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宫台真司《亚文化神话解体》（1992） 序章
日本亚文化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明治末~1950年代】
大正时代：年轻人【不写青年文化，因为这里没有左翼色彩】文化与大众文化没有分离。这个时期的少年少女小说，都是主人公通过追求理想恢复秩序的故事。但实际上，主人公的理想，是大人对少年少女的期待。少年小说常常以疯狂科学家的发明、间谍的阴谋、外星人侵略等“破坏秩序”为开端，少年通过活跃在“强大、正直、光明”的理想中，恢复秩序。少女小说则以母亲的死、家族落没、生离死别、同学孤立等为开端，而少女通过坚持“纯洁、正直、美丽”的理想，恢复了秩序。
……但是，这种状况，与明治末年到大正时期确立的从家庭到世间【≈社会】、再到大日本帝国的“连续”的秩序对应。少年是日本男儿预备军，少女是贤妻良母预备军，他们各自的理想，都对应着对身体的规范。
二战前，这种与秩序对应的大众文化就是主流文化，少年少女文化都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还不是分化了的亚文化，而特定意义上的年轻人文化还没有成立。
总结一下，这里的大众文化，是规范性（贯彻理想）和时间性（从秩序被破坏到恢复秩序）的结合。
第二阶段【1950~1970年代】
到了20世纪50年代，反抗“大人”的年轻人形象出现了。“大人/年轻人”这对符号泛化。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1955）中，主人公喊出“你们TM的什么都不知道！”正是石原自身作为“年轻人”，将理想的焦点从“大人”的常识（世间【≈社会】）转向与之不同的幸福、友情、爱、性等等。这里首次出现了作为亚文化的“年轻人文化”。
这种动向，在1950年代的出租漫画中非常繁荣。大正时代的少年少女秩序衰退了，取而代之的是疏离家庭和世间的“年轻人”。读者更喜欢让人觉得“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模式。1960年前后，这个变化被《少年manga》《少年sunday》的剧画【写实风格的漫画】捕捉到，之后又经典化。
媒介的焦点，从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故事中获得“代理体验”，转向了根据“关系模型”解释世界，前者属于时间次元，后者属于空间次元。只是，这里关系的主语不是“我（私）”，而是“我们（我々）”。60年代的少女漫画主流从“母子”转向“学校”，少年小说和“seventeen”文学【怀疑是青春疼痛文学】，也开始写高中生的性、怀孕等等。在这里，人们关注的问题始终是“我们”=“年轻人”的幸福、爱、性。
虽然优先性从时间转向了空间，但规范性（理想）没有丧失。只是从追求世间共通价值的理想，转变为反对世间的理想。
比如，相对于父权制的现代家庭，这里更强调两性间自由平等的婚-恋观，或者强调性行为的恋爱-性观等等。对立的极端，是60年代后半叶的新左翼运动。它以存在主义和初期马克思的异化【日语中，异化和疏离是一个词】为理论基础，鼓励人们去确立与体制对立的“主体性”。
这种反对世间【≈社会】、反对“大人”的理念，与今天的内涵不同，它要求一个明星（star）作为行动的标准，来体现“年轻人”的“理想”。比如，石原裕次郎、Elvis Presley、詹姆斯·迪恩等等；在新左翼运动中，则是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等等，这些明星，比起“我”的明星，更是“我们”的明星。
少年少女文化的变化（年轻化+大正时期的性别观，使得男孩子更像男人，女孩子更像女人）
少女：从“纯洁、正直、美丽”变为“可爱”。可爱的出发点是“还是个孩子、但可以发生性行为了”。80年代的少女论将“可爱”和“性”隔离，就完全忽视了这个出发点。
少年：从“恢复秩序”转变为“完成人生课题”，重点转向“生存方式”。
在这个阶段，年轻人的概念，第一次有了与“大人”和世间【社会】相对的意思。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大人”，都把对面看做“敌人”，建构自己的内部。也可以说，“纷争的时代”，实际上是根据共通的符号，建构出的“统合的时代”。
第三阶段【1973~今（1992）】
随着以大学斗争失败为首【全共斗？】，以1973年的石油危机为尾的一系列事件，“大人/年轻人”这对互补的符号崩坏了。日本迎来了“褪色世代（しらけ世代）”【贯彻“三无主义”，無気力、無関心、無責任，是去政治化的一代人。这是70年代的褪色，在褪色中长大的一代，就是平成（1989）废宅】。这时，不再有“我们”，而是“我（私）”。人们不再关心大写的“爱是什么？”“幸福是什么？”，而去关心小写的“‘私’风格的爱”“‘私’ 风格的幸福”。
