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丨那些青春岁月的冒险
“九州生气恃风雷”——龚自珍在十九世纪登高一呼，号召变革，启动中国现代性的先声。借着“海上风雷”系列，我们重新检视革命历史版图，见证域外的青春之歌。从杨逵到陈映真，从王啸平、威北华到刘大任、张系国，多少豪情壮志以及随之而来的艰难考验，铸造一代又一代的传奇。
——王德威
“海上风雷”书系是一套试图从世界范围内看华语文学的丛书，由王德威主编，其中著作包括《浮游群落》(刘大任/著)、《昨日之怒》(张系国/著)、《戏中壁》(钟乔/著)、《里面的里面》(朱嘉汉/著)。
现代中国风云抖擞，雷霆之声不止来自九州宇内，更来自海上，来自远方。在当下的时代，重新阅读“青春左翼”的故事，绝非白头宫娥话开元天宝事，更多的是打开时人全新的视野，全新的历史知觉。今天，我们与书友们分享王德威教授为该书系撰写的总序。
海上风雷
王德威 文
青春与革命是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二十世纪初梁启超首开其端，以《少年中国说》(1900)召唤青春希望与动力，一时如应斯响。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等创办《青年》杂志，在发刊词中以初春、朝日比喻青年的朝气蓬勃，期勉中国新生代奋力创造未来。次年李大钊继之以《青春》《青春中华之创造》等文，宣称“盖青年者，国家之魂”。
这一青春想象的政治载体是革命。“五四”狂飙卷起，革命救亡还是启蒙淑世，成为一代青年对话或交锋所在，也成为启动文学现代性的契机之一。从叶绍钧的《倪焕之》(1927)，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1933)、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1947)、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每一世代作家都曾铭刻青年革命者与时代搏斗的轨迹，或彷徨，或吶喊，或牺牲。这些作品所汇集的想象资源至今影响不辍。
与此同时，大陆以外的华语社会也风起云涌。一九二四年，台湾青年杨逵(1906—1985)为了反抗童养媳婚姻、追求思想出路，东渡日本，因此接触进步活动。杨逵一九二七年回台后积极参与农民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一九三五年更以短篇小说《送报夫》赢得日本《文学评论》二等奖。小说以日本殖民资本主义势力对台湾土地的搜刮开始，描述一个留日台湾学生如何在异乡经历了经济、民族地位的不平等待遇，从而决心加入社会行动。这篇以日文创作的小说后由胡风译成中文，成为最早被介绍至大陆文坛的台湾作品之一。
一九三六年，江苏常熟青年教师金枝芒(陈树英，1912—1988)与妻子来到英属马来亚。金枝芒读中学期间即参加学生运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后涉入更深。当时许多前卫青年前往延安，金枝芒却选择下南洋。往后十年他厕身新马华人文教运动，同时参与地下抗日组织。“二战”后英国殖民者再度得势，金枝芒和他的同志转而抗英。一九四八年底，他加入马共丛林抗战队伍，辗转十余年，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文字记录，最著名者为小说《饥饿》(1961)。
类似的故事所在多有。一九三二年，十七岁的黑婴(张炳文，1915—1992)从印度尼西亚棉兰来到上海就读曁南大学，结识新感觉派文人穆时英、施蛰存等，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一员。抗战爆发，黑婴返回印尼参加抗日活动，因此身陷囹圄。战后他担任《生活报》总编辑，出版短篇小说集《时代的感动》(1949)和中篇小说集《红白旗下》(1949)。一九五一年，黑婴再次返回中国。一九四〇年，二十岁的新加坡华裔青年王啸平(1919—2003)回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加入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王啸平进入戏剧界，晚年以《南洋悲歌》(1986)等作回顾半生行止。王啸平的一个女儿也从事文学创作，她就是著名作家王安忆。
