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书院的历史地图

2013年2月初的一天，上午，杂志社一行6人从成都出发，前往四川省绵竹市，到达坐落于绵竹西南郊区的南轩中学，探访南轩祠。

南轩祠是清人为纪念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号南轩）创立的，建于1853年，如今已有160的历史。2008年，汶川大地震，南轩中学校舍毁于一旦，唯独南轩祠受损较小，在第二年的灾后重建过程中，有人提出将学校前往新址，校长蒋光述坚决反对，他看重乡贤张南轩的事迹对学子们的激励作用，看重南轩祠这一宝贵的历史遗产，坚持在旧址重建校区。

南轩中学之行，我们受到很大的礼遇，学校派出由老师和在校生组成的导游队伍带领我们游览南轩祠，逐一介绍南轩旧事与学校文化。

南轩祠位于学校中央，祠前20多步树立着张栻先生的雕像，正对学校大门。踏入祠堂，前堂是张栻生平展，墙壁上贴着他一生治学与为官的简介，堂中央置一桌案，两侧木椅上坐着张栻与朱熹的雕塑，重现两位理学大师在岳麓书院会讲的情景。

出前堂，步入中庭，草木未凋，环境清幽，庭院两侧设有厢房，陈列着学校荣获的奖项。沿西厢外的走廊往前，绕过一个金鱼闪动的水池，就是后堂，后堂如今供展示校史之用。在堂中陈列的物品里，最显眼的莫过于南轩中学的校徽，其图案是完整的张栻头像，以历史人物为主体的校徽设计，在国内学校中实属罕见。

南轩中学校徽

四壁的图文，展示着建校与办学的历史，其中一张，是张栻后代们的合影，上世纪90年代，他们从台湾回到绵竹祭祖，此时离张栻于岳麓书院讲学盛况，已有800多年之久了。

张栻，字敬夫，汉唐名相张良、张九龄之后，南宋中兴名相张浚之子，幼承家学，长大后师从于湖湘学派创始者胡宏，潜心理学，终成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

南宋孝宗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张栻受湖南安抚使刘珙的邀请，前往岳麓山，主管岳麓书院教事。

五代时期，智璇等二位僧人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北宋开宝9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此基础上正式建立岳麓书院，此后数十年，书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被世人推为四大书院之一。两宋之交，战火四起，岳麓书院被毁，宋孝宗统治期间，刘珙于岳麓山重建书院，将此历时近200年的书院交付到张栻手上，使得它大放异彩。

张栻主讲岳麓书院期间，文人荟萃，前来学习者达数千人之众，黄宗羲在其《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里记载：“南轩先生讲学湘中，蜀人多从之。”清代学者赵宁也在《岳麓会课序》里写道：“远方学者闻风向往，虽远在江南闽浙，亦不惮重茧而至，其鼓箧操斛极一时人文之盛。”

岳麓书院的空前盛况，与张栻本人的学术造诣与人格魅力有关，更重要的是，他主讲下的岳麓书院，不管是在办学思想上还是在教育内容上，都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永恒命题。在《岳麓书院记》一文中，张栻写道：“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在张栻看来，人生而有不足，很难靠自学德成才达，因此有赖于圣贤教诲，书院因此建立；而聚群讲学，其目的既不是为了培养想要通过科举加官进爵之人，也不是培养想要学得一手好文章的人，而是“成就人材，传道济民”，这也成为岳麓书院的办学理想。

张栻的这一办学思想是在当时科举制度积弊日深的情况下提出的，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使世人读书为学舍本逐末，抛弃了经典中修身济民的理想，读书作文，只为考取功名。人心将追名逐利看做大事业，久而久之，学校成了科考的附庸，教化的作用得不到彰显，社会于是日益败坏。与张栻同时期的朱熹、陆九渊，也在这一点上对科举制提出了批评，这些理学大师们，都以书院为阵地，展开了对世俗的抗争。

张栻因此著成《孟子说》，当做岳麓书院的教材，他在序中写道：“学者潜心孔孟，必求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义利之辨”，也正是后来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到的。

主讲岳麓书院的第三年，张栻请来了朱熹，两人切磋经义，相互砥砺，就理学问题讨论了三天三夜（“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这次会讲，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据《新修岳麓书院志》记载，湖湘士子纷纷前往聆听，致使岳麓书院门前“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

