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平仲劫寨之战，另一种可能性

靖康元年二月一日的姚平仲劫寨之战，是一个关键而奇特的事件。

说它关键，是指其事后的影响大且深。一则劫寨失败后，宰臣惊慌失措，皆报宋军覆没，宋钦宗灰心丧气，于是朝廷由慨然有用兵之意完全转为忍辱议和。同时，这次夜间大规模突袭也惊骇了当时正被扣押在金营的人质康王-赵构，成为这位后来的南宋政权的建立者心里永远的噩梦；从此后，他南渡也好，漂流海上也罢，总之就是要不顾一切地使自己不落入金军之手，弄得兀术搜山检海和赵构捉迷臧，也是徒唤奈何。而深入腹地又不能和粘罕西路军汇合的金国东路军则因此终于威逼宋国成功，顺利签订城下之盟，带着大量讹诈与掳掠来的财物、金银、人口，安全北返。另一方面，这次军事冒险的失败也导致了著名的太学生陈东伏阙上书与东京市民骚乱，引起东京城内的剧烈震荡。

说它奇特，是因为事实显得混沌、隐晦与古怪，中间种种说法不合常理，而最重要的几位历史当事人：西军大将姚平仲，事发之后立马一遁千里，隐居深山数十年。钦宗皇帝讳莫如深，遮遮掩掩，前后不一。亲征行营使李纲先在事后不久的辞职剳子与谢表里，几年后贬谪到了建昌军，又在《靖康传信录》里，全力为自己辩护。但其中前言不搭后语，明显有矛盾与曲笔。而作为战胜一方的金国则习惯性地夸大其词，斡离不居然吹嘘自己当时击溃宋军四十万。当时宋国自己才号称二十万，难不成一天之内，几万东路军就把城内外所有宋军反复击溃了两次？总之，这次战斗，各方面当事人因为亲疏、远近、立场、利益的不同而各说各话，莫衷一是。后来编纂的史籍如《宋史》、《金史》、《三朝北盟会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此更是记载不一，倾向不同。而南宋的史学家李焘与朱熹的相关看法就完全不同，现在的学者陈振与顾宏义也论点互异。

综合来说，这次战斗的背景，城内市民作为旁观者看到的各种情形，这是明确的。中间战斗的过程，也没多少疑义。事后的影响，也很清楚。问题主要集中在战斗的策划、组织上，在李纲的责任划分和姚平仲的弃军逃遁上。也就是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谁是劫寨之战的责任人？钦宗与姚平仲是逃不脱责任的，种师道作为反对者能置身事外，那抗金名臣李纲当时的主张、作用如何？他能如自己《传信录》辩解的那样，能完全不对战败失利负责吗？

二、李纲为了推卸责任，减轻压力，他说谎了吗？如果说了，那他说的是什么谎？

三、姚平仲为什么要提前劫寨？失败后，为什么要弃军而逃，一遁千里，一直跑到蜀山深处，隐姓埋名几十年，甘心做一名野道士？

实际上，这里面大部分都被历史研究者澄清了，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是顾义宏先生的《李纲与姚平仲劫寨之战》和陈乐保先生的《姚平仲劫寨之战述论》，只是其中若干关键，可以有更合理的解释，而两位先生采信的重要证据，王明清《玉照新志》里记载的预先写好《露布》，也颇有可疑之处。

下面我先陈述明确的，和可以推定的部分，再谈不明确的部分。这类似画地形图，从明确的大部分出发，有可能顺着脉络就能大体画出残缺那一小部分。也类似与拼图游戏，先把已经掌握的碎片拼出图案的局部，再去设想整体最可能的样子。

