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建构的“儿童”与作为社会问题的“童年” | 儿童节荐书
1982年，当尼尔·波兹曼宣告着童年的消逝时，他也许无法想象，四十年后的童年不但没有消逝，反而正前所未有地成为了一种核心问题。
围绕着儿童所产生的投入、期望以及焦虑、迷茫甚至困境，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超过今天。尽管世界的秩序和权力仍掌握在成人手中，儿童却似乎成为了那个肉身化的上帝：年轻人在生育门前重新思考和处理情感与家庭的安置，已为父母者负载沉重的育儿成本面对着“鸡”与“佛”的无尽纠结，教育者行走在成绩与素质之间的钢丝上还得小心翼翼地顾虑着愈发敏感脆弱的心灵，社会则在由之引发的公平正义上不断经受着拷问。而当所有的焦点持续汇聚，最困于其中的终究还是儿童本身。
因此在儿童节这一天，我们希望能用阅读的方式来对这一时代命题做出些许不完整的回应，比如重新理解儿童与童年、重新认识育儿成本与教育焦虑、重新思考教育与阶层以及重新看待幼小的道德与心灵，以经此共同探寻有关美好、快乐、健康童年的可能。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那些期冀于获知指南和秘籍的读者而言，这绝对是一个失望的推荐。我们固执地相信，所谓实用性的方法并不具有真正的普适性，而且仅仅将问题简化为技术并抛向个体，无视历史的根本逻辑与现实结构的缺陷，本质上只是逃避和犬儒。
此外，在这份推荐中，“儿童”的范围有时会看似远远超出享受今天这个节日的人群年龄。但事实上，无论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儿童保护法》皆依然规定：18岁以下的任何人都是儿童。
在真正进入有关教育的阅读之前，有必要先重新理解一下“儿童”或者“童年”。
开创性著作《儿童的世纪》，第一次将“儿童”纳入到历史学的视野中。在菲力浦·阿利埃斯的研究中，“儿童”其实是一个相当晚近的观念。17世纪之前，“儿童”没有被视为特殊的一类人或人生阶段，他们与成人之间不会被区别对待；17世纪后，小孩才逐渐不被视为缩小尺寸的成人；到18世纪，现代意义上的童年概念正式出现，儿童成为了家庭的重要份子，需要得到保护与改造。而随着家庭与外界的界线越来越清晰，家庭成员之间（尤其是父母与孩子之间）形成了带有强烈排他性的情感，家庭所有能量都用于帮助儿童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于是“儿童先于家庭”。
不过，阿利埃斯所谈论的“儿童”，只是基于欧洲历史的考察，并不一定符合不同文化和社会状态下的中国的实际情况。台湾学者熊秉真的《童年忆往》便勾勒了一幅属于中国人的童年地图。她指出，传统中国对成人/儿童的构想，并不以机械性年龄作划分标准，而将二者视为一种连绵状态，社会与文化对儿童的关注早在与西方接触交汇之前就自有其长远之渊源。特别是宋元以后，中国社会对儿童的关注持续上升，抚幼与训蒙日益成为社会及文化关注的新焦点。但同时，传统中国不认为童年阶段本身具有特别的意义，儿童的存在是为了变成大人，因此其教育也就带有强烈的功能论特质和道德色彩。
无论中西之于“儿童”或“童年”的发掘与处理存在怎样的差别，却在事实上揭示出了同一真相——“儿童”或者“童年”并非自然概念，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正因如此，与其相关的问题归根结底属于社会性问题，只从个体去谈论或者单纯用所谓的特定视角来看待，无异于舍本逐末。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恐育，已经生育的人亦有许多不愿再生二胎，各种原因虽不一而足；育儿成本的不断增加，无疑是共同面对的现实。当压力之下的生活疲惫不堪时，很多人不禁感叹：为什么孩子变得越来越贵了？
美国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的《给无价的孩子定价》，或许刚好解答了这个问题。她发现，从18世纪到20世纪，儿童的社会价值发生了一个从有价到无价的变化。在19世纪中期以前，儿童被视为家庭中重要的劳动力；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大量童工岗位的设置使儿童也成为了家庭收入的一大来源。但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劳动力的要求随之提高，于是从中产阶级开始，家庭对孩子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教育之上。自此，儿童不但在经济上趋向“无用”，反而受到家庭的经济供养和保护。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种观念更是在下层阶级中被普遍接受。
