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我在一个月内翻阅的 30 本英文书

一个月只读外文书是种什么样的体验？今年年初，第六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批评得主刘铮就做了这样一次实验，在一个月内，不得翻开任何一本中文书。他想通过这一“过正”的方式，“矫”只读中文而视野有限的“枉”。一个月下来，他翻阅了 30 本英文书，并且详细记录了自己的阅读方法，以及对每本书的评价。

翻阅完这些书，除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刘铮还看到了时代变迁的痕迹，其中既有政治环境对语言的塑造，也有搜索引擎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如果你对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感兴趣，以下是一份干货满满的书单；当然刘铮的阅读面不局限于此，他为我们勾连出一幅庞大的知识图谱，如果你想拓宽阅读视野，这也绝对是一份可靠的参考。

我在一个月内翻阅的30本英文书：

一次实验记录

撰文：刘铮

2021 年 1 月 15 日，实验开始。

本质上，这是一场自我限制的游戏，它将一套自行制定的规则强加给自己。但它同时又是一种自我探索，因而是一种自我的扩张。一方面，它有点像沙漠教父的苦修节食，可另一方面，又有点像是古罗马盛期的豪纵饮宴。

其实事情一点都不复杂，而且着实微不足道：在 1 月 15 日这一天，我决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我将不读任何一本中文书，而只读外文书。

这一决定并非心血来潮。2020 年底，我回顾了自己一年所读之书，一抹厌倦外加失望的阴云笼上心头。去年，读的外文书太少了。我怎可允许自己被中文世界的风尚、趣味、偏好所囿，尤其是当那些表现为潮流的东西实际上是被明的暗的规条切割出来的结果？在中外之间审慎地左右采获、斟酌去取，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我还是相信，矫枉必须过正。于是，我下决心，干脆斩断与中文书之间的锁链与情丝。

自订规则：在一个月内，不得翻开任何一本中文书。不过，我还是给自己留了一道暗门：可酌量阅读微信中的中文订阅内容，而其中实际上是不乏中文著作的片段的。

就这样，我开始了只读外文书的一个月。读外文书，对此刻的我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安德鲁·派珀（Andrew Piper）在他那本精辟敏锐的《书在那儿：电子时代的阅读》（Book Was There: Reading in Electronic Times, 2012）里有个说法特别切合这一情境——“Closing something off in the name of opening something up”，名义上是要开启一些东西，事实上是要隔绝另一些东西。外文书，带来的是另一个视野、另一种话语、另一类关切、另一组感性，它与中文世界并非截然悬隔，但正如奶茶已不止是一种茶，它总是带来“另一些东西”，它总是表现为“另一些东西”。

关于我的“读”，恐怕须加繁琐的限定，才能使它与众人熟习的那种“读”建立起联系，所以我宁愿称其为“翻阅”。首先，在我翻阅过的书中，从头读到尾的只是少数——在传统的读书人看来，这无疑是大逆不道的。不过，我想说，阅读的崩坏，源头其实是写作的崩坏。当一位学者将相互间只有极稀薄的关联的论文连缀起来，搭成一部专著的门庑，而他竟然指望读者乖乖听话依次读来，我们到底应在多大程度顾念他这种愿望呢？法国作家达尼埃尔·佩纳克（Daniel Pennac）写过一本有趣的谈阅读的小书《宛如一部小说》（Comme un roman），他声张的“读者权利”，第一条，不读的权利；第二条，跳读的权利；第三条，不读完的权利……我悉数赞成。

其次，我习惯了跳来跳去的阅读，习惯了跳走再跳回来的阅读。在同一天里，我可能会在四五本书间跳来跳去。有时候，一本书我只读了一章就把它丢开了，可一周后、一个月后或一两年后，我可能又把它捡起来接着读下去了。跳来跳去、跳走再跳回来的阅读，本质上是鸡尾酒式的阅读：它叠加场景、混合体验、漂染悟性、淬炼反思。在记忆中纷纷欲散去者不强挽，对游移萦回者，有“小立待其定”的耐心。读大书如克名城，“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样的阅读传说、阅读神话，我们自然都听过许多。我也觉得那种犟脾气的读法，对某一类书或人生某一段阶，是适用的。但我不认为，那是唯一合法的读法。是否依次读来，是否从头读到尾，与其说取决于读者的个性或习惯，不如说取决于书本身的性质，更取决于阅读的目的。仅就我为时一个月的外文阅读而言，恣意涉猎的企图是压倒从容含玩的痴想的。

第三，是尝鼎一脔就权且置之，还是一气饮尽最后一滴，本来就寓有我的价值判断、审美判断以及某种“阅读经济学”的算计。假如将“克名城”的比喻再加发挥，我们不妨追问，一味强攻，即令最终夺下城池，将士、粮草、兵革等等的损失，又该如何跟胜利的结果进行折算呢？设使隳的是名城大埠，倒还罢了；若耗三军之力，只拿下个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恐怕则更无把握定其得失了。下面我历数翻阅过的书，偶尔会交代为什么某种书只选读而未全读，其中既有基于判断者，又有基于算计者。