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些作家？他们背景各异，但都是少小离家，四出冒险。他们都怀有一股无以名状的激情，企图改变自己或社会现状，也不约而同地在左翼理想中找到寄托。此处的“左翼”需要作广义理解，至少包括以下的特征：对抗传统体制、自居异端的勇气；“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人道主义关怀；对社会、经济、政治不义现象的批判；对殖民及资本主义的反抗；对民族主义的追求；还有对跨越国际无产阶级联合阵线的号召。这些议题之间未必相互契合，但总能成为这些青年诉诸文学形式、不断辩证反省的焦点。
更重要的是，这些青年游走中国大陆内外，比起“五四”新青年，更多了一层跨地域、跨文化的经验。尤其在当时南洋与台湾的殖民地地区，族裔的差异、语言的分歧、家国想象的出入，甚至生态环境的变化都形塑了他们文字的特殊性。马来亚的威北华(李学敏，1923—1961)在印尼参与民族独立战争时，从印诗人安华(Chairil Anwar)、荷兰作家马斯曼(Hendrik Marsman)学得现代派技巧；“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吕石堆，1915—1951)留日时期深受日本左翼运动影响，他的笔名传说取自朝鲜作家张赫宙与中国作家郭沫若。吕赫若的小说《牛车》一九三六年也由胡风译为中文。
一九三八年，来自台湾美浓的客家青年钟理和(1915—1960)只身前往伪满洲国。他是“日据”时代少数能以流利白话汉文创作的作家，他的中国经验尤其与众不同。钟的同父异母的二哥钟浩东(1915—1950)为影响其最深者。钟浩东曾赴广东参加抗日，“二·二八事件”后，因密谋反国民党工作被捕遭处决。“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钟理和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原乡情结如斯沸腾。
二十世纪中期冷战格局形成，国民党退居台湾。海峡局势虽逐渐稳定，但意识形态的禁忌无所不在。这是一个苦闷的年代。西方思潮的引进，岛内政治生态的改变，都促使有心的知识分子反思：他们应何去何从？一九六七年，出身台湾世家的郭松棻(1938—2005)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专攻比较文学。此时越战方兴未艾，全球躁动不安，美国学潮、法国工运、中国“文革”，让郭松棻深有所感。他从存在主义哲学转入左翼哲学。一九七〇年，郭投入保卫钓鱼岛运动，尽心竭力，竟致放弃博士学业。爱国的激情使他不能见容于台湾当局，被迫羁留海外多年。保钓运动烟消云散后，郭回身转向创作，铭刻所来之路，赫然发现这才是安身立命所在。
当代台湾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倡导者非陈映真(1937—2016)莫属。他的创作始于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小说《我的弟弟康雄》呈现淡淡的郁悒色彩，和无以自处的存在焦虑，充满现代主义色彩。但他迅即转向关注人间疾苦，以及社会公义问题；在戒严的年代里，鲁迅其人其文成为他最大的精神寄托。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陈映真左翼人道主义的信念已经浮上台面。一九六八年，陈因思想问题被捕入狱，成了另一种“白色恐怖”牺牲者。
作为一位有坚定意识形态信仰的作家，陈映真对自己的付出无怨无悔。一九七五年出狱后，他仍然以卫道者的姿态批判跨国资本主义对台湾的侵害，以及第三世界国族政治的粗鄙短视。但对革命实践之后所暴露的巨大落差和变形，他不能无感，因此有了一九八〇年代著名的“山路三部曲”(《山路》《铃铛花》《赵南栋》，1984)。透过《山路》里曾经向往革命精神的老妇，陈映真问道：“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会不会使得昔日的血泪牺牲，都变为徒然？”这是鲁迅式“抉心自食”的深刻反省。
阅读陈映真的一大门坎，是意识形态及文学创作间的辩证性。我们无法规避陈映真的政治信仰，只谈他的创作，但也不能完全依照作家的意识形态，强为他的作品对号入座。细读陈映真的作品，我们得见其他线索：从个人(政治或伦理)主体性的所伤，到群体生活的荒谬疏离，再到信仰与沟通的二律背反。他质问人性沉沦与扭曲的问题、罪与罚的问题、忏悔与救赎的问题，或沉郁低回，或义愤悲悯，无不真诚动人。