与此同时，儿童的情感价值不断上升，尽管整个世界愈发的商业化，儿童却变得越来越神圣。吊诡的是，在这种神圣化的政治正确之下， “无用”的孩子却在价格上超过了此前“有用”的孩子。儿童保险、意外死亡的赔偿以及领养与黑市买卖，使道义上的“无价性”在市场机制的重重包围中穿越而出，形成了一个非经济常规的市场。情感价值最终被货币规则所绑定，无价的孩子成了越来越贵的奢侈品。
由是，当为情感价值付出的经济价格大于情感需求时，对生育的畏惧也就不难理解了。或许，我们到了一个应该重新思考“儿童价值”和“儿童角色”的时刻了。就像我们正在把男孩和女孩从传统的性别模式中解放出来一样，“儿童”本身也需要从近代概念中解放出来——何况这种概念本来就是人为构建的。“儿童”究竟是什么，包含着一个社会的理性情感认知与价值期待，最终将决定成人如何对待孩子、如何建立彼此之间的良性关系。而眼下更重要的，还在于社会对市场的必要干预，避免市场以孩子之名满足永无止境的逐利本性。
作为当下的一种教育状态，我们并不缺少对“鸡娃”的书写与讨论。这些声音大多只是感慨与同情，并且包含着自身的宣泄、彷徨和恐惧，至多不过指向中产的困境和焦虑而已。我们也有困惑，也有思索；不过，常常迟滞的中国学界，似乎还未能将这一冒着热气的新鲜课题纳入学术范畴，于是思想或理论的解释在最需要它出场的时候缺席了。
美国的两位学者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或许为我们补上了这个空缺。从更大的视域里，他们发现上世纪70年代之后，全球范围内的育儿时间都在增长，育儿方式越来越趋于密集。但同时，育儿差距也越来越大，例如中美英的父母更加“鸡血”，北欧的父母则通常“佛系”，又如德日的父母更重视独立性和想象力，法西的父母更强调服从。以往，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差异普遍被认为是教育模式的决定性因素；而在两位学者的研究中，这一因素虽然存在，经济激励与约束却更能够解释父母们的行为：收入差距越大的社会，父母越倾向于“鸡娃”；教育回报率越高，父母也会越倾向于“鸡娃”。
此外，在两位学者的研究中，还有两个颇有意思的地方值得玩味：尽管中国父母热衷于密集教养，却未被归属于专断型家长，因为专断型追求的是顺从，中国父母更在意的实际上是勤奋；而中美同样的育儿焦虑，也给国人习惯性的“向美看齐”添上了一个可堪商榷的问号——至少在平等和幸福感上，美国并不是一个多好的参照。
美国的教育与不平等，在这本经典的《不平等的童年》中被揭示和被剖析得更为详尽。
作者通过对中产家庭、工人阶级家庭、贫困家庭三类样本的调查，发现了“协作培养”和“自然成就”两种教育模式。其实，这两种模式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比如协作培养的中产阶级少年拥有更好的口头表达能力，却也会过早的老练、世故、难以被感动，自然成就的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更活泼更童真，但会在与家庭之外的交流中表现出局促和不自在。模式的不同，只是源于家长局限于自身阶级之内的不同意识与经济、文化资本的差异。
然而，美国社会主流价值的评价却常常贬低后者，而且学校等社会核心机构也推崇着协作培养的方式。于是，在这种体系下，协作培养在成长过程中更有资本变成社会利润，阶级便在有意无意中完成了“文化资本传递”式的下一代复制与再生产，通过个人奋斗实现梦想的美国梦，也就由此变得像一个美好的谎言。
今天的中国，在自然成就下长大的一代父母，正开始以协作培养的方式进行着下一代的教育。值得警惕的是，我们的社会价值也在越来越向这种模式倾斜，倘若这一点没有人去在意的话，我们的未来必然会更加固化，所谓“读书改变命运”不会再是一种信念和有效的社会流动机制，而只是永远留在历史里的一句过期口号。
无论是安妮特·拉鲁亦或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的研究，还是皮埃尔·布尔迪厄、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迈克尔·W·阿普尔相近的教育再生产的解释体系，受教育者都处在某种被动状态中，他们不曾选择也无从逃离，似乎当真是“命中注定”。保罗·威利斯则尝试给出了一条更具主观能动性的解释路径：工人阶级的子弟之所以继承父业，不仅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再生产的结果，更是他们对学校主流文化做出反叛的结果。
这些被称作“家伙们”的反学校文化的“英雄”，并非完全等同于工人阶级后代。事实上，有一部分工人阶级子弟是渴望通过读书实现阶级跃升的，但在“家伙们”眼中，他们和那些中产乖孩子一样，都是一群“书呆子”“娘娘腔”——因为他们是学校制度的遵循者。“家伙们”要做的就是反抗这些制度，他们排斥学习、嘲弄权威、骂街打架、喝酒抽烟、奇装异服、勾搭女孩……一切彰显“男子气概”的事情，都是他们乐于去做的。这种反学校文化与工厂里的车间文化高度相似，而最终这些“家伙们”也确实接过了父辈手里的工具，成为了一名工人。