然而，自辩终究是乏味和有失体面的。若我以这种方式读书，将作为一宗昭彰的失败案例而陈尸于解剖台，供未来的万无一失的阅读法传授者们嗤点，那何尝不是一种荣幸？

一

我的读书，一般体现为“两条路线”之争：一条是持久兴趣自行铺展出的路线，另一条是由新到手的书或因研讨需要而临时参详的书所牵领的路线。当然，二者是每每交错的，刚搜求到的书未尝不是持久兴趣的某种结果。

过去几年，从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品，一直是我阅读的重点。此次翻开的第一部书即由这一路线而来。读切斯特顿（G.K.Chesterton）的《文学中的维多利亚时代》（The Victorian Age in Literature，1913），如聆智者謦欬，有时会觉得他兴会极高，简直口沫四溅，尽管咳唾的都是珠玉，有时也未免支离曼衍，像谈话谈久了，偏了航道，但总归他的好处，非今日既欠缺知识又自甘束缚的笨伯们所能领会，因为他那些令人应接不暇的判断里融进了太多思想上的、文字里的体会，来自那一语境里的经年浸淫，而这些不是可以凭试剂或量杯来检证的。

如他评马修·阿诺德：“在穆勒的‘自由’、卡莱尔的‘力量’以及罗斯金的‘自然’之外，他另立一物，壁垒一新的一种东西，他称之为‘文化’，它经由对最好的书、最好的作者们的详审细查，达至心智的自由挥洒，蠲除世俗利害考量……有时他谈起‘文化’，就好像文化是一个人，或者至少是一个教派（因为教派往往带有某种人格）：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文化’确实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就叫马修·阿诺德……他有点像是上天派来的信使。他与维多利亚时代只重实效实用、粗俗却又闷闷不乐的向上精神正面对决，其精神可用他本人的一句妙语概括：他向英国人民发问，问把他们从伊斯林顿载往坎伯韦尔的快车究有何用，如果只是把他们‘从伊斯林顿的阴惨、粗鄙的生活载往坎伯韦尔的阴惨、粗鄙的生活’？”

顺带读了切斯特顿的一本随笔集《凡百事情皆有助益》（All Is Grist，1931），数篇正经谈文艺的掠过未细看，有几篇小品文（familiar essay）倒来回读了几遍，佩服切氏心理洞察之精确。最喜欢的一篇叫《论无聊之为刺激》（On the Thrills of Boredom），大意是说，当下青年似乎除了聚在一处起舞跳踉、大笑大闹之外就找不到别的什么乐子了，切斯特顿的体验则异于是：他小时候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兴奋之中，而实际上无事发生，只是呆在阒无人声的大房子里，也会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满足之感。似乎我们需要那些冷清、空荡、人迹罕至的地方，让自己沉浸于某种无以名之的暗示，让潜藏意识的土壤更加肥沃丰富。

切斯特顿说：“年轻人其实远比人们以为的更会找乐子，而且并不是非找乐子不可。”（Youth is much more capable of amusing itself than is now supposed, and in much less mortal need to be amused.）因为，他们擅于在孤单、沉闷中发现乐趣。当然，我猜，切斯特敦所指的，还是那些多少像他一样有想象力的年轻人罢。

同时翻阅的书还有肯尼斯·奥洛特（Kenneth Allott）主编《鹈鹕英国文选》（The Pelican Book of English prose）第五卷《维多利亚时代文选》（Victorian Prose：1830-1880，1956）。这个选本最大的特点是选文绝大多数都很短，平均只占两页篇幅，因此读来毫不吃力，可以随时拿起放下。编者眼光甚好，在名家名作之外，也选了些没那么有名的文章，但一样精彩。

我最喜欢的一段，出自哈代的小说《还乡》，长度还不到一页，写在爱敦荒原上起篝火，人的面容在火光映照下发生种种变化。哈代的笔致极细腻而庄严，令人叫绝。现在常有人说不明白所谓“文笔”到底是什么，我想，去读读哈代的英文，或许就能理解，所谓“文笔”终究是存在的，虽然它已变得稀有。我后来没再去翻看中译本——我相信，即使是张谷若，也译不出那种美来。

接着读了“人人文库”（Everyman's Library）版的海涅《诗文选》（Prose and Poetry a Selection，1934）。大约因为海涅曾被定为“革命诗人”，这个本子上世纪 50年代曾在国内广泛发售，现在也容易找。前面几首诗读不出好来，索性直接跳到后半的散文部分。海涅一直是我最钟爱的散文作者，所以他的文章我读得相对熟些，此次用英译本读，倒是在游记里发现一章以前未措意的好文字。