“朱张会讲”，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空前盛况，也是中国文化的空前盛况，经过这次会讲，未到不惑之年的朱熹、张栻二人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宋书》载：“（张栻）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朱熹也因此次探讨有了后来的“中和新悟”。

朱张会讲

在绵竹，南轩中学校长蒋光述为我们介绍了“忠臣孝子纲常地，大将真儒父母邦”这幅形容绵竹历史文化的对联，“忠臣孝子”是指三国时战死绵竹关的诸葛瞻、诸葛尚父子，“大将真儒”即指抗金名将张浚和理学大师张栻。

1316年，元朝光禄大夫赵世延为纪念张浚，捐献出自己的俸禄，在绵竹城北修建书院，朝廷赐名“紫岩书院”，规模之大，在蜀地前所未有。

后来由于战乱，曾经作为张浚读书地和张栻故居的紫岩书院屡次迁址，如今位于绵竹市区城东。清末废科举，停书院，办新学，将紫岩书院改为绵竹县立初级中学堂，1949年，四川省教育厅将学堂改为四川省绵竹中学，现为紫岩雨润中学。

紫岩书院里保留了许多对联，其中一幅为：实学在穷经，试看魏国遗书，只有传笺无语录；立身须洁己，欲守宗儒宗派，岂容义利作空谈。

“实学穷经，守宗儒宗派，不让义利作空谈”，这正是对张栻的概括，也是对书院教育的一种概括。

洛阳，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国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较多的千年帝都，有着数不清的历史。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一学派以“洛学”为名，享誉海内外，正是洛阳籍程颐、程颢兄弟所创。

二程受业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对周的思想继承发展，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后世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又在二程开辟的方向上进一步发扬理学，使其成为古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

追溯历史渊源，从学校方面讲，中国的第一座书院丽正书院建于唐朝东都洛阳，从教学内容上来讲，宋明时期，朱、陆、王等经世大儒又以“洛学”为源，将理学传遍大江南北的书院。

在书院发展的历史上，我国古代的书院有三种功能：藏书、教学与祭祀。从“书院”这一名称可知，书院的诞生与书有关。唐朝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唐玄宗命大臣们整理内府藏书，一年之后，将洛阳乾元殿更名为丽正修书院，丽正书院正式成立。丽正书院，是为修书、藏书之所。

开元十三年，唐玄宗召集“都知丽正殿修书事”张说等大臣商讨封禅之事，在集仙殿赐宴诸官，君臣相谈甚欢，玄宗说：“与卿等贤才同宴于此，宜改集仙殿曰集贤殿，改丽正书院为集贤院”，并下诏书，称“仙者捕影之流，朕所不取者；贤者济世之具，当务其实。”意在集天下贤才，济治当世。丽正书院自此更名为集贤院。

开元年间，朝廷对文化事业极其重视，从开元六年到开元二十八年的22年间，在张九龄等人的努力下，5座书院先后建起。以这些书院为依托，官府展开了修书藏书、讲儒论道、撰集文章、招贤论典等一系列的文化学术活动。

在这些学术活动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皇帝有时会亲自前往书院讲论儒道，《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均有记载：“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讲论……”足见对书院活动的重视。

当时的中书舍人陆坚因自负文学之才，瞧不起集贤院的诸学士，认为财政上给予学士们的优厚待遇属于白白浪费，对国家没有什么益处，他同大臣们议论此事，想建议玄宗撤销书院。张说反对道：“自古以来，帝王们功成名就之后往往有骄纵奢靡的过失，有的兴建城池，有的纵情声色，如今皇上崇尚儒、道，亲自讲学论道，勘定图书，对学者关爱有加。当今的丽正书院，负责的正是天子的礼乐事宜，花费虽然繁多，益处却非常之大，你陆先生的这番话，实在是目光短浅！”玄宗知道了二人在此事上的争论，便开始冷落陆坚。

唐代书院讲学，除了帝王“躬自讲论”，还包括学士为皇帝讲论文史，学士对写御书手、书直等人的教学活动。

然而，唐代书院教学活动的受众，并不是像官学或私学里那样的学生，而是有着公务员身份的一群人；论其从属，也依旧是官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性质如同太学和国子监，讲授的是朝廷之学、帝王之学，而我们现在谈到的书院教育，其组织形式是以私人创办为主。