以上脉络勾勒近一个世纪以来，海外华语世界的青年如何投身时代风潮，又如何以文字铭刻身心的历练。这一脉络却往往被文学史所忽略或简化。近年有关陈映真、郭松棻等人的事迹逐渐得到重视，他们的主要作品也先后在大陆出版。但还有更多的作者和作品有待发掘。“海上风雷”系列即是希望呈现其中的精彩部分——那些青春岁月的冒险，那些激情与怅惘的故事，不应被历史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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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美国各种运动此起彼落，一批自台湾、香港留美的学生也纷纷投入其中。一九七〇年台湾外海的钓鱼岛领属权突起争议，一夕之间蕞尔小岛成为海外民族主义运动的象征。除了前所论及的郭松棻，刘大任（1939—）更是当时的领导人物。他们感时忧国的激情与执着，不啻是“五四”精神的延伸。不同的是，“五四”热血文人的极致是文学退位，革命先行，而刘大任等人却是经历了政治洗礼后返璞归真，以文学为救赎。
保钓之后，刘大任以一种宛如自我放逐的姿态远赴非洲。赤道归来，他开始提笔为文。他的作品或痛定思痛，或云淡风情，但字里行间总潜藏一脉不甘蛰伏的心思。他写亲情友情的乖违，吉光片羽的启悟，举重若轻，无不是拼贴历史碎片、检视前世今生的尝试。小说成为一种谦卑的、反观自照的方法，一种无以名目的行动艺术。《浮游群落》（1982）中，刘大任回顾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读台大时所经历的“情感教育”。在白色恐怖的氛围里，在美式文化的洗礼中，一群血气方刚的大学生面对现实藩篱，摸索乌托邦的可能，却上下求索而不可得。他们呐喊，他们彷徨。一切悬而不决，一股虚无的感觉悠然升起。这本小说不啻是刘大任为一代台湾留美学生写下的前传。四十年来家国，当年的激情与壮志烟消云散，老去的作家有了此身虽在堪惊的惆怅。
相对于刘大任的传奇经历，张系国虽然亲历保钓，毕竟保持相对客观立场。时移事往，他一样不能忘情当年保钓经验——一群海外留学生最后的青春印记。张系国的《昨日之怒》（1978）名为虚构，其实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他的风格堪与刘大任形成对话。刘大任现身说法，以今日之我自剖昨日之我，张系国则以旁观者姿态细数当年人事。俱往矣，只有感时忧国的情怀始终如一。
一九九五年，台湾剧场工作者及报告文学家钟乔（1956—）的小说《戏中壁》，演绎“台湾新剧之父”简国贤（1917—1954）制作演出话剧《壁》的始末。一九四六年初，简国贤自日本学成返台，与民间讲古先生宋非我组织“圣峰演剧研究会”搬演《壁》一剧。这出戏讽刺国民党接收台湾后的社会乱象，赢得观众共鸣。“二·二八事件”后，简国贤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四年后被捕处死。二〇一三年，简国贤的姓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镌刻并镶嵌于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钟乔追随陈映真与蓝博洲（1960—）的“革命考古学”，以文学及剧场形式挖掘、回顾简国贤的创作及死难。他理解述说受难者的血泪不难，述说血泪的“难以述说”性才难。已经发生的无从弥补，我们唯有借着不同的形式，不断尝试重组记忆，才能够铭刻历史的创伤于万一。《戏中壁》出入过去与现在，幻魅与真实，充满前卫色彩，却也是不折不扣的伤逝文学。
二〇二〇年，台湾作家朱嘉汉（1983—）以《里面的里面》引起文坛瞩目。这部小说聚焦台湾共产党创始者之一潘钦信(1906—1951)的故事。潘钦信一九二四年就读上海大学时即加入革命活动，后奉命组织台湾共产党；“二·二八事件”后他潜赴大陆，一九五一年病逝上海。相较于同为台共创党者谢雪红(1901—1970)，潘钦信的过往早已湮没。朱家汉抽丝剥茧，将潘极戏剧性的政治生涯公之于世，也同时揭露一桩家族秘密：潘钦信正是作者的舅公。
《里面的里面》以真实的历史为舞台，拟想潘钦信消失前的踪迹，以及他所预留的线索，有待后之来者的破解。朱嘉汉追寻被抹去的痕迹，聆听沉默的声音，思考那不可思考的事物，最终以虚构重新建构历史。“若只是口述历史或挖掘真相，就只能挖到‘里面’，而我试着把被掩盖的遗忘挖出来，小说才能‘比里面更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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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生气恃风雷”——龚自珍在十九世纪登高一呼，号召变革，启动中国现代性的先声。从杨逵到陈映真，从王啸平、威北华到刘大任、张系国，多少豪情壮志以及随之而来的艰难考验，铸造一代又一代的传奇。上下求索，路阻且长，不变的信念是对文学正义与行动的坚持。借着“海上风雷”系列，我们重新检视革命历史版图，见证他们的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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