海涅忆及自己当年念书时所学知识之无用，正话反说，诙谐极了。他说自己死记硬背的东西后来都派上了大用场：要不是当年把那些罗马皇帝的名字都记熟了，后来尼布尔考证出这些皇帝并未真实存在过，其说正确与否，他一准儿觉得无关痛痒了。海涅背的历史大事年表，也多次帮他在柏林那些千篇一律、千“家”一面的街区中顺利找到朋友的家门，方法是将友人的门牌号跟某一重大史事的发生年份联想到一块。发展到后来，就是见到一个熟人，就会想起一件古代大事——见到裁缝，马上想起马拉松战役；见到衣冠楚楚的银行家，马上想到耶路撒冷的覆亡；见到一个葡萄牙朋友，马上想到穆罕默德的出走……所以，海涅说，背年表太有必要了。

读玛格丽特·博特罗尔（Margaret Bottrall）写的小册子《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就没那么有趣了，好在仅有三十几页，可以苦捱到尾。朗文公司（Longmans, Green）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作家及其工作”（Writers and Their Work）系列，都是三十几页的小册子，专家所撰，评介英国大小作家，每册后附的书目很有用，我一口气买过几十册。前年，王宪生译《英国近代早期传记名篇》出版，其中收了艾萨克·沃尔顿写的名人传记五篇，我想对他写传记的情形再了解得多一些，于是读了这本小册子。不想其书枯燥乏味，事实也了无可观。

玛格丽特·博特罗尔（Margaret Bottrall）写的小册子《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

二

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是我阅读的大宗。以下七本书都是这方面的。

艾伦·理查德森（Alan Richardson）、艾伦·史波斯基（Ellen Spolsky）主编的《虚构的运作：认知、文化与复杂性》（The Work of Fiction: Cognition, Culture, and Complexity，2004）是部“认知诗学”方面的论文集，我只读其中一篇论文：哈特（F.Elizabeth Hart）写的《具身文学：对文类问题的认知-后结构主义探索》（Embodied literature: a cognitive-poststructuralist approach to genre）。读后觉得其中“认知”的成分未免太稀薄，不过，在种种关于“文类”的理论中穿行，过程究竟是有趣的。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作为文类的“悲剧”。

我把作者的阐述简化（漫画化）一下，可以说，这一文类概念大体经历了“正反合”的过程：起先，剧作因其“悲”而被称为“悲剧”；后来，有人指出，我们所说的许多“悲剧”，其中并无多少“悲”的成分，所以这一文类是可疑的；到了作者这里，她说，其实“悲剧”在人的认知底层其实还是有很多“悲”的成分的，所以“悲剧”终究是“悲”剧。文章有一半篇幅以《奥赛罗》为例，剖析其种族内蕴，我觉得很有启发，但这算“认知诗学”吗？我不敢说。

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文集《追逐符号》[The Pursuit of Signs，(1981) 2001]，读了其中嘲笑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的一篇（Stanly Fish and the Righting of the Reader）以及《叙事分析中的故事与话语》（Story and Discourse in the Analysis of Narrative）一文。卡勒在所谓“耶鲁四雄”中文笔是最清新可诵的，此集中的文字今日读来不无过时之感，但还是时有闪光点的。如《叙事分析中的故事与话语》，让我感兴趣的是他对叙事的因果关系的讨论。

《虚构的运作：认知、文化与复杂性》、《追逐符号》书影

卡勒举了 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举了那个著名的例子：“国王死了，然而王后也死了”，这不是叙事，而“国王死了，然后王后因悲伤过度而死”则是叙事。后者是一种因果叙事：先有原因，后有结果；蚊子先咬了人，然后人感到了痒。但卡勒指出，尼采将这种因果的表象逆转了，尼采认为这是一种修辞操作的结果。事实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先感到痒，然后我们开始寻找某种可以被当成是原因的因素（factor）。如此一来，“真实的”因果序列也许是：先有痒，后有蚊子。是结果促使我们造出一个原因来。

刚买到一本重版的瑞恰兹（I.A.Richards）著《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1936) 1966]，就翻开读了。事实上，这书里根本没有什么“哲学”——以前英文标题里的 philosophy（哲学）和 grammar（语法），常常只是作为比喻（metaphor）用的，意思无非是 science （科学）和 principles（原则）——瑞恰兹只是从语言（尤其是词汇）角度对修辞学做了比以往更进一步的研讨。因为原本是面向女校学生的讲稿，所以程度不深，其中插科打诨颇不少，但有启发的地方也多。作为出版于 1936 年的著作，它是体现了瑞恰兹的敏锐度和前瞻性的。其中的警句，如：Stability in a word's meaning is not something to be assumed, but always something to be explained，（不可事先假定词义稳定，你若说某词义是稳定的，就需加以解释），很能代表此书之精神。