秦汉以前，中国的私人办学已经有所发展，孔子的杏坛讲学是最著名的一例。到了汉代，私学以精舍、精庐等为主要形式，传授儒家经典。两晋时期，私学迎来一个发达期，当时的名儒聚徒讲学，生徒可以达到几百、几千人。有唐一代，书院始建，而书院真正作为聚徒讲学之所，始于五代时期，殆至南宋，才石破天惊，有了波澜壮阔之势。

五代凡70年间，军阀混战，逐鹿中原，江南地区却比较稳定，加上割据江南的杨吴、南唐统治者比较重视文化事业，使得始于唐代的书院得到了新的发展。据史书记载，五代时期江西地区比较有影响力的书院有10所之多。马令在《南唐书》中记载：“南唐跨有江淮，鸠集典坟，物置学宫，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物置学宫、开国子监，乱世之中，这一系列的教育作为实属难得。这里还值得注意的是，庐山国学，正是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关于庐山国学，有个有趣的段子。

庐山国学里有位教师叫毛炳，《十国春秋》记载他的事迹说：“毛炳，洪州丰城人，好学，不能自给，因随里人入庐山，每为诸生曲讲，得钱即沽酒而醉。”毛炳好酒，当时有另一位书院教师名叫彭会，彭会好茶，有人嘲笑二者，编了两句打油诗：“彭生说赋茶三斤，毛氏传经酒半斤。”

五代时期，书院教育中有像毛炳这种放荡不羁，讲经为赚取酒钱（毛炳自言“醉着自醉，醒者自省”，实为一种魏晋风度）的讲师，也有进士书院沈彬“相期只为话篇章，踏雪曾来宿此房”此等飘渺的创办者。

《南唐书》中有言：“学校者国家之矩范，人伦之大本也。”足见当时统治阶级对教育事业的重视，而朝廷之外，当时的文人学士，也开始了自觉走入山林，聚众讲学的文化行为。譬如匡山书院创始者罗韬淡泊名利，清修苦学，建书院教学授徒于东匡山下；如留张书院创始者张玉挂冠归隐，建书院讲学其间；再如梧桐书院创始者罗靖罗简兄弟从徐铉游，朝廷“辟召莫能致”，聚徒讲学梧桐山上，等等，等等。

战火频荣，家国破碎的年代，中原士人南迁，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进一步南移，饱学之士偏安一隅，不求宦达，以终日讲学当做人生寄托。这一时期创建的书院，虽不像南宋时期的书院一样洋溢着理学大师们鸿心伟愿，却为两宋时期的私人办学指明了方向，并奠定了基础。

匡庐奇秀甲天下，庐山因雄、奇、险、秀闻名天下，也因五老峰南麓享有“海内第一书院”之誉的白鹿洞书院独具异彩。

白鹿洞书院的光芒，来源于朱熹与陆九渊二位经学巨子，要谈白鹿洞，不得不谈“朱陆”，要谈“朱陆”，则不能不谈中国文化史上的另一场盛世——鹅湖之会。而在谈鹅湖之会前，我们先前往福建，朱熹的出生地，朱熹曾在此创办白云岩书院、武夷精舍等书院，讲经传理，培养了大批弟子，并由此创立“闽学”学派。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春天，“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前往福建武夷山会见朱熹，二人共同研读周敦颐与二程的著作，编辑《近思录》。 一个多月之后，吕祖谦返程，朱熹送他一直送到了信州（今江西上饶）的鹅湖寺。那个时候，朱熹与吕祖谦在治学方面都已成规模，据《宋元学案》记载，“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

吕祖谦是“婺学”的创始者，治学“不私一说而兼取其长”，他创建的丽泽书院与岳麓书院齐名，“四方之士争趋之”，培养了大批学者，一直影响到明代的学风。甚至朱熹、张栻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也都愿意把子女送到吕祖谦门下就学，其学养与人格魅力可见一斑。

而黄宗羲所说的“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是指朱熹与陆九渊在理学观点上的分歧。吕祖谦知道朱、陆二人的矛盾所在，便充当中间人的角色，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来鹅湖一会，共同讨论学术问题。

