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通释》摘要和笔记（20210519）

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关系从来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是互相竞争、互相冲突，另一方面又互相交涉。但以互相交涉言，道教往往吸取佛教的教义、戒律、仪式等以为己用。这当然是因为佛教的组织远较中国本土的宗教为发达。以宗教性格而言，道教又远比佛教为入世，因此道教自汉代以来也不断吸收儒家的交易。“三教合一”可以说是道教的一贯立场。

以入世苦行的新宗教伦理而言，惠能以下的禅宗是这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的发端，儒家和道教则都是闻风而起的后继者。

我们虽然强调百丈怀海的禅宗革新对于新道教的兴起有深刻的影响，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否定新道教自有其内在的精神。这种精神也许可以看作是从晚唐到宋代的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不但见之于禅宗，也同样表现在新儒家和新道教的身上。新道教在方法上、组织上都可能受到禅宗的感染，然而精神则必须从内部发展出来，不能像禅宗借取。所以专从道教传统的本身来看，全真教是一个崭新的发展。

全真教的宗旨也不在避世，而是“耕田凿井，自食其力；垂慈接物，以期化俗”。这恰好说明它是从遁世的态度转为入世苦行。

这些教派（指所有新兴的道教）不但都以“力耕作，治庐舍，联络表树，以相保守”为其特色，而且也都能号召附近的人民来“受其教戒”。新道教的起源与当时北方沦于异族统治有关是毫无可疑的。不过这些教派的发展都先后经历了一百年以上而“未之变”，这却不是完全从政治的因素便能得到解释的了。

总结的说，新道教各派的兴起和发展充分的说明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的宗教伦理自新禅宗以来即一直在朝着入世苦行的方向转变。新道教基本上是民间宗教，这一点在大多数道教史家之间已取得共同的认识。正因如此，这一新的宗教伦理才逐渐的随着新道教的扩展而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中去。

新道教的伦理对中国民间信仰有深而广的影响，其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思想便是天上的神仙往往要下凡历劫，在人间完成“事业”后才能“成正果”、“归仙位”。同时凡人要想成仙也必须现在人间“作善事”、“立功行”。……这种思想正是要人重视人世的事业，使俗世的工作具有宗教的意义。人在世间尽其本分成为超越解脱的唯一保证。（注：中国宗教的入世苦行伦理与西方新教的“天职”、“职业”观念在内涵和社会功能上基本是一致的。）——“4、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

最近一二十年来，西方史学研究的重点明显的朝着文化史方面移动。这一动向的原因很复杂……照一般的分析，下面两个学术上的动力是比较值得注意的：第一是史学家已不能再心安理得的接受经济、社会决定论的历史解释。……第二是解释派的人类学注重文化符号在一般人的生活中的“意义”对于文学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人类学和史学的合流是文化史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更应当指出的是今天流行的文化史，其研究重心完全偏向“民间文化”或“通俗文化”方面，这和以往的文化史之注重上层文化截然异趣。民间宗教、巫术、戏文、小说或其他通俗文字因此成为史学家的主要研究素材。这一新风气最近也吹进了西方的中国史领域，明清时代的“民间文化”已开始受到广泛的注意。演义小说、杂剧、地方戏、善书、宝卷文学等都在民间文化的角度下获得新一代史学家的重新检讨。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下面这个事实：即本世纪中国学人治戏曲史、小说史、宗教史而卓有成绩者无不植根于经、史、子、集的旧传统。……用中国传统的语言说，似乎学者若不能尽“雅”（上层文化），则也不易深入的赏“俗”（民间文化）；“雅”与“俗”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牵撀。

中国的“国故整理”运动在三十年代已达到了完全成熟的境界。这个运动一方面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旧传统，另一方面则吸收并融合西方现代学术的新眼光。所以三十年代是中国文、史、哲各方面的研究最有光彩的一段时期，一时大师辈出，传世名著往往而有。

中国的学术传统比较偏重综合，而西方的科学方法应用到人文研究则特别以分析的严密见长。因此我们必须结合中西之长，“才能够综合之中有分析，分析之后再综合，达到现代人希望的做中国学问的一个境地。”

研究中国学问需要“努力爬罗剔抉，就前人的业绩上去芜存菁，希望能够在一个可以预计的时期内在某一方面做出一点成绩来”。这更是现代学术专业化的一个中心观念。在这个观念中，我们清楚的看到每一门学问的客观系统是主体，而从事这门学问的人反而是客体了。只有如此，专业的学问才能发展，知识才能积累。

文化有种种不同的面相；而每一面相都有一部分的文字遗存与之相应。所以史学家必须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然后文化的全貌才能逐渐呈现。……每一时代的文化也是一整体，不同的局部观察只要大体上与事实相去不远，彼此之间还是能够互相沟通的。——“5、明清小说与民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