开头，这是一篇由一位女皇的侍从在十世纪末写的文章，是日本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我将尽可能按字面意思来翻译："春天，黎明。逐渐变白的山脊被一点点点燃，略带紫色的云朵像细线一样拖着。"这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一定是这样的："我最喜欢的（或"这是好的"）是春天的黎明。我最喜欢的是逐渐变白的山脊有一点光亮的时候，等等。"

这个文本的风格更像是口头的，而不是书面的。而且，即使现代日语与20世纪的日语有很大不同，我们语言的本质也没有改变。一个高中生今天写的电子邮件会是这样："有时间吗？见个面？想看一下维珍书店。"顺便说一下，日语中没有主语，与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或拉丁语中的主语人称代词缺位没有关系，例如，因为在这些欧洲语言中，即使人称代词"io"、"tu "等通常缺位，但主语总是由动词的变位指示出来，而在日语中，动词的变位完全与主语的人称无关。

当日语的主语是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时，最常被"省略"（加引号，原因已经提到），正如您猜到的那样。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在日语中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的种类非常多。将简单的法语"je "翻译成日语，我们可以说"watashi"、"watakushi"、"boku"、"ore"，等等。如此一来，人们自然也会想，"人称代词"的概念本身是否适用于我们语言中说的相应的词。无论如何，就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而言，话的主语不一定是假设的，这与没有单一的、绝对的人称代词这一事实是相辅相成的（就第三人称而言，情况可能不同：被认为是第三人称的日语代词是相当新的发明，用于翻译欧洲的代词，如"他"、"她"等）。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这种话（énoncé）的主语的缺失在说（énonciation）的主体的层面上并非没有后果。让我们看看日本人是如何谈论自己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说"我"，他们不需要用这个人称代词来代表，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日语中不需要用与法语的"我（Je）"对应的这些东西。因此，日本人似乎没有被异化地成为一个言说的主体，或者至少没有被正式地异化。他摆脱了话和说之间、意义和存在之间的异化划分，因为如果主体的位置在话的层面上不存在，也就是说，如果主体在话的层面上没有义务认同一个能指，即使它只是一个简单的转换词（shifter），他如何在成为说话主体的道路上经历这个强加于所有存在的基本选择（vel）？有没有可能在不被分裂的情况下成为一个真正的言说主体呢？ （为了帮助理解我们正在谈论的内容，我可以用这种方式重新表述刚才所说的内容：在日本主体身上，所谓的“说谎者悖论“将失去它所有的悖论性。因为，他没有说："我撒谎"，而是说："撒谎"。我有点夸张，但这就是重点。)

我的印象是，如果许多人，包括西方人和日本人，经常谈论并仍在谈论日本人作为一个个体的"不成熟"（比如说这与我们国家的民主不成熟有关），那我们可以说，这与这种语言异化的非典型结果有关。言说的主体没有为他正式指定任何地点，没有明确说明他从哪里说话，那他必然保持匿名，而且他似乎对此很满意!他不承担，也不想去承担他作为一个主体的位置，可以说，这种前主体状态，似乎满足了他。这就是为什么他制作、流传、大量未署名、无人承担的演讲，这些演讲不属于任何人，但却让他有"交流"的感觉。空话的统治是卓越的。

另一方面，没有通过基本异化的主体似乎不会被引向分裂主体的另一种模式，即知识与真理之间的划分（确切来说，是鸿沟（refente））。我在这里遵循的是我对拉康在1964年提出的双重主体因果性的解读。对于一个没有被异化，因此没有存在的缺失的主体来说，对真理的追求不可能有任何意义。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对真理问题不感兴趣。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想知道真理，远非如此，而是他们不认为任何关于真理的问题都意味着主体，即使真理在知识领域中留下了它不能被吸取的洞。对他们来说，真理不值一提，甚至连主体的意味也不值一提，因为他们相信真理就在那里，它迟早要出现，它只是在等待被揭示。如果这还不足以揭开它的面纱，好，那么就不用大费心思了!这是一种实用主义，我想把它称为寻求真理的日本实用主义。

在我看来，作为实践的精神分析在我们国家遇到的冷漠，源于日本主体与他的语言之间的这种特殊地位。或者说，源于在这个非典型的位置抓住的享乐（jouissance）。因为他很享受，显然。在他作为演讲主体的身份中，他发表了无数平淡无奇的演讲，没有人知道它们属于谁，也没有人知道它们是对谁说的，这些演讲显然是游戏性的，不是很严肃，而且永无止境。这么多所谓的"交流"，今天以千百种方式被媒介化，似乎没有人承担起责任。那么，这个愉快地溶入一个表面上的平静的、甚至是惰性的匿名的主体，他是如何想到要来找精神分析学家的呢？他是如何想到逃脱这种匿名性，如何假定他的主体性，即使它在分析中会立即受到质疑，简而言之，他是如何想到破坏自己的稳定性，来让自己进入分析装置中工作，到最后作为一个主体存在？现在，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花几千日元去被倾听几十分钟，已经是非常难以想象了。毫无疑问，除了他们有问题的时候。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言说对接受者和发送者都是自由的。决定性的是，"好好说"（bien-parler）不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我们应该首先教导他们，"言说"这个简单的事实是一种卓越的行为，它并不总是自由的，而且一个人不可能在没有"原因"的情况下说话，也就是说，不可能在没有丧失某种东西的情况下说话的。

[1]译者注：拉康在1967年10月9日《有关精神分析家的提议》中提出“分析家自行授权”，自我授权的分析家称为“执业分析家”（AP），但是学派也会担保一些分析家的训练并为他们授权“学派分析家”（AE）的头衔。一般来说，这个头衔有时效性，并且学派分析家有责任在学派里讲授自己的分析经验。

[2]译者注：在1993年的“阿姆斯特丹冲击”的事件中，有人在阿姆斯特丹的IPA年会爆料说日本分会JPS训练的分析家每周只做两次的个人分析，这让IPA对JPS发出警告，让他们要不接受IPA的规则，要不就想拉康派那样离开I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