燕卜荪后来精研“含混”，未尝不是承继了瑞恰兹的志业。在书中，瑞恰兹还说“解释的理论显然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隐然开“认知诗学”之先声啊！作者书读得博，穿插的一些离题的引语也都有意思，如引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英国哲学家）的“学术金律”：切勿引用或评价一本你没有从头读到尾的书中的任何内容。不啻对我的当头棒喝，我当时时反省。 循着瑞恰兹这个关键词，读了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文集《异端人物》（Figures of Dissent，此书有中译本，然甚劣，我从不参考）中讲瑞恰兹的一篇。伊格尔顿的这篇文章，让我大为倾倒，其所站位置之高、所下论断之透辟，均给人留下至深印象。伊格尔顿指出，在“话语理论”这个词儿发明出来之前，瑞恰兹就是一位“话语理论家”了（Richards was a discourse theorist before the title was invented），他的《修辞哲学》甚至多少预告了后结构主义的观点。伊格尔顿认为，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来说，瑞恰兹都是一位“修辞学家”；如果说瑞恰兹在方法上是在呼吁“严格”，那么他其实是为了“不严格”（non-rigorous）来这样做的，为了更好地领会复杂性、灵活性和他所谓的“多义”。至于伊格尔顿进一步探析瑞恰兹理论可能有的政治意涵，则更非我所能梦见，用“震惊”来形容亦不为过。

《修辞哲学》、《有争议的人物》、《武装的视野：对现代文学批评方法的研究》书影

接着我看了另一篇讲瑞恰兹的文章，出自海曼（Stanley Edgar Hyman）著《武装的视野：对现代文学批评方法的研究》（The Armed Vision: A study in the Methods of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1955 年修订版）。海曼是媒体人，能写出这部纵论当代批评家的论著，也算不容易了。夏志清当年在美读了此书初版，曾在给哥哥夏济安的信里赞它有用。奈何我先读了伊格尔顿那篇高屋建瓴的大文字，再看海曼这种事实性的铺叙，不免感叹其为“残酷的对照”。假若调换一下阅读顺序，没准儿我不会觉得它那么平庸。当然，海曼收集资料的能力颇强，这样的文章也还是绕不过去的。

然后我又翻阅了两部修辞学方面的专著，一部是肯尼迪（George A. Kennedy）的《古典修辞学》（Classical Rhetoric and Its Christian and Secular Traditio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1988），另一部是布莱恩·维克斯（Brian Vickers）的《捍卫修辞学》（In Defence of Rhetoric，1988）。

《古典修辞学》我选读了第七章“犹太教-基督教修辞学”。作者讲旧约的“誓约话语”、讲福音书修辞之独特、讲登山宝训中对三段论法之运用，都给我以启发。之前我并未留意作者是何方神圣，因为名字太普通了，后来再端详：这不是《剑桥文学批评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第一卷的主编吗？失敬失敬。

伦敦大学的维克斯爵士是一流的大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伊丽莎白时代文学。他这本《捍卫修辞学》，我选读了第八章“现代小说中的修辞学”。一读就对作者佩服得不得了：他从当代小说里选取的几个例子都特别贴切而微妙——有奈保尔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贝克特的《瓦特》、图尼埃的《礼拜五》、戈尔丁的《通过仪式》、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水之乡》等——要知道，这些例子绝不是那种随便翻开哪本书抓一把就能抓到的。作者一定平日阅读就很广泛，看同代人的小说也不全然当成消遣，加以感受敏锐，故能捕捉到其中有意味的细小情节和字眼儿。在书里，他以一种看似不经意的方式将这些案例连缀起来，剖析时，也往往不过寥寥数语。但同为经营文字的人，我自然明白，举重若轻，其实是种绝大的本领，是学养、见识、修为的综合产物。

《古典修辞学》、《捍卫修辞学》书影

三

差不多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实验已经进行了十天，我渐渐感到来自中文的、越来越强的引力。一方面，当我看到一些与我之前研究的题目相关的中文著作出版的消息，会有一读为快的愿望；另一方面，与好的汉语的隔绝，尤其是与古文的隔绝，令我寂寞。而我又接到新的书评稿约，这意味着必须先读那部中文新著。然而，无论如何，我将它们都视为塞壬的歌声，心一横，我将自己捆在无形的桅杆上，沿着既定航线前行。

但此时我确实读了一篇微信公众号上的中文文章，是贝尔纳·斯蒂格勒写的《感性的无产阶级化》（陆兴华译），有一节我特别感兴趣，反复读了几遍。因为其中涉及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我就想读“第三批判”里关于“共通感觉”（sensus communis）的论述。尽管明知家里备有宗白华、韦卓民译本、邓晓芒译本和牟宗三译本，但受着约束的我还是选择读英译本。先看的是沃纳·S.普鲁哈尔（Werner S. Pluhar）的译本（1987），结果读得云里雾里。只好又找来詹姆斯·克里德·梅雷迪斯（James Creed Meredith）译本 [经尼古拉斯·沃克（Nicholas Walker）修正，(1952) 2007]，才发现这个早出的译本反而比普鲁哈尔后出的译本好读很多。不过，对于康德文本的把握，我仍无自信，决定等这次阅读实验结束后再与中译本对勘。以不足之学力，强攻西文原典，效果是不会好的，我深知此理，故暂时撤退。