战斗的背景是很清楚的：宣和七年十一月开始，金军开始分东西两路南下。斡离不率领的东路军十二月十日陷燕山府，整顿五日后快速南下。急于南逃的徽宗二十三日内禅传位钦宗，自己以亳州进香的由头溜之大吉。钦宗一面组织、调整政府班子，开始匆忙组织东京防御，一面在走与守之间游离不定。与此同时，在金军的迅猛进攻下，沿路州县土崩瓦解，黄河防线一触即溃。靖康元年一月三日，斡离不渡过黄河。一月六日，“李纲献议城守，罢亲征，于是以纲为御营京城四壁守御使，” “团结军兵，捍御贼马”，七日，京城戒严，城门昼闭，令百姓上城守御。治都城四壁守具。斡离不抵达东京郊外，下寨於牟駞冈。当日，金军急攻京师未下。城中大乱，市民执投附人数百以为间谍送开封府。也是这天，宋国以郑望之高世则充副使，使於斡离不军前。 开始议和谈判。 到十四日，双方谈妥，宋答应金的赔款、割地、称侄、人质事宜的议和条件。承诺“宋予金以犒师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千万匹马，驼骡驴之属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悉以归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又以亲王宰相为质，金罢兵北回。”双方交换国书。城下之盟似乎就这样定下来了。 但接下来随着宋四方援军陆续到达，二十日，“京畿河北路制置使种师道及统制官姚平仲以泾原秦凤路兵至京师。统制马忠以勤王兵至京师，熙河路经略使姚古、秦凤路经略使种师中、及折彦质、折可求、刘光国、杨可胜、范琼、李宝诸路勤王兵至京师。诸路勤王兵号二十万到京师，夜间人心稍定。” 二十五日，“又有鄜延张俊，环庆韩时中，泾原马千等皆至，京师稍安。”钦宗看到城防安全，城下大军云集后，就不甘心与金议和的屈辱与巨大损失，于是慨然有对金用兵之意。二十七日，“李纲与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折彦质同对於福甯殿议用兵”。

这些都是没有疑问的。

同样史书上没有明确说出来，但比较清楚的是：宋钦宗一面想尽到一位英主的责任，坚守京师，甚至击败金军，从而获得崇高的荣誉与威望。一方面又恐惧金军，很想逃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或者去西安，或者去襄阳。他在被不愿意流亡的军民与部分宗室、大臣挽留下来，出走不得后，也一直在战和之间摇摆不定。

在朝廷中枢，文臣宰执如张邦昌、李邦彦、吴敏、唐恪、李棁等均极恐惧金军，不惜一切要议和；得到太学生与市民拥护的尚书右丞李纲与军队大将种师道、姚平仲等为主战派，双方几乎水火不容。

而主战派中，文臣李纲与武将种师道因为军权分配与策略路线的分歧，也有矛盾：

《三朝北盟会编》载：”种师道、姚平仲兵至，李纲上奏乞令师道、平仲听节制。《传信录》曰：余奏上曰：勤王之师集者甚众，兵家忌分，节制归一，乃克有济。愿令师道、平仲等听取节制。上降御笔曰：师道老而知兵，职位已高，与卿同官，替曹矇可也。盖上意欲以师道为亲征行营副使。余窃叹上裁处之当，而宰执间有密建白，以为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别置宣抚司以师道签书枢密院事充河北河东京畿宣抚使，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应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师并隶宣抚司。又拨前後军在城外者属之。而行营司所统者独左右中军而巳。上屡申敕两司不得侵紊，节制既分，不相统一，宣抚司所欲行者托以机密，往往不复关报。余窃私忧之。”这样，东京的宋军节制不一，甚至于互相不通消息。李纲只有城内三军的统率权，其余西军、四方勤王军，以及城外的前后两军均隶属于宣抚司。

且武将系统中老将种师道与少壮派姚平仲之间也有矛盾。种、姚为山西将门，互相之间存在竞争。种师道主张稳健守城，待金军北归，再尾随追击。““缓给金帛，禁游骑不得远掠，俟其惰归，扼之於河，当使匹马不还。上皆是之。.......但劄连珠寨对垒，使不得虏掠，则贼粮匮乏，便可进兵，更使兵将临河设伏，俟其半渡击之，此万全策也。”姚平仲少壮骁勇，急于立功，主张奇袭金营，一举灭之。实际上，喜欢出奇制胜，一直是北宋军事的传统。看看宋初太宗两次北伐辽国，和对西夏作战就能看得很清楚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靖康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福甯殿军事会议上，是决定采取种师道的方略，还是采取姚平仲的方略？李纲又支持哪一种？

