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是学术发展之道
http://blog.soufun.com/20839050/10195166/articledetail.htm
By Steven Chang
独裁是学术发展之道 (2010-7-7 9:09:30)
分类：未分类
先谈求书名这个玩意，之后才转入正题。
上期写《重寻无处》，提到要出版六本有专题的文章结集，其中四本希望读者提供书名的建议。读者反应热烈，建议的不仅多，而且一般不错，一时间老人家花多眼乱了。
书名这回事，可以等到排版前的一分钟才定案。但我老是想着《经济解释》卷二的开头三章，要赶着把上述的近于「闲话」的六本书定下名目才可以集中地想。如下是暂定的六本书名，还可以改，希望不要改了。读者的意见我会继续考虑。
一、《重寻无处——五常行游录》，取自苏子的《永遇乐》。
二、《多情应笑我——五常散文选》，取自苏子的《念奴娇》。原来此书定名《灯火阑珊处》，改为另一本用，下文会解释。
三、《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取自杜工部写李白的一首五律。
四、《独上高楼——五常谈学术》取自晏殊的《蝶恋花》。有两位读者不约而同地建议用这首词，可谓巧合。另一位建议用该词中的「西风碧树」，不错，但「独上高楼」较佳，因为王国维提到「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做学问的第一个境界。
五、《灯火阑珊处——五常谈创作》，取自稼轩的《青玉案》。这是王国维说的第三个最高境界，既然「谈学术」采用《独上高楼》，「谈创作」就顺王前辈之意，跳到《灯火阑珊处》。这样，「散文」那本改名为《多情应笑我》。
六、《狂歌五柳前——五常谈艺术》，取自王维的一首五律。
上述六个书名，一与五是老人家自己起的，其他来自读者及朋友。西方的文化没有以诗、词作书名的玩意，何况一般读书识字的都懂得玩。炎黄子孙的文化有其独到之处吧。
赠书之说当然不食言，中奖者要不要老人家在书中提到名字，请通知。还有，六本不知要先出哪本才对，也希望听听读者的意见。初步的工作——选文、分书、书中分组——做好了，文章太多，还要筛选，也要修改一下文字。我打算先修好一本，付印，转到《经济解释》卷二——《供应的行为》——的大修，梅花间竹，太累时再转到另一本专题结集。
转谈本文的正题。学术的发展，我认为整个地球走下坡有三十多年了。不是说关于工程或科技等学问，而是那些比较软性的，例如思想上的概念、创意、启发力等的进取。这些是基础性的思维，不容易捉摸，难以界定，一般无从获得专利注册的保护。然而，这些「软性」的思想是人类知识发展的根源：哲学如是，自然科学如是，历史与艺术如是，社会科学也如是。大学教育的重点是发展这些基础性的、重视创意与启发力的思想。西方以大学为最高学府，颁发的可以从求学中获得的最高学位称为「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是也。重视「软性」的思想创作是西方高级学府的传统，不管是哪方面的他们以「哲学」作称呼。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当年就以不提供工科课程为荣。当然不是贬低工科，而是学术的传统历来以思想创作为重，哲学是也。
我出道时的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的大学追求的是思想的发展，有大师，有英雄，但这些是从哲学方向发展的学问，没有直接的实际用场，市场的价值不高。一九六五年我作助理教授时的月薪，除税后美元四百多，四年后跳升至税后一千多，高得行内哗然。当时没有谁管我发表的文章有多少，也没有谁管我怎样教。管的是我写下的文章有没有创意，有没有启发力。换言之，当时美国的大学要争取的，是思想的重要性。这也是欧洲的传统了。
问题是，思想的「重要性」是由谁判断的呢？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向当时作为社会科学院的院长Gale Johnson提出这个问题。他答得清楚：文章发表的多少不重要，有没有写出来也不重要，但思想要表达出来，而重要性是由弗里德曼等大师「独裁」判断的。当时容易相信，因为在芝大举足轻重的戴维德是靠口述的影响而受到敬重。
一九六九转往华大，思想重要性的判断主要是诺斯与巴泽尔的工作。过了几个月他们把我加进去。我对思想的独裁判断的时日短暂，因为几年后行内转为论文章的发表数量与发表学报的声誉。曾经写过，这个不幸的衡量准则是越战促成的。一九八二到了港大，以为可以凭一夫之勇把学术的衡量回复到六十年代的西方准则。不成，因为当时的同事能在国际学报发表文章的不多，而过了几年数学报文章的潮流涌进，有对学问一无所知的政府支持着。区区在下何物哉？人家有文章打进国际学报，你说是废物从何说起呢？我是个不喜欢争论的人。我说是废物，你们说不是那就让你们「民主」一番好了。二十多年过去，当然是老人家对。对得太离谱了！