刘铮在实验期间阅读的部分作品

理论方面，读了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解放了的观者》（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2009）里的第二篇文章《批评思想的不幸遭遇》（The Misadventures of Critical Thought），对照法文版（Le spectateur émancipé，2008），发现英文版未印出法文版里的几幅插图，英文版读者大概只能凭想象来重构朗西埃对这些艺术作品的解说了。严格说来，《批评思想的不幸遭遇》超出了艺术理论的范围，有更普遍的意旨。朗西埃指出，左翼思想企图通过颠倒言说的逻辑来寻求突破，最终只能通往循环和短路。这一揭示，我认为是有力的，可惜我并不觉得朗西埃给出了什么更好的替代方案。

社会学方面，读了朱迪·威吉曼（Judy Wajcman）著《赶时间：数字资本主义中的生活加速》（Pressed for Time :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2016）前面的 60 页。威吉曼的文字松松垮垮，读得颇不耐烦，我想，这文本挤去三分之一水分会好很多。与通常的“加速论”论调不同，威吉曼认为我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把当代生活的加速夸大了，而且高速、效率并不仅是由技术助长的，它们也与相应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s）有关。“技术加速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生活步调的加速吗？”威吉曼的答案是否定的。她提出：“我们以为内在于机器的那种时间特征，其实是由我们与器物的互动催生的。”尽管文本质量不太理想，但我觉得威吉曼的“修正主义”论述还是包含了不少洞见的。此书台译本名《缩时社会》，未见，将来应该会有大陆的出版社译介罢。

历史学方面，重读了一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旧著《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1995）。国内读者对该书知之甚详，就不细说了，这次重新翻阅，倒留意到序言里引了一位旧制度时期负责追查违禁书籍的官员说的话：“只读官方认可的书的人，恐怕会落后于同代人一百年。”

下面是几本随手翻览的书。一本可算作目录学，系由阿萨·唐·迪金森（Asa Don Dickinson）编撰的《十年好书书目：1926-1935》（The Best Books of the Decade，1926-1935: A Later Clue to the Literary Labyrinth,1937）。读这种书，可知当时美国人的好尚。一点启示：“好书”里列入了大量通俗历史书，大概当时人颇得益于此，便以为是好书了，其实这类书是最速朽的，不必急着去读，十年后它们自然过时了。如今，在中国的出版界，通俗历史书，尤其是外国史，泛滥成灾，我在心里暗祷读者们可以“鉴古知今”。

《杏仁》（The Almond）是一部情欲小说，译自法文，我留意到这本书，是因为作者据说是位来自北非的知识女性，她未敢署真名，只用个化名 Nedjma。其书开篇有段类似宣言的自述文字，说：“我要宣告，我才不在乎是羊还是鱼，是阿拉伯人还是基督徒，是东方还是西方，是迦太基还是罗马，是加利利还是伊本·白图泰，是马哈福兹还是加缪，是耶路撒冷还是索多玛……（以下省略类似的数十字）”说实话，这种硬充知识人的外强中干的口吻，让我觉得很倒胃口。读了十页后，就把它丢在一边再未看了。

《企鹅笑话词典》、《如何停止生活并开始焦虑》书影

有几晚，我在临睡前的十几分钟里读《企鹅笑话词典》（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Jokes，2003）消遣。平日里，我就很爱读英文笑话集，说起来有人可能不信，其实每本笑话书的品位都不相同，端看编者是什么样的人。翻读了一点后，我可以蛮有把握地说，这部《企鹅笑话词典》的编者弗雷德·梅卡尔夫（Fred Metcalf）品位不俗，虽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书中笑话有不少我都欣赏，比如关于历史的两则：1. 当你听完两位目击者对同一桩交通事故的描述，你就开始对历史的书写忧心忡忡了；2. 学生问：法国大革命造成了哪些主要影响？教授答：我想现在恐怕言之尚早。

配合《企鹅笑话词典》，我读了哲学家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的访谈集《如何停止生活并开始焦虑》（How to Stop Living and Start Worrying，2010；书名系戏仿励志类畅销书《如何停止焦虑并开始生活》）。克里奇利是那种读书多、修养全面的哲学家，非专家型。他这本访谈集，话题广泛，我是奔着谈论幽默的第五章来的。“要理解一个社会因何发笑，是最难的事；一个社会最难解读之点就在于它的幽默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幽默如此难以翻译，学外语时到最后才领会的就是笑话如何产生效果。”克里奇利如是说。我的看法稍与其不同。我觉得，学外语其实不妨从笑话学起，笑话可以让学习过程变得轻松有趣，而笑话中蕴含的词汇及社会风习的微妙之处，正是值得外语学习者细心体会的部分。