　李纲的《传信录》上说：二十七日，与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折彦质同对於福甯殿，议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兵张大其势，然得其实数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杂种，其精兵不过三万人。吾勤王之师集城下二十馀万。固已数倍之矣。虏以孤军入重地。正犹虎豹自投槛井中，当以计取之，不可与角一旦之力。为今之策，莫若扼河津、绝粮道、禁钞掠，分兵以复畿甸诸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贼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然後以将帅檄取誓书，须还三镇，纵其归半渡而後击之，此必胜之计也。上意深以为然，众议亦允，即分遣兵而期二月六日举事。盖阴阳家言是日利行师，而姚古、种师中之兵亦将至故也。其约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屡立战功，在政和间为童贯所抑，未尝朝见。至是，上以其骁勇，召对内殿，赐与甚厚，许以成功，当有节钺茅土之赏。平仲武人，志得气满，勇而寡谋，谓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亲率步骑万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斡离不，取康王以归，虽种师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时以疾给假，卧行营司。夜半，上遣中使降亲笔曰：平仲巳举事，决成大功，卿可将行营司兵出封邱门为之应援。余具劄子辞以疾。且非素约，兵不预备。斯须之间，中使三至，责以军令，不得巳力疾会左右中军将士，诘旦出封邱门，勒兵於班荆馆天驷监，分命诸将解范琼、王师古等围，虏骑出没鏖战於幕天陂，斩获甚众，复犯中军，余亲率将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前一夕劫寨，为虏所觉察，杀伤相当，所折者不过千馀人，既不得逞所欲，恐以违节制为师道所诛，即遁去。而宰执台谏即鬨然以谓西兵勤王之师及亲征行营司皆为金人所戮，无复存者，上震恐，有诏不得进兵。而斡离不遣使，以用兵特将士所为，不出上旨，请再和。宰相李邦彦於上前语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纲与姚平仲结连，非朝廷意佥议，欲缚余以与之。而使人反以为不可，遂罢余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以蔡懋代之，因废行营使司，止以守御使总兵事。而种师道亦罢宣抚使。余是时得止兵诏，知事且变，即振旅以入城，诣崇政殿求对，既至殿门，闻罢命，乃不果。退处浴室院待罪。时初三日也。 　《中兴遗史》上说：先是，朝廷大臣皆主和议，唯李纲非之，及种师道至议论与纲同，上意颇回。又姚平仲以士不得速战有怨言，达於天听。上一日遣使五辈促种师道战。师道奏请召大臣熟议之。君子谓师道主张不定。其意在乎败则分谤也。乃与李邦彦、李纲、吴敏同对於福甯殿，皆言可击。上问兵期，师道请过春分节，上以为缓。乃密遗平仲及杨可胜等取二月丁酉出兵，劫牟驼冈大寨。可胜奏曰：此行决危，又恐失国家遣亲王宰相和议之信，臣欲作奏检藏怀中，具言臣不候圣旨往击贼。上许之。是日也，用术士楚天觉克择劫寨之日，漏语於数日之前，都人户户知之。又植三大旗於开宝寺旁，皆书为御前报捷字。仍於封邱门上张御幄，以俟车驾临受俘获，都人填隘於衢路，颙侍捷音。平仲、可胜等以兵七千出城，金人空其寨，伏铁鹞子兵以掩官军。平仲等大败，可胜被执，夜漏犹未尽，上既闻其交锋，急诏李纲出援应接。顷刻之间，使者三至，既拜命，戊戌出景阳门至班荆馆行营，前军统制张撝、右军统制石濬、中军统制辛康宗、左军统制刘佃、後军统制王师古、敢战统制范琼悉出封邱门，遇金人皆败。陈福殁於阵中，官军披城歇泊。已亥再战，又败。庚子开门放官军入城。唯选锋统制韩世忠先往应援东明县获胜。而斡离不得可胜而问之曰：两国已通和，又来劫寨何也？可胜曰：可胜以勤王兵到京师，三军欲战，故可胜率之以来，非朝廷之意也。乃出怀中奏检示之，斡离不怒，遂杀可胜。

如果李纲的《传信录》可信，则事实就很显然：二十七日的军事会议上，君臣一致决定采取种师道的重兵守城，稳健反击的办法，“扼河津、绝粮道、禁钞掠，分兵以复畿甸诸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贼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然後以将帅檄取誓书，须还三镇，纵其归半渡而後击之，”当时确定了行动日期，在二月六日后，理由是“阴阳家言是日利行师，而姚古、种师中之兵亦将至故也。”照此办理的话，一切都没问题，怪就怪宋钦宗急于求成，瞒着李纲与种师道，采用了姚平仲的提前出兵冒险奇袭的策略，于是导致了劫寨之战的失败。

