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哀悼 | 十三周年祭

成都距离汶川有130公里，距离震中心是80公里，而生死两岸的人，隔之以无限遥远的距离。

我那时7岁，在成都读小学一年级。大地震的发生，便是根植在我生命中的第一场恐惧。

地震对于一个7岁的孩子来讲，概念是完全抽象的。当地震实际发生时，只觉得大地晃动的感受很新奇。记得那之前母亲曾看过一部日本电视剧，女主人公阿布的家庭遭受过地震的影响，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地震，同时还听到了海啸。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和所有同学一样，正坐在教室里上下午第一节课。犹记得是一位中年女老师的英语课，我刚回答完问题坐下，板凳顿然猛烈左右抖动，我以为是后排的同学在摇晃课桌，便转过身看他。接下来的一刹，班里的同学不约而同地慌乱起来。我记得老师当时还用英文说：“Quiet please”，然后出门探察情况。随后我们被指挥到操场空地上去等候，我想，要等候的是什么呢？是等会儿再回教室继续上课吗？直到半小时后父亲来到学校把我接走。在自行车上，他说：“地震了。你妈当时在家睡觉，还是被电脑砸在地上的响声闹醒的。”我坐在后座沉默不言，只担心着会不会还有海啸会到来。

余震持续发生，楼群变成危险的桌下炸弹，没有人敢回到屋里去，市民们纷纷去到广场、运动场类似的空地上扎帐篷、打地铺。我家离四川大学不远，那里空余扎帐篷的空间很多。我们当晚帐篷扎在川大华西校区的西三门运动场里，街的正对面就是华西医院。而那晚的画面，如今已化为一道声音刻印在我的世界里。

暮夜最终到来，运动场里人越来越多，一组组互不相识的汉子们聚拢到一起，脱掉了因闷热而被汗浸湿的衬衣，像是在高谈阔论般数落这场悚骇的灾难，操场里人声鼎沸、喧闹无比。草地上，我坐在父亲身边，他在和几个陌生人交谈，而进入我耳朵的却不是他们的谈话声，是持续整晚的、急促到甚至失控的医疗车鸣笛声，和无数贴着“众志成城，抗震救灾”横幅的货车发动机声响。广播里不断播报震区震级、播报死亡失踪人数、播报泥石流和堰塞湖、播报总理已去往重灾地区······这一晚嘈杂相交的声音令我至今难忘，而7岁的我，似乎明白了“生与死”的真正含义：失去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存在。

到了大地震后五周年祭的下午，我在校外补课。上课之前老师要求同学们举行默哀仪式，默哀仪式在大地震后每一年的5月12日都会举行。而在这哀悼过程中有位同学竟莫名其妙笑了出来，另外的同学跟着他一起笑，老师勃然大怒，手臂笔直地指着他们，吼喊着滚出教室。我看着这一场景，这是我震后第一次感受到这场灾难对于人们意味着什么。

时间来到九周年祭，在高中的地理课堂上，平时大大咧咧的地理老师老王在那天讲述了她的故事。震后的一段时期里仍然余震不断，身为大学生本可以在家安全度过这段危险期，老王却全然不畏面对这场恐怖的灾难，私自瞒着家里前往灾区做志愿者。在那里她遇到了其他志同道合的志愿者，遇到了救灾的昂扬军人，遇到了受难的纯净孩子······对灾区来讲这是一场支援救助，但对老王来讲，这段经历将贯穿到她整个生命里，有时或许会是深沉的阅历，有时又或许会是萦绕的梦魇，因为她见证的，不仅是这场真正的灾难，还是生与死、离与别的考验。她说，临走前她答应孩子们会再去看他们，讲着，老王悲怮地泣涕抽咽，她说她其实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去看他们，她害怕再次面对那个场景时，无情的记忆梦魇会被放逐出来，缠绕住自己的心灵。老王不畏惧面对灾难，却难面对记忆的创伤。她每次一讲到5·12地震便会痛哭，尔后一年十周年祭时，她又一次在讲台上落泪哭泣。我不知道大地震是否已成为她心中无法逾越的囚牢，但这场灾难的确给予了她太多难以承受的情感。老王有幸参与到灾区的支援工作中去，随之产生的却是附着在心灵上不愿再回忆的脆弱创痕。

此刻，是十三周年祭，大地震的余波远没有散去，幸存者们甚至需要用整个余生的时间去消化。我也曾去到过汶川、北川，那里的灾后重建相当完善，想起老城区废墟下依旧掩埋着数万骸骨，又认为他们没有完全被湮没，他们的生命终止在了那一刻，但故事却继续回荡于世界。因为亲历者们独有的个体记忆始终存在着，并映射到了民族记忆的深处。于是我们哀悼，目的在于承认死者已逝，承认他们的缺席。幸存者们挣扎着，终其一生想要沿着缺席抵达在场，而求生的欲望最终获胜，生者哀悼的意义，便在于“杀死死者”——接受他们已经永远离去的事实，携带痛楚独自活下去。生者，会沿着死者的缺席继续生活，延续着与死者不能重现的爱，同时是一种强烈的修复自我的欲望，这也便是生的信仰。

十三周年祭，愿逝者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