在评审学术文章的判断上，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来得可靠。然而，去年我看到一本有分量的书，写生物学家达尔文，引经据典地说达氏的思想是古往今来最重要的。有趣的是该书指出，以今天的自然科学衡量，达氏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思想恐怕不易发表，因为他对实验的操作不到家，有点「门外汉」的味道。可见重要的思想不容易有客观的衡量准则，判断要讲品味，而个人的品味判断就是独裁的判断了。
转到我熟知的算是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我自己的学术发展历程全靠一些独裁者给个面子。当年升职快是因为诺斯说他自己是个大独裁者，还没有读过我的文章就拍板。我的大部分英语文章是还没有写好就有学报编辑说要发表，也是独裁的判断。当时主理《法律经济学报》的科斯不「审」我的文章，而另一家学报规定要评审，但主编对评审员说：「史提芬的文章我们历来不改，因为改了就不是他的，规定所限，我给你读，不是给你审，你读了就算是审了。」这是独裁，也是真道理吧。一位作者的文章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有什么好「审」的？当然，初出道的文章不妨审一下，但此「审」也，往往失误频频，费时失事，埋没了不少好文章。文章太多不能不取舍，但取舍以独裁作判断最上算是历史的经验。
在我熟知的经济学而言，升职用民主式的数文章、论学报高下，是灾难性的发展。因为这会鼓励作者重视文章的规格而漠视内容。更头痛是有创新之见的，民主评审制会使初出道的不敢动笔。当年科斯几次对我说：「有些文章写得一团糟，但其中有一点新意，可取的，要设法挽救。这是作编辑的主要困难。」我呢？屡次建议他不要作编辑，理由是有他那样的脑子的人，作编辑是很大的浪费。
当然是我对。此「对」也，有不幸的一面。今天的经济学报，作为编辑的大都是些创见不多的人——自己写得出重要文章不可能有时间作编辑——而评审员不少是某些名校的研究生，不是杰出的，因为杰出的不会有时间多作评审。「民主」裁决就有这样的困难。独裁当然也有其不是之处，但二者相较，赌一手，我的观察是独裁胜。
好些年前有人作过如下的详尽统计：把当时被行内高举的芝大的《政治经济学报》的文章作重要性的排位，得到的结果是：有重要文章出现的时期，永远是由一位主编独裁作决策，而当芝大经济系的多位教授一起「民主」取舍时，一篇重要的文章也没有。翻过来，我的观点是：思想的判断要讲品味，独裁者不可能没有品味，民主则不可能有。
独裁当然可能错，可能大错。学术的发展要有成就，要靠一个懂得取舍的独裁制度。综观西方有大成的大学，或学派，或大学内有大成的学系，我想不到有一个例子不是让独裁者判断思想的重要性的。
By Steven Chang
独裁是学术发展之道 (2010-7-7 9:09:30)
分类：未分类
先谈求书名这个玩意，之后才转入正题。
上期写《重寻无处》，提到要出版六本有专题的文章结集，其中四本希望读者提供书名的建议。读者反应热烈，建议的不仅多，而且一般不错，一时间老人家花多眼乱了。
书名这回事，可以等到排版前的一分钟才定案。但我老是想着《经济解释》卷二的开头三章，要赶着把上述的近于「闲话」的六本书定下名目才可以集中地想。如下是暂定的六本书名，还可以改，希望不要改了。读者的意见我会继续考虑。
一、《重寻无处——五常行游录》，取自苏子的《永遇乐》。
二、《多情应笑我——五常散文选》，取自苏子的《念奴娇》。原来此书定名《灯火阑珊处》，改为另一本用，下文会解释。
三、《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取自杜工部写李白的一首五律。
四、《独上高楼——五常谈学术》取自晏殊的《蝶恋花》。有两位读者不约而同地建议用这首词，可谓巧合。另一位建议用该词中的「西风碧树」，不错，但「独上高楼」较佳，因为王国维提到「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做学问的第一个境界。
五、《灯火阑珊处——五常谈创作》，取自稼轩的《青玉案》。这是王国维说的第三个最高境界，既然「谈学术」采用《独上高楼》，「谈创作」就顺王前辈之意，跳到《灯火阑珊处》。这样，「散文」那本改名为《多情应笑我》。
六、《狂歌五柳前——五常谈艺术》，取自王维的一首五律。
上述六个书名，一与五是老人家自己起的，其他来自读者及朋友。西方的文化没有以诗、词作书名的玩意，何况一般读书识字的都懂得玩。炎黄子孙的文化有其独到之处吧。
赠书之说当然不食言，中奖者要不要老人家在书中提到名字，请通知。还有，六本不知要先出哪本才对，也希望听听读者的意见。初步的工作——选文、分书、书中分组——做好了，文章太多，还要筛选，也要修改一下文字。我打算先修好一本，付印，转到《经济解释》卷二——《供应的行为》——的大修，梅花间竹，太累时再转到另一本专题结集。