我以为，李纲在《传信录》里关于二十七日军事会议的记载有问题。他为了摆脱压力，把种师道的正确意见写成当成了自己的意见，反正当时参加会议者或者被俘、或者死去，或者逃亡，没有一位可以当面对质。而实际上，在当时会议上一致决定采取的不是种师道的稳健策略，而是钦宗、姚平仲与李纲一致赞同的奇袭冒险策略。召开这次会议的起因就是要以钦宗、李纲、姚平仲的多数压倒种师道这个少数，达成出兵奇袭的决议。这样才有下文的“上意深以为然，众议亦允，”

试问，当时会议是决定采取稳健策略，“以重兵临贼营，坚壁勿战，”保持现有的防守态势就可以；“扼河津、绝粮道、禁钞掠，”派出小股轻骑骚扰即可。“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纵其归半渡而後击之”，则必须等金军北归途中才可以去进行。以上种种，怎么需要和怎么能预期时间，同时举兵？所谓“即分遣兵而期二月六日举事”的安排，就只有一种情形，那就是决定在这一天，各路部队一齐发动，同时攻击金营，才是必须的。如果不是这样，种师道何须提议要等种师中与姚古的西军到达再发动？如果不是奇袭具有冒险性，而仅仅是种师道建议的那种稳健战术，大家又何必要郑重其事请术士算好日子二月六日才举事？ 这样，《中兴遗史》的记载才对得上；“乃与李邦彦、李纲、吴敏同对於福甯殿，皆言可击。”“皆言可击”，是指主动出击奇袭，而非持重稳守，“重兵临贼营，坚壁勿战”。

由此可知，李纲同意的二十七日的计划就是姚平仲提议的诸军二月六日一起发动，冒险奇袭金军。有旁证可以证实这一推论，也是《中兴遗史》记载的：是日也，用术士楚天觉克择劫寨之日，漏语於数日之前，都人户户知之。又植三大旗於开宝寺旁，皆书为御前报捷字。仍於封邱门上张御幄，以俟车驾临受俘获，都人填隘於衢路，颙侍捷音。

这里面的“植三大旗於开宝寺旁，皆书为御前报捷字。仍於封邱门上张御幄，以俟车驾临受俘获，”诸事，绝不似作者胡编乱造，确是宋军在预先为获胜庆祝做准备。这至少证明包括李纲在内，朝廷是一致决定奇袭金营，并为此提前做了大量准备的。

另外郑望之的《奉使录》里有条材料也证明李纲抛开种师道而和姚平仲联合，支持了钦宗欣赏的姚平仲奇袭的策略：初，种师道以为三镇不可弃，城下不可战，在朝廷则坚守和议之约，候姚古到来，兵势益盛，同共商量。军中自遣使人往谓三镇国家边面所系，决不可割。若割一镇，则我等将帅用兵无已时。据三镇赋入所得增作岁币，庶几和好久远。如此遣使三两转势，须逗留半月，重兵密迩，彼必不敢远去，计虏孳生监粮草渐竭，势须北还矣。过河以骑兵尾袭，至真定中山二镇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敌，可以得志。李纲急於邀功，以为迂阔，遂用姚平仲。平仲，古之养子也。先父帅环庆时奏辟古为副都总管。望之於此时识平仲无廉耻诞妄人也。尝以镀金带质市易务钱数百千，後事露，古偿之。後来童贯以乃父之故，成就横行遥郡，後从贯平方腊回京师，尝来相见夸大杀获魔贼之多，纲信其说，意谓可以杀金军如杀魔贼也。

顾宏义先生在《李纲与姚平仲劫寨之战》，陈乐保在《姚平仲劫寨之战述论》中，都把从南宋王明清的《玉照新志》中找到开战之前预先写好的二月一日《露布》作为铁证，证明连二月一日提前的劫寨之战，也是钦宗决策，李纲主持，姚平仲执行的，而李纲为了推卸罪责，在政争中生存下来，刻意在《传信录》里扭曲伪造了历史，实际上他一直是这个奇袭计划的积极参与者。