鹅湖之会上，朱、陆双方围绕“教人之法”展开了激烈争辩，朱熹强调“格物致知”，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往复学习，最终成为圣人；陆氏兄弟则从“心即理”出发，认为千秋万代圣人的道理只是以心相传，而不是传之文字，主张先“明心”，再扩展到读书问学。双方各持己见，《陆九渊集》记载，陆九渊越辩越来劲，“更欲与元晦（朱熹）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陆九龄）止之。”争论了三天，朱、陆的观点也未达成一致，甚至一度出现了相互诋毁的局面。

鹅湖之会的结果，是二陆稍占上风，《陆九渊集》记载当时情况称：“（陆九渊）莫不悉破其（朱熹）说”，而朱熹三年之后才赋诗与陆九渊，写道“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指出陆学“脱离文字，直指根本问题”的缺陷。

鹅湖之会，朱熹与陆氏兄弟的碰撞产生了后世所说的“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后人为纪念这次盛会，在鹅湖建立书院，流传至今。

鹅湖书院

朱、陆间虽在“教人之法”上存有分歧，鹅湖之会后却仍不断书信往来，朱熹也曾告诫求学者，要借鉴“陆学”。

三年后，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省星子县）知军，一天他到白鹿洞书院废址考察，举目四望，颇感欣慰地说：“观其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于是着手重建白鹿洞书院，置田建屋，延请名师，充实图书，并亲临讲课，与学生质疑问难，成就了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朱熹曾对太学做过一番论述：

“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即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识漠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袛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

他批评追名逐利、工于考试的太学教育和科举制度，认为“德行道义”，才是立学教人的本意。

朱熹主讲书院，教材主要是儒家经典，他曾写道：“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在如此的学序安排、谆谆教诲与其本人崇高道德品格的感染下，朱门高足辈出。

又过了三年，陆九渊到南康寻访朱熹，朱熹借机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习。

《陆九渊集·语录上》记载，有人问陆九渊：“陆先生教人何先？”陆答：“辨志。”那人又问：“何辨？”陆回答说：“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千古命题，也是陆九渊为学的一大宗旨，此次他应邀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所授正是《论语》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

陆九渊先进行了一番诚恳幽默的自我介绍，然后讲解经文，他认为，儒家以义利判君子、小人，其核心问题是“辨志”。因为人的认识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习染，而习染的结果却决定于你的志向如何——志于“利”者，必被“利”所趋，志于“义”者，则以“义”为行为的准则，所以为学之要在于立志。

陆九渊此次讲学，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纷纷前往聆听。清人李绂辑在《象山先生年谱》里记载陆九渊讲学时的情景称：“每开讲席，学者辐辏，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这一次，陆九渊更是震撼了朱熹。

经文梳理完毕，陆九渊将矛头直指科举弊端：

“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隠，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顾恐不在于义耳，诚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怛焉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

自我介绍时，在座的听众已经颇有感慨，而陆九渊话音至此，座下听者已经声泪俱下。这与朱熹对太学、科举的批评何其相似。而陆九渊更进一步，提出只要士子们以“义利之辨”来决定“去就”，就可使科举的“千载之弊”得而“反诸其正”。

陆九渊讲毕，朱熹离座对众人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他又请陆九渊书写了此次讲义，刻在岩石上以作纪念。

从1167年的“朱张会讲”到1181年的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讲学，短短十几年的时间，是中国书院发展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蓬勃期。张栻主讲的岳麓书院，朱熹主掌的白鹿洞书院，陆九渊讲学的象山书院，大江南北有志于学的生徒风随影从，谒拜求学者成百上千，理学因此迅速传播，使中国文化进入汉唐盛世之后的又一个大繁荣期。

庐山的秀丽，孕育了白鹿洞书院，其东林美景，也成就了另一所书院——东林书院——的名声。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是“程门立雪”故事的主人公杨时长期讲学的地方。

杨时自幼好学，有天才，而立之年拜于程颢门下，程颢逝世后，又师从程颐。杨时一生精研理学，完整地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体系，被南宋的东南学者们推为“程氏正宗”。他倡道东南，促进了闽中理学的兴起，后来朱熹直续“二程”与杨时之学，创建“闽学”，杨时因此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