英国的这些少年，丝毫不会令我们感觉陌生。每个人的童年里，身边都会有一些所谓“差生”，其面貌别无二致。我们从不缺少对“好学生”的关注，也不曾疏忽对“中等生”的观察，却鲜少去体会和理解“差生”的内心与深层逻辑，事实上并非所有的青春叛逆都只是不谙世事，杀马特和非主流也绝不只是一个笑话。尤其当今天的学生家庭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包括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子女、流动人口子女与土著子女共处一校，而学校仍是自上而下的文化生产和意义形成的场所，如果还是以简单的懂事与否、上进与否来看待那些“坏孩子”，有时不仅冤枉了那些孩子，也丢掉了教育应该去寻求的平等公正和有效出路。
尽管一系列遵循着“教育再生产”视角的研究中，没有全然忽视那些经由教育发生了阶层流动的个案，却并未给予更多的挖掘和更具架构的解释。同样，在中国的语境中，“寒门贵子”因其负载的苦难叙事和正义效用也不缺乏书写，却往往在人之常情与价值宣导的终点处，止步于朝向多重复杂面相的持续探寻。在这个意义上，去年开始走红的“小镇做题家”，无疑有着极其难得的价值。
青年学者程猛的这本《“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可以视作对“小镇做题家”的一次理论叙述——尽管在时序和源起上，二者并没有直接联系。作者以“底层文化资本”来概括发生在农家子弟身上的“阶层突破中的文化生产”，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和学校化的心性品质共同促成了其考入精英大学、实现梦想的结果。但这种底层文化资本是一柄双刃剑，先赋性动力经常伴随着极大的后坐力，道德化思维潜伏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学校化的心性品质则高度依赖及时激励的制度情境和强有力的公共教育体系。这些“文化生产的暗面”始终隐秘存在，并在进入大学、城市之后愈发凸显为以农村出身为中心的复杂情感结构、情感表达压抑中的复杂家庭关系、自我价值的迷失和文化情感定向的失调。
即使当前现实的确正呈现出“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某种趋势，然而在可见的一段时期内，这种基于“底层文化资本”的文化生产还会具备一定的有效性。我们当然希望每一个“读书的料”都能改变命运，但若只能以成为“小镇做题家”为代价，就仍然算不上教育的胜利。
中国人历来信奉“养不教，父之过”的教育观，然而就像每个孩子都不是遵从着音韵和语法学会开口说话一样，教育在很多时候并非路径明晰的传授与习得。儿童不是被动着等待被填充的白纸，他们有自己的感知和理解，并由此搭建起自我的行为习惯和价值判断。
道德的养成，也是如此。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它不是全然由外而内地输入进孩子们的头脑里，尤其当外部世界的道德规范充满张力甚至冲突，成人自己也在道德标准与社会现实之间陷入困惑时，孩子会通过观察和反馈进行自我选择、调节、表达和压抑，从而完成道德的自我塑造。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人类学和心理学学者许晶，通过对一所幼儿园120名儿童的田野调查，研究了在儿童与育儿者、儿童世界文化和成人世界文化的张力之间儿童的道德发展是如何形成的。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成年人在儿童道德教育教育中扮演着怎样角色，也能够窥见那些隐秘的儿童世界与内心。
每一棵树苗，无论经过多少次施肥、修剪和矫正，真正实现生长的永远只是树苗本身，而不是园丁。孩子亦然。
2020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24.6%的青少年抑郁，其中重度抑郁的比例为7.4%，中国孩子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然而，从另一个维度看，中国孩子又似乎越来越好战，从爆吧行动到AO3事件再到各种以宏大情感和正义为名的集体围攻，虚拟世界里的互联网一代以各种圈层确认着自我和归属，并通过对其他圈层的打击来消除自己的不安。
年轻人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时代也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但原来这并非中国独自面对的问题，美国年轻人其实也呈现着高度雷同的面相。学者格雷格和乔纳森在《娇惯的美国心灵》一书中，便揭示了这一正在展露的美国现状。中文版出版时，题目去掉了“美国”二字，或许正是对共通性的一种巧妙回应。
而通过两位学者的研究，安全主义、情感推理还有二元对立是造成这些年轻心灵如此的根源，这背后有父母和教育管理者的责任，也有着政治极端化、学校公司化、互联网助推等社会性因素，但殊途共归处都指向过度保护。当成长失去了应有的重负，只剩下舒适和愉悦，只能换来更加脆弱的意志、更加封闭的智识和更加独尊的自我。
因为爱得太多，所以适得其反。
