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治学与“文献综述”
休宁戴震受学江永，其与惠栋亦在师友之间。震十岁就傅，受《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其塾师：
“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
“朱子何时人”
“南宋”
“孔子、曾子何时人”
“东周”
“周去宋几何时”
“几二千年”
“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
这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明戴震学术的出发点，而且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的全部。无论何人之言，不肯漫然置信，比求其所以然；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层层拷问直到尽头。如果最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证据，那么及时是圣人所言也不予采信。此中精神，实在是近代科学所赖以成立的一种根源。戴震所说“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正是学问最难的地方，也是戴震治学精神所在。
围绕着清初的儒学，戴震以“是非”定论，而惠栋则“尊古”，凡“汉学”皆为圣人言论，凡非汉学则视为谬论。以这样的思维来治学，当然只能走向迂腐和固执。今天的论文写作中，文献综述大概有这样一种“尊古”的思维。固然阅读前人文献并总结是必要的，但是否一定要依循一定的前人理论来做论文呢？如果一定如此，那就确实非常难看到创新和真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