杨时晚年，以著书讲学为业，悠游庐山时，因喜爱东林景色，便把他讲学的地方取名为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

然而，如今东林书院每每被提及，却不是因为杨时，而是因明朝晚期重建东林书院的顾宪成及以顾为核心的东林党人。

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赵旗先生称：“理学的发展是书院发展的重要原因，……学术的繁荣是书院发展的基础。”

两宋时期书院的繁荣昌盛正是在理学发达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宋代书院，在经济方面虽然只靠地方士绅捐助和地方官员不定期拨款资助维系，然而由于人心所向，也能够别开生面。

到了元朝，在统治者颁布法令保护书院的环境下，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元史·选举志》中记载：“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从元世祖开始，朝廷将书院视为官学，导致了书院的官学化，一方面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创建书院296所，加上修复唐宋旧院，总数达到408所），使理学北移；另一方面却让书院处于官方的控制之下，南宋时期形成的讲会制度开始凋敝，更无复大儒争鸣的盛况出现。

明清两朝初期，政府都采取抑制书院的政策，朱元璋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政策，然而他重视地方官学的复兴，却限制禁绝书院教育，致使全国书院颓废。顺治帝也曾调令称：“各提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实谈废业。”

宋明理学发展到明朝晚期以后，学界对其大举攻讦，顺治所言“废业”，既是受“经世致用”之学取代“宋明理学”这一学术转向的影响。到了清代，学者陆陇其反思明亡清兴历史时甚至指称：明代的覆灭是由于阳明心学兴盛流行，而程朱理学沉沦衰微所致。

“实学”的兴盛，实在是对宋明理学的一场大误会。

朱熹主讲书院之时，强调“知学之有本”，他指出：“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于是他把上述五种人伦道德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并将其列入《白鹿洞书院揭示》的“五教”之目。王阳明也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指出，书院教学的基本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明伦之学，他在龙泉寺中天阁讲学时曾作文于墙上勉励学子：“务在诱掖规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势力繁华之亦染日染日疏；所谓相观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成”。这种砥砺切磋，相亲相敬，从容涵育，相感以成的同窗关系，在古代，是学子们成才成器的必要条件。

在朱熹、陆九渊、王阳明这些书院大师们看来，书院教育的内容不是传授一般的知识、技能的口耳之学，而是有关身心性命的根本之学，其目标在于培养既具有圣贤人格又具有济世救民能力的体用兼备的理想人才。

正如湖南大学伦理学专业哲学博士唐亚阳先生在《书院德语内容试探》一文中谈到的：

“儒学作为‘为己之学’，抑或人学，是关乎如何做人，如何立身处世的学问。它所要解决的核心课题是完善人的内在到的品格，树立儒家的伦常观念，使人正确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人伦关系，遵循各种礼仪规范，从而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儒家的教育无疑就是围绕这一核心课题而展开的。书院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内容，正是儒家文化基本精神的体现。”

明代中叶以后，政局混乱，官学腐朽，书院教育得以恢复，后来因阳明心学的迅速传播，书院发展迎来南宋以来的第二个高潮，从正德至隆庆三朝，全国新建书院不下千所，取代了官学，成为民间教育的基本形式。

然而，心学的繁荣、书院教育的蓬勃发展，已匡不正明王朝衰落的颓势，皇帝常年不理朝政，宦官握揽生杀大权，党派纷争，纲纪败坏，在世人看来，儒学殆至无用之地，“实学”萌生。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被贬官已十年之久的顾宪成来到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旧址，怀古思今，决定重修书院。建成后，他与高攀龙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一时名声大噪。很快，“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东林书院随之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地和议论国是的主要舆论中心，有“天下言书院者，首东林”之赞誉。

在顾宪成为书院撰写的“风声雨声读书声”中，“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沉沦。

清人入关，直到雍正年间，朝廷才提出重新发展书院，书院渐兴，然而“惟不分官立私立，皆受政府监督，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

清末新政，清廷诏令将全国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书院制度瓦解。

后世学者，如马一孚、钱穆等人，也曾在书院教育方面进行过尝试与努力，然而，毕竟时代变了，在西学盛行的年代，书院已找不到它的根。

如今我们常说：中国无大师。在古代，大师滋养书院，书院反哺大师。中国缺大师，缺不缺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