四

在阅读实验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种焦虑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甚至变得强烈起来。大概是在实验开始前我读的最后一本中文书《为什么是阿甘本？》，牵起了我的一丝疑虑。试想：吉奥乔·阿甘本的《语言与死亡》中译本出版于 2019 年，我们当然有理由觉得它是一本还挺新的书，可实际上，原著出版于 1982 年，离现在已将近四十年。不是想说它已经过时了或不值一读了，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应该事先意识到某本书的“历史性”，毕竟它产生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空环境。将近四十年的时间距离，并不是没有意味的，理论话语、问题意识、历史感觉……已经更替过几轮了。今天，就在此时此刻，我们的思考究竟演进嬗递到哪一步了？我发现自己对此竟无把握。

依我有限的观察和未必可靠的直觉，21 世纪一〇年代以后，学术领域还是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的，我将这些变化首先归因于搜索引擎带来的影响，其影响我认为主要是正面的而非负面的。搜索引擎和图书的全面电子化，使得历史文献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铺展在学者面前，“一览无余”不再只是比喻，而是在字面意义上实现了。这种对文本总体有着强有力把握的感觉，逐渐从带有历史属性的人文领域向其他领域扩散。这种俯瞰感的确在改变学术研究，使得比如说 20世纪后半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老年斑似的年代感。

我固然可以无悔无怨沉酣故纸，但我并不想失掉对自己时代的体察——哪怕是源自他人体察的二手体察。这时，我似乎猛然意识到，已经有几年，乃至十年，不曾密切留意欧美最新的出版动向了，这有我个人的因素，但更可能与外在的环境有关。无论如何，我发现自己读的书绝大多数已有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有上百年的历史反而不成问题，而读有十几年、几十年的历史的书，则可能需要先在头脑里把它们用括号括起来，因为它们有某种可歪曲你对现实的真确认识的潜在力量，就像筷子插进清水里，水面下最近的那一段看上去是弯折的一样。

我立刻改弦更张，决定接下来集中翻看最近几年出版的书，尤其是 2020年的新书。很快，买来了五部 2020年出版的新书，我便依次读来。

初读斯克特·纽斯托克（Scott Newstok）著《如何像莎士比亚一样思考：文艺复兴式教育的启示》（How to Think like Shakespeare: Lessons from a Renaissance Education，2020），不禁倒吸一口气：今天美国的小大学里居然还藏着这样的厉害角色。作者博览的程度相当惊人，上下古今，了无窒碍，一会儿引的是数百年前的僻书，一会儿又在脚注里附上网址，一看是 2019 年下半年的文章，看得出来，这些都是一页页读出来的，非拜搜索引擎所赐。他以莎士比亚研究为业，对莎翁文字，尤其是语汇方面，确有不少见识，比如提到莎士比亚作品中“思考”一词的出现频率是“感觉”一词的十倍。

不过，我读过三章之后，心里就有了底，暗道一声“不过如此”。说白了，其只是寻章摘句之徒，虽然他摘的句子往往有些意思，但仅是堆叠在一处，却不知这些警语佳句来自不同的语境，有着不同的思想背景，有时，尽管各有道理，但其实相互之间尖锐冲突、难以调和。作者无力对之加以梳理、辨析、平亭，说明思考还很不过关，纵论莎士比亚的思维恐怕无法胜任，如果召去编引语辞典，那就是理想人选了。他在书中曾强调，莎士比亚写的剧本，台词均出各色人物之口，切不可将之贸然视为莎翁心声，这自然是正确的，可他后面又每引莎剧里的句子代表莎翁的理念，岂非知其不可而躬蹈之？

第二本是泽娜·希茨（Zena Hitz）著《思想入迷：知性生活的隐秘乐趣》（Lost in Thought: The Hidden Pleasures of an Intellectual Life，2020）。这位作者也在美国的小大学里任教，读之前，我看她是普林斯顿大学读古代哲学出来的，寻思着谈知性生活或许会有些特见罢，哪想内容多谈琐事，又缕述自己如何克服所谓精神危机，平庸至极。大呼上当后，只好将这碗平淡的鸡汤倒掉。上面两本书都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所出，看来近年美国学术出版社把关不严，已成常态。

