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和熙宁变法：货币经济的两波力量

北魏设计的均田法，其核心是授田，加上租庸调法，提供了唐朝得以快速稳定的制 度性基础。这套制度将人民对国家的租税义务，和国家提供给人民的生产条件，有效地 配合起来。国家先给予生产来源，然后人民再以生产所得奉献国家。 同时，国家税赋是以自然生产的原始形式来征收的。田地上生产的麦、黍、稷等作 物，依照丁口缴纳实物，是「租」； 农家自身种麻养蚕、进行纺织的布将部分交出来， 是「调」； 另外，贡献一定时间的劳动力给国家，或用布绢折抵，是「庸」。中间很少 经过货币的中介。 这原本是倾向自然经济的一种制度，将人民引导回农村，尽量在农业基础上自给自 足，定着于土地上，国家得以恢复「编户齐民」，争夺原本隐匿在世家大户庄园里的人 民。但安史之乱带来的连年动荡，到了唐德宗朝，因为战乱等因素使得均田被破坏，不 得不改立「两税法」，每年分夏、秋两季征税。 不过两税法真正的改变重点不在征税的时间，而在将原本的租庸调改为以钱计算。 从租庸调法到两税法，首先是货币角色不一样了。旧架构中虽然有货币流通，但从国家 的角度看，从一般农民的角度看，货币都没有那么必要。实行两税法之后，国家税收非 得要有货币不可，因为税额是用钱整合计算的。 唐朝最早是将这种改革当作不得已的因应措施，内在希望整合「编户齐民」，希望 农民仍然留在固定的土地上，希望农村保持自给自足经济状态的那种想法，并没有因为 两税法的施行而动摇。 等到五代战乱结束后，宋朝建立，原本仍致力于恢复「编户齐 民」，并且部分恢复实物征收，也恢复了实体的力役之征。 除了环境绝对不许可恢复均 田制外，其他部分都朝向「复旧」来处理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关系。 然而这种状况到了神宗朝，开始有了大转变。前面看过旧党对「熙宁变法」和王安 石最普遍的批评之一，就是政策中都是钱，都在想钱、都在说钱。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就 在于说服神宗同意并相信，国家最大的问题出在财政上。不论对外或对内，军事或民事， 朝廷想要有任何作为，都非得先有钱不可。 王安石拿出来的一套措施，其内在精神和两税法是一致的。 也就是以货币来整合国 家财政，不管是收入或支出，不管是谷物、织品或力役，都统整在货币下来计算、来管 理。 这是新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主要任务。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无从统计，算不出收入和支出的 对应关系。丰年时国家收得了许多谷物，但这些谷物就是谷物，无法换成马，也无法换 成军队。人口成长时，力役随之增加，但有那么多人服役能干嘛？ 为了让国家财政可以管理，可以在支出上有效率，基本上就必须将收入化为钱来计 算。所以有「免役钱」、「助役钱」等措施，但看在旧党眼中，这是变相加重人民的负 担。 人民本来可以利用农闲时服力役，现在却必须多缴钱请人去服役，这当然是多出来 的钱。 王安石解释，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城市居民，等于是让他们出钱，创造公家提供 的劳动雇佣。但真正执行时，就会出现很多愿意自己服力役的人都被强迫要缴钱。 又如「方田均税法」，就是将土地进行丈量，规定一块土地依照其等级和面积来征 税，同样等级、同样面积的土地，不管种了什么，也不管收成如何，就应该缴一样的税。 这背后的思考，也是要摆脱自然经济、实物征收所产生的种种问题。 但在执行上， 就 必然要跳过实物，改以钱来计算。 也就是说，「两税法」和「熙宁变法」是两波强大的力量，将中国经济从中古的自 然经济，推向近世的货币经济。 货币的地位与货币的重要性，在这过程中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