跛足人

“好吧，你们要是真愿意干”，跛足人说，“得等很长时间，还得照看好砂浆。”

来农场的两个人没说话，点点头，又打手势，算是商量了。他们报了粉刷房子外墙的价格。跛足人觉得太贵，报了更低的数，说上次报价就这么多。来找工作的两人没说话，高个子提了提裤子。

“或者折中下”，跛足人说。

两人还是没说话，都摇头。

“那你们走吧”，跛足人说。

他们没走，好像不明白他的意思。这是策略，装作不懂，皱眉，假装迷惑。有时候，聊天表现得不知所措很有用。

“还想再加两件外套？”跛足人试探着问。

高个子说是的。他比同伴年纪大些，头发有些发白，白得太早了：两人都还年轻，二十多岁。

“折中下行吗？”，跛足人又提议。“加两件外套，分开给？”

年轻那个，圆月一般的圆脸，戴着金丝边眼镜，又报了个数。他低头盯着厨房地板上灰色的、开裂严重的旗子，等着答复。高个子的胳膊松散地挂在身体两侧，跟身子一样特别瘦，习惯性吸着牙。如果房子粉刷十九年了，他说，这价格本来就不值。十九年是他们听说的。

“你们是波兰人吗？”，跛足人问。

他们说是。有时会这么说，有时候不。取决于事先打听的消息，这地方有没有别的波兰人。他俩是兄弟，看起来不太像。不是波兰人。

黑猫在厨房走来走去，找虫和老鼠吃。偶尔还扑向柴火里掉出来的树皮或影子。粉刷要用十四天，年轻那个说，他们周日也干活；成本可以算出来了。成交。

“还有”，高个子搓了搓拇指和食指说，“付现金。”

也同意了。

***

玛蒂娜开得很慢，虽然她经常从卡拉格开回来。已经不止一次，老道奇车半路开不动了，她只能走着去柯帕特里克的修车厂求助。每次都是同一个修理工跟她说，这车已经淘汰四十年，太老了。但老道奇车是玛蒂娜财产的一部分，还是先忍忍。开慢点，好歹能到。

科斯蒂根选了两三块五花肉，没选熏脊背肉薄片，凑够半磅，他说，都收钱了。她没说什么；对科斯蒂根也没做什么。“来棚里看看”，他总是自言自语，她就跟他一起去棚子里挑冻猪排和鸡腿，她喜欢它们在冷冻室的样子，他的手在她身上摸来摸去。他不再邀请她去冷冻室，但后来每次她吃猪肉排或鸡腿时，总想起之前一起去的那些日子，付钱时他总不收，回到农场她就把钱藏在金箔盒子里。

她开车经过了十字路口的补锅匠，孩子们穿着破烂衣服跑来跑去，光着脚，头发很短。经常被道奇车噪音引过来的女人，冷冷地瞪着眼。车继续往前开，女人还站在那儿，成为汽车后视镜的一个静止影像。玛蒂娜问橱窗里电饭锅的价格，“4块5” ，男人报价。太离谱了，她心想。

玛蒂娜快五十岁了，越来越胖。她之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又没有很确定。早些年，漫不经心的婚姻破裂了，她无家可归。也没有孩子，虽然她很想要。那时起她就常常想，如果有孩子当作生活中心，也许会过得好些，哪怕要养活他们。

她开车穿过草地沼泽，一台博德纳牌（Bord na Móna）的机器拽着插条，紧紧夹住分离的挂车，让它保持原样。什么都没变，九个月了，插条还是那样。这地方没什么生机，她每次再来，都觉得还是上次见时的样子。

她在劳基尔掉头，大路被树影遮暗了。已经不记得路上最后一次见另一辆车是什么时候了。她根本没去想。也不重要。

***

两人开车走了，很高兴找到了工作，谈论着敲门时叫他俩进来的人。那会儿，他一直坐在壁炉旁椅子上，商量好价格后，他说去洗碗间拿瓶威士忌。他们听不懂，他不耐烦地比划，把拳头举到嘴边，头往后仰，拳头也跟着摆，直到他们听懂。

他很爱交际；他们注意到梳妆台上的玻璃酒杯，看着他把酒杯放到桌上。他们犹豫了下，其中一个拧开了瓶盖。

“听说过波兰”，他说。“天主教民族。为工作干杯！”

他举起酒杯，他们给他倒了更多威士忌。

他们走之前自己喝了更多。

***

“谁在那儿？”

玛蒂娜边把食品袋放在桌上边问。威士忌酒瓶在那儿，他够不着，酒瓶旁有两只空杯子，他自己的在手里，也空了。他伸出手，想让她再倒点酒。不会停的，她想；他会一直问，直到瓶子空了，然后问有没有没打开的，她会说没有，即使还有。