最初的表现是恐怖漫画。《背后的百太郎》（1972）、《恐怖新闻》（1973）。
将“私”风格经典化的是女性向作品。大岛弓子的少女漫画《在含羞草馆抓捕》（1973），将“被大人和同龄人疏远的我”主题化，使用了在对话框外，将人物的喃喃自语嵌入背景的独白手法，成为表达的核心。
紧接着，《Ribbon》召集的“少女气质”的作家们掀起风潮，以一种更加大众化的、肯定的方式对待“做自己”。他们虽然继承了大岛的独白手法，但是去掉了“否定周围”的反文化姿态，变得更加隐秘和自我满足。那个被周围抛弃，充满劣等感和不安的“废柴的我”，不再通过否定周围自我肯定，而是直接被肯定了。
“这就是我”，废柴主人公因此被直接肯定了。此时，“关系模型”从规范性的，转变为认知性的；而之前的“我们（我々）”，也转变为“我（私）”。
60年代的挫折在少年漫画中以别的形式表现出来。一种是，反社会的脉络衰落，向着拟剧论的方向纯化。比如，《我是铁兵》（1973）。主人公不再是脱离社会，为了“人生课题”而燃烧生命，只是为了“打败更强的敌人”。这个倾向，在《少年周刊jump》中，变成关于“友情·努力·胜利”的故事，一直存续着。
另一个倾向是恶搞，恶搞“完成人生命题”中确认自我的亚文化。如《搞怪刑事》（1973）。这是60年代反世间【社会】留下的残渣。这种杂耍到70年代后半，以戏仿的形式达到高潮。这种既反世间，又褪色的矛盾性最终是不安定的，到83年就结束了。而他们使用的、在细节上真实地构建一个荒谬的世界的手法，后来在白泉社系的作品和yaoi系的少女漫画中得到了继承。
第四阶段【1983年~今（1992）】
77年，随着《popeye》创刊、湘南game、southern all stars的登场，新人类的东西开始上升。在这个时期的少女漫画中，“性和舞台装置”作为“恋爱”的必要因素被积极地吸收进作品，加速了关系模式的复杂化。
此外，在1977年，otaku系也上升了，好几种otaku杂志陆续创刊，《宇宙战舰大和号》掀起的“大和热”也达到顶峰。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新人类系倾向于空间性（关系性），otaku系倾向于时间性（故事）的特征。
73~76年，还出现了混合新人类系与otaku系的形势，但是到了77年，新人类系和otaku系开始根据人际交往能力分化，otaku系的故事，开始变成“跟不上趟儿的人”的“救济密码”。
到了83年，从77年一直上升的新人类文化，出现了《不知怎么地、水晶》【注】《All Night Fuji》等的爆红。在这种爆红之下，新人类对人格类型的变体（leader/follower/退却……）有了更明确的意识。出现了萝莉控杂志开始有专门面向otaku的内容，少女杂志中开始有区分不同人格类型的现象。
83年的变化，在另一条otaku系脉络中也有反应。在这之前，otaku系非常单纯，只被视作60年代亚文化的残渣。从83年开始，otaku系作品产生了明确要做“otaku的东西”的意识。
这个变化在内容上也有反应。在此之前，是《宇宙战舰大和号》《机动战士高达》等作品，它们有典型的、对未来开放的时间性。但到了83年后，有了《超时空要塞》（1982）的“永远不会变的偶像故事”、《福星小子2 绮丽梦中人》（1984）的“永远持续的文化祭前夜”、《Akira》（1984）和85年前后的一系列重金属、PV中展示的“ 核战争后都市弃民们永不改变的生态”，《机动警察Patlabor》（1988）延续了这个系列，展示“到未来也不会改变的警察的日常”。
这些表象是在“已经终结的世界”中“永远不变的日常”，在抽象上则是终末论、默示录的时间观。这里的时间观以“象征”“圆环”为特征。表象上，它以萩尾望都的《银三角》描绘的圆环时间为先驱，另一边，在知识领域，与“历史终结”热、“自我言及”“决定不能”热共振。
这意味着什么呢？otaku系的作品，出发点显然是时间性，但是，这个时间性却走到了“圆环”“停滞”，时间性首次成为代替空间性（世界解释）的工具。这里的时间意识，与“关系性”（新人类的人际关系）中产生的“没落的眼神”相对，它基于“世界”与“我”的“简化的问题设定”，提供了一种宗教性的驯化。它是使“偶发的必然性”可以被接受的形式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它与80年代的“新新宗教热潮”有明显的共振。
【ok。宫台在这里已经摸到“世界系”的边儿了。1992年，连EVA都没有出场，却让宫台从otaku变化的时间观里看到我-世界的关系，和新新宗教连起来了。有点NB。】
【注：《水晶》的作者是田中康夫，作品以居住在东京的女大学生兼时装模特Yuri的生活为中心，描写了1980年当时的流行和风俗。这些专有名词包括只有在东京出生长大的相对富裕的年轻人才能理解的品牌、餐馆、学校和地名，每一个都包含了基于田中视角的442个精心设计的标注和分析，这些标注和分析引起了人们的热议。（via wiki）
这就很郭小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