我对此表示怀疑。我以为，这份“露布”是伪造的。理由是，如果它是真的，如果真有这份东西在，以当时东京人喜欢围观，喜欢记录野史、传播谣言的习惯，怎么会只出现在71年后成书的这部书里？它作为最有力的材料，何以在历代史书里没被发现与采用？像朱熹、徐梦莘这样极其博雅的学者，怎么会不注意这部并不难得的书籍？第二，作为战斗之前预先写成的露布，它预测的战斗进程实在太过于准确，真实的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组织能力极其有限的宋军提前仓促进行的大规模突袭怎么可能如演习般按照剧本精确地进行？这些，都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份所谓预先写好并公布的《露布》不过是后来好事者根据事实的伪造！第三，《露布》中的文字，用词造句与《传信录》几乎一样，比如《露布》中“出荣德门至班荆馆”以及“臣又分兵以解范琼之围”与《传信录》中“勒兵於班荆馆天驷监，分命诸将解范琼、王师古等围，”绝无差别，也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份文件就是事后依照战斗发生几年后李纲写的《传信录》里的记载伪造的！ 我认为李纲的确为了摆脱政治压力，的确是扭曲了历史，把会议上种师道的正确意见当成了自己的，掩盖了自己当时是赞成二月六日奇袭金营的计划，这才和他说的“余奏上曰：金人兵张大其势，然得其实数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杂种，其精兵不过三万人。吾勤王之师集城下二十馀万。固已数倍之矣。”对得上。也和他的重要参谋沈琯投书陈三事力主积极进攻对得上，《南归录》记载：“一曰：某昨日步归憩於茶肆，闻诸人咸有欲战之心，但不令出尔，此固未易轻举，然人心可见。今早又闻昨夜城外小战，与其小战不若更多与之人马在外以待之。二曰：金人之所以有斗志者，意在於金帛，今既与之，彼却有爱惜之心，吾之将士要而夺之，以求为军赏，则我之兵欲斗之志如彼之初矣。三曰：金人不多，用兵之时，当分头掩击以分其势。”，又提醒说“金贼（改作师）兜鍪极坚，止露两目，所以枪箭不能入。契丹昔用棍棒击其头项面，多有坠马，请仿而行之，欲令骑兵半持棍棒。”如果只是坚守城池，何须特意说骑兵打击金军重甲的事情。

但是不是如顾、陈两位在各自论文说的：李纲不仅同意了二月六日奇袭的计划，也同意并组织了二月一日提前劫营的战斗。我很怀疑。一者，如此而言，则他在《传信录》里造谣太明显，因为朝堂秘议军机，谁说了什么是容易保密的，何况当时的当事人或者被俘送到了北方，或者逃亡深山，或者贬谪荒蛮，或者去世了，尽可以伪造，但万众之下的指挥战斗，想遮蔽将士的眼睛，堵住悠悠之口，是难以做到的。 ” 我以为《传信录》这一段：“余时以疾给假，卧行营司。夜半，上遣中使降亲笔曰：平仲巳举事，决成大功，卿可将行营司兵出封邱门为之应援。余具劄子辞以疾。且非素约，兵不预备。斯须之间，中使三至，责以军令，不得巳力疾会左右中军将士，诘旦出封邱门，勒兵於班荆馆天驷监，分命诸将解范琼、王师古等围，虏骑出没鏖战於幕天陂，斩获甚众，复犯中军，余亲率将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前一夕劫寨，为虏所觉察，杀伤相当，所折者不过千馀人，既不得逞所欲，恐以违节制为师道所诛，即遁去。而宰执台谏即鬨然以谓西兵勤王之师及亲征行营司皆为金人所戮，无复存者，上震恐，有诏不得进兵。而斡离不遣使，以用兵特将士所为，不出上旨，请再和。宰相李邦彦於上前语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纲与姚平仲结连，非朝廷意佥议，欲缚余以与之。而使人反以为不可，遂罢余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以蔡懋代之，因废行营使司，止以守御使总兵事。而种师道亦罢宣抚使。余是时得止兵诏，知事且变，即振旅以入城，诣崇政殿求对，既至殿门，闻罢命，乃不果。退处浴室院待罪。时初三日也。”很可能是实录。因为在君臣来往奏疏上作假，非常危险；做的假写的全是众目睽睽之下自己的行动，也非常容易被证伪。李纲不至于笨成这样，在政敌要置之于死地时，偏偏要授人以柄。