“有辆蓝色货车”，她说，给他倒了更多酒，没理由不给。

“我不知道什么颜色”，他说。

“有辆蓝色货车停在树林里”

“你拿到名单了吗？”

“拿到了”

他说有客人来过，换了新话题。

“那男孩不错，玛蒂娜。”

“谁？”她又问。

他想要名单和收据。用特制的铅笔头，划掉了她从包里拿出的东西。跟科斯蒂根打得火热的那段日子，她很享受这种欺骗。把数好数目的零钱放桌上，剩下的先藏衣服里，然后转移到楼上的金箔盒。

“波兰小伙子”，他说，“给我们刷外墙”。两件大衣，两星期刷完。

“你疯了？”

“挺好的天主教男孩，我们还喝了一杯。”

她问钱哪来的，他反过来问什么钱。这是他的习惯，也是她的习惯，凡是涉及钱的来源，她总用这种方式质疑：这话题一旦提起，就没完没了。

“都给他们什么了？”她问。

他假装耐心解释，只给了材料钱。要是干得不错，完工后再付剩下的。

玛蒂娜没回话，怒气冲冲地拉开梳妆台两个抽屉中的一个，摸到抽屉后面，掏出一捆欧元钞票，5元和10元分别用橡皮筋捆着，20元，50元，和单张100的。她立马知道了他付多少钱。还知道他会让油漆工来要钱，他自己不会。还知道他们看到了剩下的钱。

“他们为什么要刷房子？他们应该做的是找工作，自救”

他摇头。又说油漆工是很好的天主教男孩。语气中带着强烈的耐心，一再说两星期就能干完。他说，年轻的波兰男孩把技术带到爱尔兰，是全国的热门话题，这是天意。她不会注意他们那地方的事。

***

他们在卡拉格买了油漆，问哪种最适合刷墙。“砖石牌”，那人指着锡罐上的字说。“最外面，上砖石牌涂料”。

他们明白了。解释说预先得了买材料的钱，付了记的帐。

“波兰人，是吧？”那人问。

他们的历史不同寻常，出生在一个曾在卡林西亚山区的无国籍幸存者社区，自然语言是融合了其他十几种语言的方言，经常被当成吉普赛人。他们想起在无名之地流浪的童年，在帐篷里生活，在寂静的夜晚穿越边境线，不断找寻更好的地方。十三四岁就和家人们分开了，没有任何遗憾。那时起，生活就变成现在这样：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最好，争取需要的东西并拿到。不论在哪，都回避制度这个东西，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词；但知道意味着什么，也知道如果误入歧途，或接受它，无论多短暂，都会被剥夺自由。活下来是当下的目标，他们希望可以在某个地方开始不一样的生活。

他们买了刷子、油漆和白酒，因为那人说需要酒，还买了填料，那人强调说要用到砂浆：他们从来没刷过房子，也不知道砂浆是什么。

面包车撞得破破烂烂，淡蓝色车身补了些更深颜色的漆，没税，没保险，虽然挡风玻璃上经常有相关的贴条。他们睡在车里，身边有各种工具，马克杯、盘子、脸盆、平底锅、煎锅，还有食物。

哥哥用方言问愿不愿意省点汽油，开到他们正在盖的建筑废墟住。开车的弟弟点点头，他们就去了。

***

卧室里，玛蒂娜合上金箔盒盖，用橡皮筋绑好。她从衣柜镜子后面站起来，从上到下仔细端详了一遍自己，太不精致了，感觉很羞愧。身材不算太胖，但也不瘦，淡蓝色眼睛曾经很吸引人，现在一半都藏进肉褶了。第一次来农场时她才三十多岁，衣着外貌都很讲究。和科斯蒂根在店里单独待了几分钟，口红就被他粗鲁的拥抱弄脏了，她擦掉口红，穿好内衣。几年前，店里散发着一种混合了熏肉片、苍蝇喷雾和科斯蒂根用烤肉叉烤过的鸡的味道，这些气味从他的衣服传到她的上面。“哦，是店里的味儿，”厨房里有人问起她时，她总这么说，后来也懒得说了。

他们是远亲，十二年前他母亲去世了，第二年冬天他父亲去世，之后他们就一直住在这间农场。是另一个亲戚提议的，因为玛蒂娜就一个人，偶尔打个零工。如果她不来，她表姐——也是他们的表姐，就会被带去另一个家；她来农场也没什么损失，草场都分包出去了，每年收租，偶尔还有另一块地出售。玛蒂娜的残疾表姐，从出生就和他现在一样活动受限，这种情况在法律上对玛蒂娜很有吸引力：她迟早会继承剩下的东西。人们常以为他已经死了。在卡拉格是这样，从没来过农场的附近的人也这么认为；跟他们说话，就能感觉到。玛蒂娜自己没提过他，除非别人提：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变化，也没什么她能评论的。