《如何像莎士比亚一样思考：文艺复兴式教育的启示》、《思想入迷：知性生活的隐秘乐趣》书影

第三本叫《广场遗韵：两次大战间五位女性与自由及伦敦的故事》（Square Haunting: Five Women, Freedom and London Between the Wars，2020）。书中所写五位知识女性分别是 H.D.（诗人杜立特尔）、多萝西·L.塞耶斯（左手译但丁《神曲》，右手写侦探小说）、赫丽生（有名的研究古希腊的学者）、艾琳·帕瓦（或译艾琳·鲍尔，史学家，她写的《中世纪的人们》有两个汉译本）及弗吉尼亚·伍尔夫，因缘际会，她们五个人都先后在布鲁姆斯伯里的梅克伦堡（Mecklenburgh）广场生活过，相互间也不无交集。作者的眼光值得赞佩，单是拈出这一点，已几乎保证成功大半。近些年“女性群像”式的传记作品颇推出了几部，但多属生硬拼凑，人物间欠缺有机联系。像《广场遗韵》这样以同一地点带出不同人物，确见巧思。看书后所附照片，作者弗兰切斯卡·韦德（Francesca Wade）非常年轻，简直像二十几岁，而她的文字清丽动人，研究、考证的功夫也过硬，真真难得。

第四本是英国知名女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的随笔集 Intimations: Six Essays（书名难译：作者似乎将 intimates（亲密之人）一词的意思融入 intimations，就不只是“暗示”了。）。书的篇幅很小，寥寥几十页而已，但分量很重，我觉得也写得相当精彩。书前“小引”写于 2020年 5 月 31 日，正是新冠疫情的愁云惨雾笼罩欧美的时候。在开篇的《牡丹》里，扎迪·史密斯反思了身为女性的那种特殊的束缚感，她反抗女性生理机制的宣示令人动容。第二篇《美国例外》，激烈，尖锐，因对特朗普治下的新冠应对政策极度失望，扎迪·史密斯写下这些愤激之辞。愤激归愤激，其文字还是非常好的，我甚至觉得带点儿鲁迅杂文的淋漓凛冽的感觉。比如这两句：Death has come to America. It was always here, albeit obscured and denied, but now everybody can see it.（死神已降临美国。尽管被遮蔽、被否认，他其实一直都在，只是如今，他现身所有人面前。）有种既庄严又不无冷嘲的味道。我由此想到，我们在中文里有多久没有读到过这样的文字了？社会环境的变化，的确会让一种文体、一种文风消失的。骈文消失了，鲁迅式的杂文也几乎消失了，这是我们的幸运抑或不幸？

英国知名女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

第五本是剑桥大学专研东南亚史的学者蒂姆·哈珀（Tim Harper）写的《地下亚洲：环球革命者及其对帝国的打击》（Underground Asia: Global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Assault on Empire，2020）。我看到这部厚达八百多页的巨著颇受几位华裔学者推崇，就买了来。不过我只读了前面二十页的“序章”部分。有些意外，也不妨说是惊喜，序章是从广州的沙面讲起的——沙面是我常同家人、朋友一起去散步的地方。作者讲的越南革命者范鸿泰、胡志明在广州的事迹，我并不熟悉，之后在网上稍稍搜了搜相关资料，知道作者所述并没有太多新发现，但能将那些多零碎材料冶为一炉，到底还是见功夫的。我相信，作者占据了后搜索时代、后数据库时代的有利位置，充分发挥自己处理庞杂史料的能力，故能织就一幅极广阔的图景，其全球史的取径正可谓借了时代的东风。当然，这样的史著，离我平日的关怀还是远了点，只能姑置一边，待将来用得到时再说。

五

除了 2020 年的新书，我还翻阅了2019 年出版的两本书和 2018 年出版的两本书。

对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的小说，我一直是鄙薄的，但见到他出了本文集，汇集了 40年的评论、随笔，觉得或可网开一面，就买了来。但这部《跟陌生人交谈》（Talking to Strangers，2019），总的来说，还是令人失望的。保罗·奥斯特早年在法国现当代文学方面下过点儿功夫，对先锋、探索类的作品做过些评介，不过，他写评论，像穿雨衣做爱，感觉隔了不止一层，就算品位看似没问题，却既不能将读到新鲜创作时的战栗感传达给读者，又缺少透辟的论断。不过，文集中有一篇随笔《我的打字机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Typewriter）的确写得很好，写奥斯特一台用了 26 年的打字机（到文章发表时为止）——当然文章的力量主要来自奥斯特的行为，他的坚定、戆直、不与时俗迁，而非来自文字本身。

虚构方面，翻了翻苏珊·崔（Susan Choi）的长篇小说《信任练习》（Trust Exercise，2019）。开篇甚佳，在黑暗中的摸索，别有情调。作者将少年少女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戏剧学校就见巧思：有一般中学都有的学习环境，却多了更多互动性的人际关系，为情节打开了空间。读这部小说，是在春节前后。那天，孩子去玩过山车了，我站在游乐场旁，边看着包边等待，手上端着这本书，读着一对小儿女在暑期热气腾腾的房间里痴迷地探索对方的身体，在我周围，是过山车忽然下沉时的尖叫声和如织的人流。我面前似乎拓出三个空间：一个故事的、情欲流动的空间，一个现实的、人声喧闹的空间，还有一个只有我存在其中、由阅读切割出来的既“在地”又“出神”的灵泊（limbo）空间。这种带场景感的阅读体验，是最特别的，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当然，当小说写到两个人闹起别扭，进入平常恋爱都难免的进程，我就觉得平庸了。