何况他在金军北返后的二月十五辞李纲《辞知枢密院职》的剳子中坚持自己不知道姚平仲提前出兵的说法，哪有顾先生说的为钦宗解套的意思！“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师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实无所预。”接下来在《谢知枢密院表》里继续强调：“忽贪夫之妄作，怅幽出而失图。端赖英明，亟加延见，察轻兵之衄，微臣所不预；知宣独断之威，众谗真莫能蔽。”

姚平仲的提前出兵，应该就是他为了贪功，成功说服年轻的宋钦宗冒险所致，战败后心灰意冷的宋钦宗面对从金营回来的使臣郑望之的指责，再三表示出来的后悔、自责与惊慌，也透露出这一点。郑望之《奉使录》云：次日（战败之日），望之入城，具奏耶律忠交割珠玉之意，及邦昌所说（张邦昌对金人说：劫寨是姚平仲贪功，私下莽撞出兵，与钦宗无关。斡离不自然不信这套鬼话。）。上云：已错了。又云：恁地後怎生整顿得起？望之奏云：三镇岂能交割？势必用兵。城下之盟姑随顺使去耳。譬如富人家，有贼三两人，当昼逾墙，而主家觉之，然得力强壮仆子出外干事，只有老卒稚童姬婢之类在家，如何擒捕得获？今日之事何以异此。陛下在东宫时。闻朝廷人才军政纪律帑藏财用将帅士马如何，大臣为陛下画用兵之策，但见有可击之理，而不知无可用之人，此不思之甚也。上。又云：已错了。

只是宋廷这时在金军的质问下，只能矢口否认，第一选择自然是拿姚平仲顶罪，但是机灵的姚没有如杨可胜做替罪羊的自觉，已经逃遁千里了，于是只好借着李邦彦这些政敌想借机整垮李纲的由头，把责任推到李纲身上，以此抵赖过去。 二日戊戌斡离不奉书问劫寨兵马。《书》曰：今月初一日夜五更时，有步骑军沿孟阳河东西三处向北夺桥，诘朝又於大军营西南劫阵前来。当司量遣兵，随路御逐，曾未逾时，杀伤兵卒甚众，所获器甲鞍马其数甚多，缘当司不识是甚处兵马及从何来，愿示其详，谨奉书奏闻，谨奏。

信写得机锋内敛，带着克制，明显是找台阶给宋廷下。宋廷也就坡下驴，坚称皇帝对此一无所知，也不可能做这样没有理智的冒险，这一切只是姚平仲个人行为，为表示诚意，先把与姚平仲亲近的李纲罢免再说。 朝廷报书。《书》曰：大宋皇帝致书於皇子郎君，比者大金军至京城，方怀恐忧，乃承宽仁，尽洗宿愆，许修新好，获安社稷，贻庆子孙，恩义之重，实同天地。前日王汭来，审所持犀玉等尽蒙留纳，并金银等数亦从宽假，尤荷恩义之重，自非敦欢好，何以及此？所谕前书所陈未尽明白，谨依来旨悉从改易，并交割三镇诏书。初二日早，方欲坐朝，遣来使还，一并持去。忽报初一日夜，有兵马在城外作闹，本朝不知事因，既闻辄至大金军前，不胜惊骇，寻遣人根问指约至暮，乃知是姚平仲统诸路军兵作过。寻令根捉，称本人未回军寨，亦见令人擒捕，俟见即正典刑，以戒贪功误国之罪。又执政间有素与姚平仲相善，其形迹可疑，恐相协助，已先行黜责了当。且本朝自度事理，其不敢轻举妄动者有三：论彼此强弱之势，则本朝兵力寡薄，难以迎敌一也。前此败盟，烦大军远来，逼近京城，惴恐失措，荷蒙恩德再造，岂敢复有负约之理，二也。宰相亲王特遣诣军前为质。又遣执政大臣奉使，事体亦重，岂忍置而不恤，有伤君臣之义、骨肉之爱三也。皇子郎君仗义而来，聪明果断，必能察此方城外有乱兵，所以当日未敢遣使人便还。深愧迟滞，尚冀深照。其他一如誓书所载，天实临之，永永万年，罔复敢渝。今遣资正殿大学士宇文虚中持书布叙，并赍所授国书及三府诏书地图等前去，详此洞照，谨白。 这自然让李纲感到异常委屈与愤怒，他在不久金军退兵之后的辞职剳子里说：然臣其晚求对，不得巳而赐罢。恐惧自思，莫测其原，仰赖陛下至仁至圣，灼见臣愚款实无他罪，特赐宸翰，许之保全。虑其空乏，加赐缣金。未逾三宿，亟垂召命，俾还旧物，仰专充为守御之事。谕以怨仇谗谤，欲持平仲之罪中伤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帱生成之恩，不可为量，瞻谢之际。感涕交集。