她下楼时，他已经喝完威士忌睡着了，一直睡到被碗碟的哗啦声和煎炸饭菜声吵醒，她在准备六点的早餐。她喜欢让他按部就班，照吩咐做。她定了包扎伤口的闹钟，每天早晚都精确到分钟。她先把晚上产的鲜鸡蛋收好。摆好早餐桌子，把他从里屋带到厨房。趁他吃早饭的时间，铺好两张床，洗了碗碟。如果要去卡拉格，会两点一刻出发；养成了习惯。通常那时他已经睡着了，大多数时候他都睡着了，除非开始吵闹。能吵一整天。

“波兰人在这儿会很麻烦。”她提高了嗓门，锅里煮的猪肝要溢出来了。哪怕有最轻的声音——洗碗或做菜声，壶盖的响声——他都说听不见她说话。明明可以。

他说他听不到，她没理他。他说想再喝一杯，她还是没理。

“他们不会添一点儿麻烦的，”他说，“这样的小伙子。”

他说他们很干净，看看就知道了。还可以给她作伴。

“一个月又一个月，你几乎见不到别的什么人，玛蒂娜。当然，我知道，姑娘。我不是一直都知道吗?”

她把平底锅斜了斜，把第一个鸡蛋打到油里。她可以单手开鸡蛋，单手煎。他们每人吃两个。

“需要刷墙了”，他说。

她没回话。也没说他不会知道的；既然再也没办法把他弄出院子，他怎么知道呢？她已经很多年没这样做了。

“这对我有好处”，他说。“年份早的威士忌”。

她打开收音机，响起了旧时的音乐。

“太可怕了，”他说。

玛蒂娜还是没回话。她把变黑的猪肝从锅里捞出来，和鸡蛋一起盛在盘子里。把他拉到桌旁。他还想要威士忌，她说他喝得够多的了，厨房里就没再谈这个话题。

吃完饭，她把他扶到床上，一小时后，他开始大喊大叫，她赶紧过去。以为他做了噩梦，但他说腿疼。她给他吃阿斯匹林和威士忌，同时吃这两个就不疼了。“进来吧，让我暖和暖和，”他低声说，她说不行。她常常想，是不是他疼疯了，大脑受到攻击，像他身体里其他东西一样。

“为什么他们叫你玛蒂娜？”他问，还是很小声地。男人的名字，他说；为什么?

“我告诉过你。”

“你会告诉我很多事。”

“快睡觉吧。”

“草场租金拿到了吗？”

“快去睡觉。 ”

***

星期一雨下个不停，到了星期二才开始粉刷。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吹着柔和干燥的微风。油漆工们在卡拉格雇了两架梯子，花了一天时间把灰泥表面脱落的地方补上。

房子的女人，他们猜是跛足人的妻子，早上准备了苏打烤饼和茶，她问他们上午下午什么时间吃东西合适，他们指着哥哥的手表，说可以上午十一点和下午三点半。下午三点半，她准时给他们端来了饼干和茶。还聊了一会儿，告诉他们卡拉格哪里能买到想要的东西，问了些他们的情况。她看起来很累，但一直笑，对他们不理解的地方也很有耐心。她看着他们工作，他们问干得怎么样，她说和其他人一样好。到了晚上，灰泥修补工作做完了。

天气预报说周三有大雨，下午三点左右，西边吹来一股可怕的风。不能继续刷墙了，油漆工们坐在车里，希望快点转晴。早些时候，他们工作时，房子里争吵声越来越大，偶尔停一下，又继续吵。哥哥的英语好些，说是因为钱和土地吵的。 “养老金是我的”，跛足人反复说。“我来这儿不就为了多挣几先令吗?”养老金是争论焦点，它怎么被用到不该用的地方，跛足人如何得不到它。油漆工们没了兴趣，争吵还在继续，一个人从车里出来看天，还能听到。

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决定不等了，开车去卡拉格。他们在油漆店问这样的坏天气还要多久，店主说后面几天都不太好。他们把梯子还了，没办法用，又不想付租金。算是一次挫折吧，他们已经习惯了。在油漆店他们还听说，有个建筑工被开了，现在在几英里外一个室内的废弃磨坊改造厂当替换工。那工头也同意按天雇他们。