《跟陌生人交谈》、《信任练习》书影

近几年，我读小说已数次遇到这样的情形，比如读乔治·桑的《莱丽亚》、读亨利·詹姆斯的《波士顿人》，都觉得开篇奇崛，光芒四射，然而一旦故事的框架搭起来，人物的行动开始在那个小天地搬演起来，我就感到一下子局促了、黯淡了。如此说来，那些开篇平淡进入的长篇小说，好像就不会有这个危险——从安娜的流感写起的《战争与和平》自然就没有这个危险。不久，我看到微信上《外国文艺》2021 年第一期的预告，原来《信任练习》很快要出中译了，我就顺势放下手头这一本，预备将来看中译，毕竟我读英文小说的速度比读中文的速度慢了许多。

彼得·琼斯（Peter Jones）是我特别喜欢的专栏作家，他在《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上的专栏“古与今”（Ancient and Modern）我曾长期追看。说起来他是所谓古典学家（classicist），但没有通常古希腊罗马研究者会有的那种头巾气，我认为他在字面上做到了“博古通今”。在书店的书架上发现这本《记住，你会死的：关于衰老和死亡，古罗马人能告诉我们什么》（Memento Mori：What the Romans Can Tell Us about Old Age and Death，2018），我着实兴奋了一阵。当然，一般而言，专栏作家写的书都不如他们的文章好看（例如保罗·约翰逊、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彼得·琼斯也不例外，不过这本书还是相当有趣的，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一丝不苟。

古时候，儿童死亡率很高，成人的平均寿命也低。彼得·琼斯说，古罗马时期，大约有一半儿童在 5 岁前就死掉了，差不多 80%的人会在 50岁前死去。角斗士的死到得更早，彼得·琼斯综合现有的全部数据，得出角斗士的中位数寿命为 22.5 岁。从这本书的内容，我猛然想到一个事实：我们能读到的古代著作，其实绝大多数都是由长寿的人写的——因为短命的年轻人要么没来得及写出著作就死了，要么写出来的东西尚未成熟，不值得流传后世。那么，有志著述的人，得设法活得久一点啊。

“牛津通识读本”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2018）分册写得极好，我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我觉得，它如果不是我在 30天里读的最好的书，至少也是最有用的书。作者本·哈钦森（Ben Hutchinson）是英国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的教授。他的观点深刻而又平衡，且有包容能力，在追溯学科史时总带着现实关怀，表达精辟犀利，偶涉诙谐，比如说谁也不可能懂得所有的语言，所以“翻译始终是比较文学界那个肮脏的小秘密”（translation remains the dirty little secre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记住，你会死的：关于衰老和死亡，古罗马人能告诉我们什么》、《比较文学》书影

本·哈钦森在最后一章中指出，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比较文学处于一个既中心又边缘的位置——也许，恰恰因为它是边缘的，所以它才是中心的。“换言之，比较文学易受波及的特征（vulnerability），既是它的强项又是它的弱点。”我想，他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那份清醒理智，是难得的，也是难及的。但就算是这样一位高人，有些习惯用语在书里也使用得太频繁了，比如 foreground（突出的地位）一词大概出现了二十次，arguably（可论证地）也超过了十次。假如我做责任编辑，我会劝他留意此点。

稍稍回顾我翻阅的 2018 年以来出版的九部书，虽不能说部部都铭刻着这个时代的新意，但气息与十几、几十年前的著作的确不同，像扎迪·史密斯的随笔集，其用词之尖新，让习惯了读维多利亚时代以降尔雅文风的我印象深刻，而《地下亚洲》和《比较文学》在文献方面的“一览无余”感也颇为强烈。若考虑到我“采样”可能存在的偏差，则当代佳著的最高水准必然更高才是，所以我庆幸自己中途易辙，改看新书，庶几可免“陆沉”之讥（王仲任语：“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

接近一个月期限的尾声，我因为想起之前欲读培根的《崇学论》，就随便找了一部收录其书的现代版本——“牛津现代经典”（Oxford World's Classics）版的《培根主要著作选》（Francis Bacon: The Major Works，2002）。一读之下，发现编者所做注释，几乎全是自出机杼，且浩博无涯涘（全书八百页，注释就占了三百页），不觉大惊，赶忙去看书名页上的编者姓氏。噫——这不就是布莱恩·维克斯爵士吗？我之前翻看过的那本《捍卫修辞学》的著者。这是信马由缰的阅读中的巧遇，抑或趣味偏嗜所注定的遭逢，我不知道，但我是欢喜的。

2 月 14 日午夜，一月期满，我带着近乡情怯的小小激动打开的第一部中文书是《钱锺书选唐诗》。信手翻到一页，有顾况的六言绝句一首：

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

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

“古道无人独还”，我此刻的况味倒有几分接近了。

2021年 3 月 15 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