那么姚平仲为何一定要仓促提前出兵呢？最可能的原因是二月六日出兵的消息泄露了，因此只能提前出兵，冒险一搏：

《靖康前录》曰：姚平仲初一日劫寨之谋，二十八日已遍传於都下。《中兴遗史》曰：用术士楚天觉克择劫寨之日，漏语於数日之前，都人户户知之。

当时的东京城里，金人的间谍多得让市民风声鹤唳：

《三朝北盟会编》：靖康元年一月十七曰癸未，捉获细作。先有燕山人推独脚车子，其中皆载兵器，自是连日大索细作不绝，或有短发者面黑者，误遭殴击至有死者，群不逞往往乘此劫夺行路，但云是细作，即擒送府验问，非是乃释之，亦不加罪，妄捉之人如是数日，乃揭榜禁止。 《靖康遗录》曰：夜半有以内侍传宣启东门出者，赖门吏反覆诘之不可而去，皇城火禁，并以军法，辄有红灯笼置诸城上。又城西北隅易建独角皂旗，其中饰以雁，非本朝军中物，人骇观之，京师居民，震恐虑有不测。 《靖康前录》曰：是日，以蔡懋领行营司，乃邦彦等谋也。人情汹汹，殊不自安。懋下令禁守御兵，不得放矢石，范琼马忠披城劄寨外，馀兵尽退入城，贼复大肆，众谓懋怀二心，官宦有阴为内应者，城中大恐。

因此，金军知道宋军可能在二月六日出兵攻击自己是极可能的。这样出兵如同送死，还不如提前攻击，搏上一搏。

自然，这样胡乱冒险，遇到的又是富有作战经验且有所防备的金军与统帅斡离不，宋军的不能成功是必然的。有意思的是，姚平仲这为素来以勇悍闻名的大将，知道失败了，也不回城，反而马上弃军而逃！八十多岁，居然遇到了陆游。

陆游《姚平仲小传》：姚平仲，字希晏，世为西陲大将。。。。。。钦宗在东宫，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围，平仲适在京师，得召对福宁殿，厚赐金帛，许以殊赏，于是平仲请出死士斫营擒虏帅以献。及出，连破两寨，而虏以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骡亡命，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抵邓州，始得食。入武关，至长安，欲隐华山，顾以为浅，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宫，人莫识也。留一日，复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余里，度采药者莫能至，乃解纵所乘骡，得石穴以居。朝廷数下诏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间，始出，至丈人观道院，自言如此。时年八十余，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择崖堑、荆棘，其速若奔马;亦时为人作草书，颇奇伟，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

姚平仲之所以逃得如此仓皇，躲得如此彻底，一是知道自己绕开种师道，不听节制，提前出兵，会给种师道执行军法；二则清楚金人肯定会问宋朝要人，而宋朝按照以往送张觉、送投纳人的德行，一定会送他去抵罪；不跑一定是死路一条。于是“遂乘青骡亡命，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抵邓州，始得食。 入武关，至长安，欲隐华山，顾以为浅，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宫，人莫识也。留一日，复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余里，度采药者莫能至，乃解纵所乘骡，得石穴以居。朝廷数下诏物色求之，弗得也。”其求生欲之强烈，可谓古今一大异事！

他没料到，他一跑，差点连累李纲给抓去做了替罪羊。没有东京市民的奋起反抗，李纲就死定了。他能苟且偷生，活到八十多，想必这些早就想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