转谈本文的正题。学术的发展，我认为整个地球走下坡有三十多年了。不是说关于工程或科技等学问，而是那些比较软性的，例如思想上的概念、创意、启发力等的进取。这些是基础性的思维，不容易捉摸，难以界定，一般无从获得专利注册的保护。然而，这些「软性」的思想是人类知识发展的根源：哲学如是，自然科学如是，历史与艺术如是，社会科学也如是。大学教育的重点是发展这些基础性的、重视创意与启发力的思想。西方以大学为最高学府，颁发的可以从求学中获得的最高学位称为「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是也。重视「软性」的思想创作是西方高级学府的传统，不管是哪方面的他们以「哲学」作称呼。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当年就以不提供工科课程为荣。当然不是贬低工科，而是学术的传统历来以思想创作为重，哲学是也。
我出道时的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的大学追求的是思想的发展，有大师，有英雄，但这些是从哲学方向发展的学问，没有直接的实际用场，市场的价值不高。一九六五年我作助理教授时的月薪，除税后美元四百多，四年后跳升至税后一千多，高得行内哗然。当时没有谁管我发表的文章有多少，也没有谁管我怎样教。管的是我写下的文章有没有创意，有没有启发力。换言之，当时美国的大学要争取的，是思想的重要性。这也是欧洲的传统了。
问题是，思想的「重要性」是由谁判断的呢？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向当时作为社会科学院的院长Gale Johnson提出这个问题。他答得清楚：文章发表的多少不重要，有没有写出来也不重要，但思想要表达出来，而重要性是由弗里德曼等大师「独裁」判断的。当时容易相信，因为在芝大举足轻重的戴维德是靠口述的影响而受到敬重。
一九六九转往华大，思想重要性的判断主要是诺斯与巴泽尔的工作。过了几个月他们把我加进去。我对思想的独裁判断的时日短暂，因为几年后行内转为论文章的发表数量与发表学报的声誉。曾经写过，这个不幸的衡量准则是越战促成的。一九八二到了港大，以为可以凭一夫之勇把学术的衡量回复到六十年代的西方准则。不成，因为当时的同事能在国际学报发表文章的不多，而过了几年数学报文章的潮流涌进，有对学问一无所知的政府支持着。区区在下何物哉？人家有文章打进国际学报，你说是废物从何说起呢？我是个不喜欢争论的人。我说是废物，你们说不是那就让你们「民主」一番好了。二十多年过去，当然是老人家对。对得太离谱了！
在评审学术文章的判断上，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来得可靠。然而，去年我看到一本有分量的书，写生物学家达尔文，引经据典地说达氏的思想是古往今来最重要的。有趣的是该书指出，以今天的自然科学衡量，达氏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思想恐怕不易发表，因为他对实验的操作不到家，有点「门外汉」的味道。可见重要的思想不容易有客观的衡量准则，判断要讲品味，而个人的品味判断就是独裁的判断了。
转到我熟知的算是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我自己的学术发展历程全靠一些独裁者给个面子。当年升职快是因为诺斯说他自己是个大独裁者，还没有读过我的文章就拍板。我的大部分英语文章是还没有写好就有学报编辑说要发表，也是独裁的判断。当时主理《法律经济学报》的科斯不「审」我的文章，而另一家学报规定要评审，但主编对评审员说：「史提芬的文章我们历来不改，因为改了就不是他的，规定所限，我给你读，不是给你审，你读了就算是审了。」这是独裁，也是真道理吧。一位作者的文章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有什么好「审」的？当然，初出道的文章不妨审一下，但此「审」也，往往失误频频，费时失事，埋没了不少好文章。文章太多不能不取舍，但取舍以独裁作判断最上算是历史的经验。
在我熟知的经济学而言，升职用民主式的数文章、论学报高下，是灾难性的发展。因为这会鼓励作者重视文章的规格而漠视内容。更头痛是有创新之见的，民主评审制会使初出道的不敢动笔。当年科斯几次对我说：「有些文章写得一团糟，但其中有一点新意，可取的，要设法挽救。这是作编辑的主要困难。」我呢？屡次建议他不要作编辑，理由是有他那样的脑子的人，作编辑是很大的浪费。
当然是我对。此「对」也，有不幸的一面。今天的经济学报，作为编辑的大都是些创见不多的人——自己写得出重要文章不可能有时间作编辑——而评审员不少是某些名校的研究生，不是杰出的，因为杰出的不会有时间多作评审。「民主」裁决就有这样的困难。独裁当然也有其不是之处，但二者相较，赌一手，我的观察是独裁胜。
好些年前有人作过如下的详尽统计：把当时被行内高举的芝大的《政治经济学报》的文章作重要性的排位，得到的结果是：有重要文章出现的时期，永远是由一位主编独裁作决策，而当芝大经济系的多位教授一起「民主」取舍时，一篇重要的文章也没有。翻过来，我的观点是：思想的判断要讲品味，独裁者不可能没有品味，民主则不可能有。
独裁当然可能错，可能大错。学术的发展要有成就，要靠一个懂得取舍的独裁制度。综观西方有大成的大学，或学派，或大学内有大成的学系，我想不到有一个例子不是让独裁者判断思想的重要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