***

大雨影响了跛足人。雨一下，他就停不下来，她也被困在家里。讨论完养老金，他又开始说以她名字命名的圣徒。“告诉我”。他重复自己最常提的要求，如果是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她就不回答。可到了白天，他会甜言蜜语，每一分钟都比以前拖得更慢。

第二天早上他又问，油漆工们取下梯子就走了。她抖出炉边的碎渣，好让火旺起来。她跪在他面前，能感觉他在用惯常的方式审视她。说说圣徒吧，他说，你会好些的，会感到神圣的安慰。“告诉我”，他说。

她把烟灰盘拿到院子，走之前什么也没说。雨水浸湿了她的肩膀，落在脸和脖子上，淋湿了她的胳膊和灰黑色裙子，然后从两乳之间流下。

她回到厨房，如他所愿，告诉了他已经知道的：神圣的牛奶，没有血，流淌在圣罗马玛蒂娜体内，教皇乌尔班以她的荣誉建立了教堂，为她谱写了赞美诗，用于罗马的布雷维亚她的办公室，她死在剑下。

讲完后，他称赞了她，她站在他身后，不愿看他。她带进来的雨水滴落在地板破碎的旗子上。

***

油漆工们在磨坊改造厂干的时间比想象中长，即使天气好些了。给的钱更多了，而且听说会有更多的活儿；他们九天后才回农场。

他们很早就到了，压低声音，迅速工作，以弥补没来的几天，担心抱怨他们没早点回来。到了八点，前墙大部分地方都涂上了底漆。

这地方很安静，也一直如此，只有一缕缕的烟从烟囱冒出来，上次在这里工作一天半，他们记得这个场景。

道奇车就停在那儿，长度超出了所在的车棚，后面突出来，他们也记得这点。他们继续在房前忙活，听到院子里传来脚步声，期待着早上送来的茶，茶却并没有送来。下午，哥哥回货车里换刷子时，发现茶盘在引擎盖上，他把它端到放梯子的地方。

接下来的日子，这成了一种模式。收音机声和说话声并没有打破这地方的宁静。茶端上来时什么都没加，而且是不同的时间点，好像忘了十一点和三点半的约定。梯子搬到院子里后，托盘就放在房子旁的门挡处。

油漆工们偶尔会朝屋里看一眼，但不经常，会看到一个女人，感觉是和他们喝酒的那个跛足人的妻子，刷漆协议商量好后，那女人和他俩握过手。一开始，他们怀疑看到的这女人是不是另外的人，虽然穿着相似。他们谈论着这件事，对回来后的陌生感很迷惑，不知道在这个国家，这样突然的变化是不是司空见惯，是否经常能发现。

有一次，透过楼上一扇肮脏的玻璃窗，弟弟看到那女人蹲在梳妆台上，头枕着胳膊，像睡着了，或者在哭。她抬起头，他继续盯着她，好奇心已经无法抑制，她的眼睛也回望着他，没有转移目光。

同一天，油漆工们完工之前，刮厨房窗框的旧漆时，他们看到跛足人不在椅子周围，这才意识到，自从雨后回来，就没听到他的声音。

***

玛蒂娜洗了他们的杯子和茶托，茶匙上剩一点糖，被茶浸湿后浸入了碗里。她擦干茶托，把湿毛巾挂在餐具室绳子上。不愿去想，甚至不愿知道他们来了，已经来了。她不想看到他们，就像昨天一整天她都不愿看到的那样。她把杯子挂起来，碟子和其他的放一起，糖碗放在水槽下的碗柜里。

梯子在院子里啪嗒啪嗒响，她担心被偷，晚上把它藏起来了。她感觉油漆工们议论了自己，但没听到议论什么。他们几天前走的时候敲过后门，她没应。

她听着有没有脚步声再到门口，但没人来。她听到货车开走了。她听见鹅从多尔河上飞过：这是它们的时代了。有一次，货车落下什么东西回来了，她正在收晚上的鲜鸡蛋，就在地里等着货车开走。在厨房里，她看着梳妆台的钟，又等了一刻钟。然后她把前后门都打开了，像厨房的窗户一样，让空气进来。

***

他们在废墟自建的住处建好了。用了倒的石头和少数完好的木梁，还有一个没人要的门框。他们买了旧的镀锌铁皮做屋顶，在顶端做了大梁。不坏，他们互相说；知道其他地方更糟。

黑暗的晚上他们谈论起跛足人，关心——担心之前谈好的价——因为刷墙价之前是和跛足人定的，完工后女人很可能说她对之前的约定一无所知，他们要价太高了。他们怀疑跛足人是不是被带走了，是不是还在家。怀疑女人为什么还不是最开始的样子。

***

她把道奇车退到院子中间，打开右边后门，开着发动机，把鸡蛋托盘从屋里拿出来，一个接一个地放在地上，一切都像往常星期四那样。她想在那伙人来之前赶紧离开，赶紧锁上房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开着的车门。还没坐到驾驶座上，引擎直接熄火了。那辆蓝色面包车刚好出现了。

他们立刻走过来，戴眼镜的做着手势，一开始她听不懂，后来才明白他在说什么。一个后轮胎漏气了；他好像说要帮她打气。她说她知道；这很好。她担心会发生什么事：道奇车会让她失望的。但当她关掉点火装置，重新打开，并试着关掉熄火器时，引擎立刻发动了。

“早上好”。年纪大的那个个子太高，在车窗前弯下了腰。“早上好。”她放下车窗时，他又说了一遍，尽管她不想这么做。她能听到梯子升上去的声音。“对不起”，耽搁她的男人说，尽管他靠在车上，她还是让车慢慢开着。

“他在另一个房间，”她说。“一个对他更好的房间。”她没说要送鸡蛋，因为他们不会理解。她没说，没有冒险开走这辆旧车，他们也不会理解。

“他在那儿很安静"，她说。

她慢慢驶出院子，又把引擎熄火了。

***

油漆工们一直等到再也听不见汽车声。他们把梯子从楼上一个窗口搬到另一个窗口，直到把房子转了一圈。他们不说话，不时互相看一眼，就这样交流。之后他们点上烟。大约四分之三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们讨论了这个问题，算了算还剩下多少油漆，以及会得多少补偿。没开始工作。

弟弟离开院子，穿过入口，入口的门被自己的重量撑开了，铰链也已经脱落。哥哥留在那里，四处张望，打开棚屋的门，又关上，听着道奇车是不是回来了。他靠在梯子上，抽完了烟。

一开始多云，天空慢慢放晴了。弟弟从房子侧面走来时，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的眼镜上，从大门回来的时候，他把眼镜摘下来擦干净了。他穿过一片长满野草的菜地，来到了一个曾经是花园的地方查看，仅存的一朵花上用种子包做了标记，可以看出它的几排里面装着什么。回到院子，他尽可能地靠近房子的墙壁，每次走到窗前，他都把自己贴在灰泥墙面上，极其小心。楼下的房间和楼上的房间一样，没什么发现，他听了听，什么也没听见。没养狗。猫们毫无兴趣地看着他。

努力毫无结果，在院子里，他摇摇头表示不屑。他说，那边有块围场暴露在太阳下。他们坐在那儿，大口吃着不新鲜的三明治，每人喝一听百事可乐。

”跛足人死了“。哥哥轻声用英语说，每说一个字就点头表示肯定，好像要把意思说清楚，以防万一。

”那女人很可怕“。他也点点头。这些猜想既没有被反驳，也没有被评论。两人静静地躺在阳光下，穿过被人忽视的贫瘠的田野和花园。他们低头看了看孤零零的花坛，看了看标记空行的，颜色鲜艳的种子包，每小包都用棍子扎了孔。他们没说这是坟墓，也没评论从大门出来的一条笔直的宽阔小径上的野草，如何被粉碎和回收的。他们没有在泥土里伸出手指寻找种子，那里应该有种子，那里应该开过花。

”她没戴戒指“。哥哥耸耸肩，把这个细节置之脑后，不再感兴趣，现在无关紧要了。

他们又听了听那辆汽车不可靠的引擎发出的嘎嚓声，但还是听不见。粉刷需要松一下窗框的窗户，他俩现在都可以进入房子。但没进去，像昨天一样，还有今天早上。相反，没有任何讨论，又开始粉刷了。

他们没有受到打扰，一直工作到天亮。

”她明天会来“，哥哥说。”她会找回勇气，知道我们不是威胁“。

回住所的路上，在货车里，他们又谈论起那个不像从前的女人和不在那里的男人。他们猜测，猜想，推测。他们煮了食物，吃起来很不舒服，虚幻的碎片是夜晚的形状。无论不耐烦还是愤怒，都不允许一个等了太久的女人再等一次，直到独自一人：他们充分体会到了其中的道理。他们慢吞吞抽着烟，直觉指引着他们。 这女人的历史不是他们能了解的，尽管他们现在是历史的一部分了。境遇使他们变成这样，就像她的境遇使她变成现在这样一样。她握着鞭子，因为它就在那里等着她去抓住 。她会确保养老金照常发放。没人会想念跛足人，没人会来这个孤独的地方。明天女人会支付粉刷房子的费用。明天他们将继续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